2009年2月4日上午，山西太原阳曲县凌井店乡安塘村村民用红布摆出一个3600平方米的"福"字，来表达对新一年的美好期盼。

　　将"福"字拆开，左边的"示"字，本意是"把事物摆出来使人知道"，这里有"祝愿"的意思；"福"字的右半部分是"一，口，田"，祖先在造字之时，原意是"人人有田耕"，因为当时处于农耕时代。历史发展到现在，就是"人人有活干"，也即现代的"福"。

　　就业是"福"。而偌大一个"福"字，就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民生必答题"。

　　改革开放的30年间，中国的富裕速度和富裕程度，让一些西方观察家瞠目结舌：2006年世界知名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一份报告中预测，到2025年中国的居民消费额将超过27万亿人民币，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消费国；2007年，中国国内有9个省市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元，而广东、江苏、山东的GDP已超过2万一元，可同丹麦、奥地利和希腊媲美；2008年，拔地而起的高楼、川流不息的车流、沸腾喧嚣的建筑工地、富丽堂皇的购物中心……构成了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奇观"。

　　然而这幅盛世图景中，除了浓墨重彩，也有一些笔墨显得那么暗淡。

　　法国《解放日报》北京分社社长彼埃尔·阿斯基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地区差异，让他表现出少有的困惑和无奈：他试图向一个远在巴黎的朋友解释中国，但对他而言，这确实是个巨大的挑战。如果只看到城市里拔地而起的高楼，飞速奔驰的磁悬浮列车，或者杨利伟壮观的太空之旅，他的巴黎朋友会认为整个中国都活在后现代的21世纪文明之中；如果将目光投向城市里下岗失业的家庭，或者渴望上学的农村孩子，或者农村残缺的医疗保健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朋友会想象中国仍然存在于旅游商店里的黑白明信片之中；但是它们就像一个镜子的两面，真实地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国家。

　　尽管30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把近2.3亿人拉到了温饱线以上，但目前仍然有1479万人，在及其恶劣的自然居住环境中等待救助。在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785元的绝对贫困人口还有很多。然而，需要保障的绝不仅仅是这些穷乡僻壤，2009年，北京城镇失业率创10年最高，人数多达11万人；在上海，丧失劳动力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9%……城市的低保户中有1/3是失业或下岗所致；农村贫困户中有60%因为生病一夜返贫。

　　《礼记·礼运篇》云："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少有所依，老有所养，究竟是未来世界的蓝图，还是世外桃源的清梦？谁来承载庞大的就业人群？谁为中国人的健康买单？谁能保障人民的幸福指数？

　　社保之路

　　国盛在民生

　　2008年春节，江苏省邳州市55岁的下岗职工刘建国到市邮政局中心门市，领了一个月的养老金。养老金钱虽然不多，但他很知足，拿他的话说，"春节可以过得更舒服一些了"。

　　几年前，企业改制，修理工刘建国下岗了。年过半百的人了，他的工作不好找，看过大门，做过保洁，甚至卖过水果、煎饼，现在他每天的工作是在菜市场卖菜。不再是在大街小巷四处躲避城管的小商小贩，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吆喝一斤白菜多少钱了。菜市场的摊位是社区的居委会帮着争取的，还少交了部分摊位钱，他心里一直记着居委会对他的好。起早贪黑，挣的钱不多，也够花了。

　　如果有一天运气好，菜早早卖完了，他也不想回家，就骑着三轮车在城市四周溜上几圈。他不想回家，是因为家里太挤了。刘建国刚刚有了孙子，谈到他的孙子，刘建国变得眉飞色舞起来。他，老婆，儿子，儿媳以及孙子，一家五口挤在不到30平米的狭小房子里，生活有诸多不便，刘建国觉得透不过气来。

　　提及住房，健谈的刘建国沉默下来，重重地吸一口烟，"儿子一直想有自己的房子，可是儿子每天跑出租，很累也攒不下钱，儿媳没有工作，老伴和儿媳在家照看孩子。我也挣得不多，房价又高，买不起啊！"

　　有了养老保险，工作也有了着落，可以尽享天伦之乐，而在刘建国一家看来近乎天价的房子，却让他们的幸福生活多了几分不和谐。刘建国一家简单幸福而又略带苦涩的生活，是中国民生的缩影，也折射出中国社会保障的进步和不足。

　　民生，意为人民的生计，带有强烈的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话语语境中渗透着大众情怀。

　　民生问题一直与国家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自古以来，中国就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从孔子"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之说，到孟子"保民而王""民贵君轻"之论，形成了儒家以民为本、实行仁政的思想传统。以及《管子o霸业》指出"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左传o庄公三十三年》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等理念，都说明古代先贤无不把改善民生视为经世治国的最高境界。

　　任何时候，任何国家，民生问题都是第一大问题。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保证人民的幸福生活。如果无法处理好民生与发展的关系，只追求GDP的不断攀升，而未改善民生，就会出现发展异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取得超常规发展，中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化往往会产生阵痛，各种社会问题也随之滋生，如贫富分化。经济繁荣期，很多社会问题被发展惯性所掩盖。一旦经济发展缓慢或者遇到金融危机等困难时期，先前藏匿在繁荣背后的各种问题就会浮出水面，直接威胁中国的稳定根基。只有保住民生，让老百姓有钱可花、敢花，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同时，还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还能拉动内需，避免产能过剩等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关注民生，就是强调以民为本。"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管仲的民本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自汉代起，老人从65岁起就由国家供养粮食，养老有了保障；时至宋朝，官办"居养院"、"福田院"几乎包办了贫苦百姓从生到死的一切所需，而范仲淹的"义田"、朱熹的"社仓"、刘宰的"粥局"，则成为民间慈善的典范。明清之年，商人们的同业互助，更是失业救济的雏形。

　　在今天,民生意味着：劳有所就、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其所。

　　2007年，在胡锦涛总书记所作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需要转化为国民福利，我们拥有雄厚的实力建立一个水平适度、覆盖全民的社保体系。

　　越是经济困难的时刻，越要关注民生。金融危机肆虐，越是改善民生的契机。在这一刻，我们对民生的关注应更加深入与和有力。
　　谁是保护神：从单位到社会

　　回忆起下岗之前的日子，刘建国眉宇间仍透出几分依恋，"那时的日子真滋润啊。单位给分了房子，虽然不大，但毕竟也是自己的小窝。看病单位报销，孩子上学单位也包了，平常还能看看单位组织的电影。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大米、白面、食用油以及鱼肉，什么都发。尤其让我们羡慕的是单位的退休职工，工资比我们还高。没想到，我们的未来没有退休，只有下岗。"

　　有一首80年代流传的歌：幸福在哪里？它在辛勤的劳动中，它在晶莹的汗水里。这首歌反映的是劳动后，人们享受自己劳动成果时的幸福之情，也体现在人们在就业时劳动的愉快心情。但自从就业格局发生变化后，我们发现，辛勤劳动也不一定会浇开幸福的花朵。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和"铁饭碗"被打破，社会保障也在发生变迁。

　　1951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以适应工业化为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颁布，拉开了新中国社会保障的序幕，企业开始为职工负担医疗、工伤、生育、退休养老等保险。当时，中国实施的是国家-单位的保障体系。

　　一张张被各种补贴拉得长长的工资单，免交学费甚至还给予补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夹带着粮油布匹定量供应凭证的户口本……都记录着那个时代的集体喜悦。

　　当时，中国人也呈现着独特的生活景观：职工食堂旁建起了医院和澡堂，宿舍楼旁盖起了幼儿园和子弟学校，企业除了承担职工的退休养老，还要建专门的文化宫、电影院丰富工人及家属的文化生活。

　　刘建国在回忆大锅饭时代的种种美好时，遗漏了几个问题：尽管单位给他提供了很多福利，但他的工资并不高，只能保证基本的生活，他甚至拿不出多余的钱添置几件高档的家具；他所在的修理厂改制前夕，刘建国发到手的工资越来越少，福利也削减了不少，厂长给出的理由是，"厂子经济困难"；刘建国的同事大张，早已烦透了在工厂"有活就干，没活就侃大山"的懒散生活。他想辞职，但又担心辞职后养老、医疗、住房都没有保障，只能作罢。

　　国家-单位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劳动者可以在不必缴纳社会保障费用的前提下享受社会保障，但这也大大增加了企业负担。据统计，当时国有企业用于福利设施的资产约占企业总资产的20%，支付离退休和冗员职工的养老金与失业保险约占资产的20%。这种特殊的保障方式，形成了高积累、低消费、高就业、低工资的局面，给企业造成过高负担，也削弱了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导致企业机制僵化。当市场的潮水涌来，负担过重的企业，由于负担过重而被淘汰。员工的社会保障系企业一条线上，一旦他们失去了企业的庇护，他们的社会保障将会断层，改革国家-单位社会保障体系势在必行。

　　1986年开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变革时代。"七五"计划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这一概念，而且单独设章节阐释了社保的改革与社会化问题。这一年，国务院还颁布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前者明确用合同取代"铁饭碗"，工人的退休养老实行社会统筹；后者具有创新意义，虽然当时没有成为真正有效的失业保险制度，但真正目的的确是为满足企业破产和职工失去工作时对失业生活保障的需要。同时，劳动人事部也颁发了一个规定，强调外资企业必须缴纳中方职工退休养老基金和待业保险基金，这实际上已经消除了社保单位化的烙印。所有这些变化都预示着国家-单位保障制已经走到了尽头。

　　1998年，这对于中国社保制度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成立，社会保险开始有了统一的管理部门。社保制度也从这一年开始，由被动的配套转为基本的社会制度，独立于经济制度之外。

　　社保变革首先提出"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即确保离退休人员按时领到养老金，确保下岗职工按时领到生活保障金，三条保障线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就业制度也从政府"统包统配"，转向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从"企业保障"转向社会保障，对于我国就业和社会保障事业来讲，这是一个制度转变的30年。

　　此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成立，社会保障有了统一的管理部门。养老保险负责农村、人事部负责机关事业单位，劳动部负责企业、铁路、邮政等11各行业，并且各自进行行业统筹的局面发生改观，管理体制由混乱复杂走向统一协调。2008年的机构改革又将人事部与社会保障部合并新组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06年，中国政府勇敢地向全世界宣布，要在2020年建立起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而此时，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化保障体系，才刚刚建立了20年。
　　社保成绩单

　　北京市宣武区刘师傅曾是一名司机，下岗后一直找不到工作。2008年6月，在街道社保所的帮助下，他与一家酒店签订劳动合同，成为酒店代客泊车司机。工资1500元，有五险一金，还有饭补。

　　浙江七十多岁的林老太太参加了医保，她怎么也没想到，像她这样没有工作的人也能报销医药费；

　　2007年，重庆大渡口区92岁老太邓部银，从区委书记手中领到了第一笔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她成为全国购买养老保险年龄最大的人；

　　安徽农民工王孝义在当地一家五金企业做工，进城返乡有大巴接送，工资、劳保也有了合同保障。

　　社会保障的变革，带给人们的不是轰轰烈烈的视觉冲击，而是事关吃、穿、住、行等有关幸福生活细节的改变。

　　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初步完成了制度转型。在制度主体上，实现了从"企业保障"向社会保障的转变。

　　在社会保障方面，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并初步完成了制度转型：

　　在制度主体上，实现了从"企业保障"到社会保障的转变。国有企业压力过重，是制约其发展的一大元素，而保障方面的压力最重。保障主体由企业转向社会，减轻了企业压力，降低了个人或部门的风险，还能够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将基金类的社会保障基金用于社会生产建设。

　　在制度模式上，创造性建立了"统账结合"的制度模式，在资金筹集方面，从国家单一责任转变为国家、企业和个人的三方责任共担。所谓统账结合，是我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一种新型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指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种模式，既吸收了传统型养老保险制度的优点，还借鉴了个人账户模式的长处；既体现了传统意义上社会保险的社会互济、分散风险、保障性强的特点，又强调了职工的自我保障意识和激励机制。

　　在保障层次上，建立了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社会保障需求。

　　其次，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扩大，待遇水平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截至2007年底，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0137万人、22311万人、11645万人、12173万人和7775万人；

　　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从1998年到2007年年均增长23．5％，总支出年均增长19．1％；

　　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由1998年的月人均300多元提高到2007年的925元；国务院已决定从2008年开始，再连续三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各地还根据物价变动和基金结余情况，提高了失业保险金和工伤保险待遇标准。

　　再次，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减轻了用人单位的社会事务负担。截止2008年底，全国已经建立7400多个社会保险经办服务机构，城市街道一级建立劳动保障事务所10500多个，乡镇建立劳动保障事务所21700多个，聘用专门人员开展劳动保障工作社区57800多个。

　　目前，全国72%的企业退休人员纳入街道社区管理服务。按照国家信息化建设的统一规划，还启动了"金保工程"建设，依托社会保险经办服务机构和街道社区社会保障工作平台，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的信息化管理水平，初步实现了各项社会保障待遇的社会化发放。

　　从就业、医疗到养老……社会保障的网越撒越大，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社会保障的庇佑中。
你的社保有用吗

　　工作，还找得着吗

　　东莞的台资一家家的撤离

　　……

　　多少人失业 多少收入减少

　　多少楼房断供 多少企业裁员

　　很多人在撤离深圳

　　真的很多人想在春节回家 明年不再回来

　　奉劝各位 春节来临 防抢 防盗 防下岗

　　今天是24节气之中的霜降，老板刚刚通知了：公司要注销。广东话就是"执笠"。天气转凉了，心情也变冷了。没想到金融危机波及得这么快，都影响到我这样一个普通老百姓了。昨天电视上说，现在有七成的公司不打算招新员工了，有八成的人暂时不打算跳槽了，09年毕业生（今年底找工作)有590万，加上未就业的往届毕业生有90万，总共有600万人在挣扎。我是其中一个不幸者。我将成为第一个离开深圳的人。

　　麻烦最后一个离开深圳的人，把灯关掉……

　　2008年，在网上有一篇名为《最后一个离开深圳的人，把灯关掉》流传甚广，道出很多被裁者的心声。

　　2008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席卷全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下，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一些地区、领域，经济危机之势开始崭露头角并有愈演愈烈，在黑云压顶时，公司裁员、招聘需求锐减，每一个行动都在考验着劳动力市场的承受能力。白领失业，农民工失业，大学生就业难……与就业有关的黑色消息接踵而来。在中国，正上演着最残酷的就业战争。

　　刚刚走出象牙塔的大学生们，天之骄子的自豪早已在数次的求职挫败中褪尽。"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贴身肉搏"这些与竞争激烈有关的词语，可以一股脑用在大学生就业上。

　　从招聘会的火爆场景，大学生就业难可见一斑：

　　2009年2月开始。吉林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招聘会上,8万求职者涌动在600多个展位之间,竞争1.3万个岗位；

　　四川省人才招聘会在沙湾成都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5万人进厂，竞争1万个岗位；

　　湖北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招聘会在武汉市建八广场举办，10万人进场，竟聘3万个岗位；

　　浙江最大的一场招聘会在杭州和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2.6万个工作岗位，12万人进场竞聘；

　　重庆人才招聘会在陈家坪展览中心举办，2万个工作岗位，11万人进场；

　　北京人才招聘会在国际展览中心开幕，1万个工作岗位，进场8万人。

　　就业，是2009年每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关键词。2009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10万人，比2008年增加52万人。610万大学毕业生，平均每个学生求职申请15份计算，应届大学毕业生发出超过了9000万份的求职申请。

　　就在大学毕业生面对巨大就业压力的时候，另外一支大军也在涌动。

　　2009年2月，国家统计局对四川、河南、安徽、湖北、湖南五个劳动力大省进行了快速调查，得出的数据是提前回流的农民工占整个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7%。

　　天还蒙蒙亮，农民工蔡振兴就出门了，打算到北京六里桥地下劳务市场去碰碰运气。2008年下半年，他到北京的建筑工地打短工。以前一个月能干20多天，除去基本花销，还能攒八九百。09年春节之后，这里的雇主就越来越少了。为了能揽到活，他一天到晚都在这里蹲点，但还是没有雇主问津。一个月过去了，他带来的几百块钱快花光了。为了省钱，以前他一天吃两饭，现在改成一顿了。烟更是奢侈品，想都不敢想了。如果再找不到活，他就打算卷铺盖回家了。

　　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不匹配以及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导致就业成为中国最残酷的战争。

　　按照一般的经济学观点，经济增长带来的是就业增长，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表现为"高经济增长、低就业增长"的特点，却是我们面对的国情：

　　"八五"期间GDP年均增长8.6％ ，就业年增长1.4%；

　　"九五"期间GDP年均增长8.6％，就业年均增长1.2％；

　　"十五"期间GDP年均增长9.5％，就业年均增长1.1％，年均增加就业人数比"九五"时期少56万人。

　　从"九五"到"十五"，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由94万人减少到80万人。

　　由于中国国情的复杂，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并不像统计数据反映的那么简单。实际上，在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是双重关系。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一部分代价是，原有的大量无效和低效的正规或第一产业就业岗位的摧毁，具体表现为城镇国有集体企业就业数量的大幅减少，以及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的降低和就业人数的减少。

　　而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转移，经济增长创造的相当一部分就业岗位由农村转移劳动力占有，目前，在城里的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这种"平移"的就业方式并不完全纳入城镇就业规模统计。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断提高，经济质量的提高，带动了大量有效的正规尤其是非正规就业的增长。就业增加最多的是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1978-2004年，这两种就业形势增加5500万人，其中大部分属于非正规就业。

　　但经济结构的升级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得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作用减弱。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中，投资和出口效应较大。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含量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也会相应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另外，人才素质与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也影响了就业规模的扩大。

　　而且，在金融危机这个多事之秋，变数远远多于定数。越来越多的企业倒在宏观环境的惊涛骇浪中，民工荒的缺口越来越小，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农民工无工可打的现象，持续了5年的民工荒竟然戛然而止，而填补这个缺口竟是以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为代价。

　　洗牌随时存在，但之前是"倒下10家起来10家"，但2008年是"倒下10家起来3家"，倒不下的也要瘦身裁员，很多靠技术、品牌支撑下来的大企业，也因前景未知而无法定夺到底是该裁员还是招工。2008年成了分水岭，转型期的人口就业环境变得严峻而不容乐观。

　　即使降低身价，也未必找到工作，民工荒变成浩浩荡荡的返乡流。在四川金堂，仅2008年9月，就有5000多名农民工返乡：黄东文在珠三角打了10年工，金融危机袭击，他亲眼看到多家制鞋厂、服装厂、玩具厂纷纷关门，因为工厂停工待产，他不得不返回金堂，不想半个月后传来工厂倒闭的坏消息；唐先琼"本来不想回来，但原先在虎门的那家服装厂要'放假'到春节，只好回来重新找工作。"

　　民生，是一个大课题。就业，住房、养老、医疗，关系到每一个公民。民生在今天，意味着：劳有所就、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其所。就业关系到一个人的尊严，有了工作，有了收入，才能解决温饱问题，才能解决衣食住行。因而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保住民生，就要保住民生之本--就业
谁能给我们饭碗

　　2009年，春节刚过，北京某大学的男生宿舍201就齐刷刷来全了。2009年7月就毕业了，谁也不敢怠慢，"毕业就失业"的滋味不好受。

　　初春，这个宿舍里的四个大学生还是摩拳擦掌，有着"天地广阔，必有我容身之地"的乐观：

　　李晨，"考了公务员，正准备面试！现在还没考虑其他工作，先考公务员吧。虽然竞争激烈，但公务员工作稳定，这也是父母的愿望。如果考不上公务员，就找一些事业单位看看。"

　　张恒，"我现在投简历都是盯着国企。学的是经济学专业，希望能去国企。经济学还算热门，去国企还是有几分把握的。"

　　徐民，"我想在外企工作，工资高，氛围比较自由。一般企业工资也就两三千，外资起码五六千。这么多年书，也不能白念了，找个挣钱多的工作。"

　　夏田，"我是多方撒网，不拘泥于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外企和私营都考虑。多给自己几个机会。现在我已经收到几个面试通知了。"

　　三个月后，还是这个男生宿舍。除了夏田签了一份比较不错的工作，其他人的工作还没有着落。初春时的乐观已经荡然无存，迷茫与抑郁写在脸上。

　　面试，被拒，下基层，村官……所有与就业有关的声音，不时在宿舍响起。在李晨、张恒、徐民看来，他们的要求已经一低再低，几近委曲求全了，可是，大部分简历都石沉大海，连面试的机会都很少。

　　李晨，"公务员面试没过，事业单位门槛也高。耽误了找其他工作的黄金时间！"

　　张恒，"去招聘会才知道，经济学的本科生满街走，没有经验，国企根本不考虑。实在不行当村官算了。"

　　徐民，"我的英语不好，第一关就被PASS了。前几天倒是面试了几个，但工资也给的太低了，只有一千左右。我的底线一降再降，已经到一千五，不能再低了。"

　　对于"夏田为什么能找到工作"，他们也给出了一大堆理由--英语好，有实习经验，面试懂得技巧，找工作广撒网，工资要求低……

　　失去了工作，就意味着失去了立身之本，每个人都不愿面临失业的厄运。但失业也不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必修课。李晨、张恒、徐民都没有找到工作，而夏田却找到了。不是夏田幸运，而是他为就业做好了冲刺的准备。

　　大学生就业难原因复杂，人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到大学生身上。但对于大学生，改变就业形式非朝夕之功，如果空等"就业的天是明朗的天"，恐怕黄花菜都凉了。只有像夏田一样事先充电，练好过硬本领，提高就业能力。同时，求职时又脚踏实地，脱掉"天之骄子"的帽子，淡化精英概念，转变就业观念，愿意在各行业和地区间流动，才有可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才是真正的就业砝码。大学生如此，农民工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严重时，沿海地区虽然劳动力过剩，但却仍然出现技术、熟练工匮乏的尴尬，低端企业压缩用工需求，而高端企业则对劳动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洗牌的不仅是企业，还有劳动力，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劳动力往往更能独善其身，而身无所长的工人则可能会被迫退出就业市场。

　　从长远看，调整产业结构，保护中小企业以及鼓励创业，都是提高我国就业容纳力的重要手段。

　　服务业是吸收劳动力的大户。但我国服务业发展缓慢，且产业结构不合理。在西方国家，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数的75%，而我国仅有30%。而且，在金融、保险、审计、会计、社会福利、社区服务等新兴行业，从业人员人数过少。很多大学生都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学了新兴而有潜力的专业，却找不到对口的专业。新兴专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太少，狼多肉少，即使再优秀恐怕也有被从独木桥挤下来的可能。只有不断调整产业机构，加大服务业的比重，尤其是新兴产业的比重，才能解决就业问题。

　　金融危机，当务之急是保护中小企业。真正解决就业问题的，不是诸如国企这样的大企业，而是要靠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在中国，中小企业提供了2/3以上的就业岗位。由于中小企业规模较小，贷款量少，需求紧急，银行放贷的单位成本较高，很多金融机构都对中小企业退避三尺。金融危机推波助澜，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同时海外市场萎缩、生产成本提高，这使得中小企业的发展更加步履维艰。很多中小企业倒在资金链的断裂上。让中小企业活下来，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2009年下半年，一些中小企业开始走出金融危机的低谷，有了复苏的迹象。广州火车站又重新挤满了背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广州的中小企业又四处张贴招人的告示。去年，他们还垂头丧气踏上回家的路，今年他们意气风发，工作不错，薪水也不错。

　　来自四川的张晓，原来是一名流水线工人。09年8月初，她在佛山一家陶瓷厂找到一份销售的工作。1000元底薪加提成，还管吃管住，她很满意。

　　中小企业活泛了，民工返乡潮也就演变成民工就业潮。

　　企业越多，提供的就业机会就越多。应尽快制定和颁布《创业促进法》，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创业带动就业，让更多的人都来创业，就业人数也会水涨船高。即便是一个雇佣了一个店员的小卖店店主也应该值得尊敬，因为他至少解决了自己和一个员工的就业。中国应出台鼓励、维护和捍卫创业者利益的政策法规，保障劳资双方的利益，鼓励创业者施展拳脚，催生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十七大报告关于"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板块中，政府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六大任务，其中位列第二的是促进就业。就业乃民生之本，没有稳定合理的收入，单靠救助或福利，生活水平难以提高，质量更谈不上。

　　建国初期，由于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失业"，我国的就业理论研究起步较晚，有关就业保障的实施也比较晚。

　　1986年，为与国有企业改革相配合，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中国的就业保障迈出了第一步。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剧变，面对巨大的失业与下岗压力，中国政府不断探索失业保障制度，最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二元失业保障制度体系，即对失业人员进行失业保险制度，对下岗职工进行特殊形式的失业保障制度。

　　然而，由于下岗人数较多，构成较复杂，二元失业保障体系并不能保障失业人员的生活，二元失业保障存在着重重压力。我国的二元失业保障体系逐渐从二元向一元并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开始向失业保险并轨。

　　在失业保障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将失业率纳入宏观调控指标。失业率是指失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率，即一定时期内，全部就业人口中有工作意愿但仍未就业工作的劳动力数字。旨在衡量闲置中的劳动产能。

　　中国城镇劳动力的失业登记初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被称之为"待业登记"，当时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的城镇无业者都必须首先到政府劳动部门去登记，处于等待期的劳动者即登记为"待业"。

　　在劳动用工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后，企业和劳动者要进行双向选择，政府不再统一分配和安置，1994年将"待业登记"更名为"失业登记"，除了展开就业培训和就业服务，统计登记失业率更多是从社会保障的角度出发，登记失业率与领取失业救济与低保补助密切相关，目前并不是完整的体现劳动力市场现状的经济统计指标。

　　因此，城镇登记失业率仅覆盖了加入社会保障体系的特定人群，没有将更为广大的农民工和正在处于找工作阶段的大学毕业生计算在内。

　　尽管中国的失业保障有了较大发展，但仍面临着重重压力。2008年12月中国社科院使用"调查失业率"发布的《社会蓝皮书》称，中国城镇失业率是9.4%，已经超过了7%的国际警戒线。失业率增加，意味着需要提供保障的人群更加庞大。给中国社保制度的完善，又增添一项内容。
　　养老还供得起吗

　　"什么时候给钱啊，多少要给点儿的……"

　　"实在是没有钱哪……"

　　"不给钱，我只有以后住在你们这里了……"

　　"我打个电话试试啊，你看，连一万块钱都拿不出来了……"

　　这是江西省九江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局长李纪福经常经历的场景，他眼下正在焦虑着。九江是一个老工业基地，上世纪60、70年代，纺织业曾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如今九江市的5万离退休人员基本来自这些国企，为了让老人们按时足额领取到养命钱，九江市劳保局竭力扩大在职职工的养老金征缴面，然而缺口还是在连年扩大。

　　李纪福告诉我们，"去年我们本籍离退休人员大致是五万一千到五万二千人，全年发放离退休养老金大约五个亿，劳动部门，经办机构做工作，征收大致是三个亿，直接的缺口两个亿。"

　　但像九江市这样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的城市，在全国的中西部地区还有不少城市存在，九江只是一个缩影。

　　中国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面对的社会保障压力却与日俱增。

　　据联合国预测，1990-2020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度为2.5%，同期我国老龄人口的递增速度为3.3%；中国老龄化进程无论从增长速度和比重都超过了世界老龄化进程。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尚处于世界中下水平时，老龄化程度却已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呈现了"未富先老"的特征。

　　2002年人口抽样调查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为8.2%，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7.0%高1.2个百分点。

　　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至100多年，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的速度还在加快。

　　一个普遍的规律是：发达国家社会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美元以上，有的甚至达到8000美元，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有能力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相比之下，我国目前人均GDP仅为3000多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

　　劳动年龄人口对老年人的赡养负担加重。据测算，2000年我国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需负担15.6个老年人，2050年则要负担48.5个老年人。

　　研究认为，在未来50年中，前20年，我国存在一个低抚养比时期，这期间儿童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已经下降，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刚刚上升，总抚养比处在从下降到上升的低谷，呈V字形。而为养老准备的社保基金，现在试图走上良性轨道。

　　1997年，我国开始实施养老保险制度。按照这个制度，职工的养老保险金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个人账户养老金，由企业和个人缴纳；另一部分是基础养老基金，相当于各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20%，由企业依照个人工资总额的5%缴纳。

　　采用个人账户式的养老保险金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国养老压力，但由于起步较晚，却存在着诸多历史欠账。首先是隐形负担重，即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实施前，已经退休的员工和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的在职公职的个人账户养老保险中，因为缺乏先期的缴费积累，无形中加重了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支付；此外，一些企业经营状况不佳，导致经济效益差，使得一些地方的养老保险基金不能足够收缴，形成越来越多的养老保险费的拖欠。

　　为清偿历史债务，从1998年起，国家建立养老保险资金专项转移支付制度，补助力度逐年加大，从1998年的24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873亿元，10年间共补助4483亿元。

　　但缺口依然存在。

　　从央行行长到主管经济的市长，再到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的工作总是和钱分不开，但是一上任就面临两万亿的养老金缺口，让昔日掌管全国钱袋子的戴相龙，每天都在为弥补缺口心急如焚，"按照联合国标准，我们国家实际上1997年就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但人口老龄化以后，养老基金的收支就出现了缺口。"

　　按估算，全国社保基金至少要有1.8万亿元的资产，到2035年才可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高峰期，但是截止到2007年年底，戴相龙掌管的钱袋子却只有四千三百亿元，缺口高达上万亿！

　　截至2006年底，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1.86亿，扣除4600万离休人员后在职参保1.4亿，相对2.7亿城镇从业人员，也就刚过一半。老年人1.49亿中仅有31%能领取退休金；失业保险覆盖城镇各类企事业单位职工1.02亿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41%；

　　担忧之余，戴相龙也充满了信心："我们正在逐步的扩大我们的资金来源，我们的资金来源扩大了，我们运营的好了，回报率高了，我想也能够增强将来的保障能力，从现在的情况看，一年增加一千多亿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的市值是五千多亿，那么还有一部分是银行股，在锁定，还没有转让，如果把这个算进去，我们实际上是六千多亿，一年增加一千多亿，那我认为到2010年他的总资产会达到或者接近一万亿。"

　　要实现社保基金的尽快增值，一是要扩大社保基金的资金量，二是扩大社保基金的投资范围，提高投资效益。社保基金的投资安全，也是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提出的一项挑战。
　　病还看起吗

　　一个8岁的孩子，他的家在宁夏西海固的农村，离县医院有80公里，一场疾病夺去了他幼小的生命。

　　谈到这个孩子，炭山乡乡镇卫生院院长脸上掩不住遗憾，"这孩子（应该）要去到上一级医院，到这边，家长说我没钱，孩子说，说爸爸我这儿还有五毛钱，你拿上给我坐个车，让我到医院去治病，他爸爸当时就流了泪了，爸爸说五毛钱能干啥，最后，当地乡政府协调叫了个拖拉机，就把这个娃送往其它医院，送往上级医院，在路上，这娃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非常遗憾，八岁。"

　　这个遗憾一直留在王院长心中，如果那时他有设备和药品，绝不会眼巴巴地看着那样一个幼小的生命离去。然而在这个中国最贫穷地区之一的"西海固地区"的宁夏南部山区，由于缺水，"贫穷"这顶帽子似乎一直就没有摘下过。吃饭尚且无法完全解决，看病就不再是生活的必需品了，而是一种奢侈品。

　　2005年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有48.9%的群众有病不去就诊，29.6%应住院而不去住院。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课题组在南昌，这里发表了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估报告，报告认为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看病难、看病贵"依然困扰着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

　　从199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经过5年发展，到2003年6月底，中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已达到1.0094亿，全国98%的地区启动医疗保险制度。同年，全国还开展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已经基本框架已经形成。

　　但依然存在看病难、看病难的现象，这说明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尚不健全。

　　首先，医疗资源总体不足。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2%，而且医疗资源中还存在医疗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群众不能享受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有效的医疗资源，还处于分布不平衡的状态，80%集中在城市，20%在农村。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没有真正改变，不少群众长途跋涉，异地就医，增加了就医困难。

　　其次，医疗费用上涨过快。根据统计，1995-2003年期间，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分别增长13%和11%，大大高于人均收入增长幅度，人民群众经济负担沉重。除经济发展导致的正常上涨外，还有一些体制、机制以及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不正之风的影响。

　　由于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大幅下降，医院每年总收入的90％以上都要靠自己赚取，医院、医生的收入与经营挂钩，导致很多医院和医生惟利是图。在利益的驱使下，2007年7月，福州市第四医院甚至爆出同一个医生看一次病，患者竟然挂了19次号，医生开出19张处方的怪事！

　　再次，政府投入不足。在2003年的卫生总费用中，约有60%靠居民自费，还有20%多由集体承担，政府投入仅占17%。

　　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课题组，发表了一篇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估报告，一些令人震惊的数字得以公开：2005年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比1978年增长了197倍，而同期的医疗卫生供给，从全国床位到医生数目，增长不足1倍。197:1的巨大反差，震落了"为人民服务"匾额上的灰尘。人们终于发现，市场不是灵丹妙药，必须套上笼头。

　　全民医保，是牵动13亿中国人的民生问题。随着医保制度中的诸多弊病逐一显现，各地医保事件频发，医保改革再次提上日程。

　　2006年9月，国务院16个部门组成医改协调小组，以"增加政府投入"为首要目标。再次启动新一轮医改。事实上，先于统一的决策出台，各地早已"摸着石头过河"，做着注定不会轻松的改革尝试。宁夏深处的乡村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百姓辛苦劳作一年往往只能解决温饱，年均收入只有1700多块，看一次大病却要花掉好几千，他们唯一的应对之策是：不敢生病，不能生病。

　　面对贫困的现实、高昂的药费和高贵的生命，2006年，药品招标"三统一"在全国打响头炮，将宁夏药价几乎砍掉一半，一年就为百姓节约了3.5亿元，同时也让6万多平方公里的宁夏，成了960万平方公里中国医药市场上的孤岛。

　　从2007年开始，国家还选择了若干城市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明确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将非从业城镇居民和学生儿童、灵活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等正式纳入新方案的保障范围。

　　而且，经过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财政收入有很大提升，在医保上的投入逐年增加。温家宝总理在十七大政府报告中提出：医改应该群众负担得起，医疗保障要国家拿大头，地方拿小头。

　　2008年，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调查显示，2008年我国居民医疗卫生服务利用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有所缓解。2008年，调查地区居民两周就诊率为14.5%。2008年全国门急诊人次数达50.1亿，与2003年相比，增加2.6亿人次。

　　其次，城乡各项公共卫生服务和干预措施，基本得到落实，重大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得到控制。农村公共卫生面貌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农村调查地区的住户安全饮用水比例达到85%，自来水普及率达到42%，均比2003年有所提高。计划免疫覆盖率进一步提高，本次调查城乡儿童计划免疫建卡率为97.9%，比2003年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

　　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迅速发展，2008年基本覆盖约全国，但一般每人每年仅30元，保障力度仍旧有限，中国的医疗保障仍然面临巨大挑战。
房子还买得起吗

　　1998年4月，凝聚了潘石屹多年心血乃至全部家当的SOHO现代城开始对外销售，潘石屹将这个项目作为自立门户后个人事业的真正起点。不料，前来买房的人寥寥无几，甚至咨询电话都没几个。那段时间成了潘石屹人生经历中的最低潮："我记得98年4月17号这一天，我们财务部经理推开我的门来说没钱发工资了，帐面上只有三万块钱……我说我要永远的记住这一天，这一天对我来说是最为低潮的一天。"

　　然而，就在他几乎要放弃时，7月3日，一个名为《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正式颁发，这纸通知给潘石屹带来了春天。短短几个月间，SOHO现代城销售一空，项目的成功销售奠定了潘石屹在北京房地产界的地位，目前SOHO中国已成为北京最大的商业地产开发商之一。

　　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尽人意，拉动经济增长是第一位的，如果不大量投资与消费，中国的GDP增长就难以实现7%到8%的目标。作为一个大型的耐用消费品，房地产的内部需求空间巨大，一方面，它不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能拉动投资。尤其是住宅建设，产业链较长，可以带动建材、化工、钢铁等几十个行业的发展，而其劳动密集型的特点，还可以吸引大量劳动力，有利于提高就业，帮助中国经济走出低迷状态。而且，在1998年，中国还有高达5万亿的居民储蓄，这个潜力无限的"笼中虎"还在蛰伏，亟需政府盘活，变为购买力，恢复中国经济，购房成为让老百姓大把掏钱的重要刺激方式。

　　1998年7月3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发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住房实物分配制度被正式废除，商品房的发展瓶颈被打碎，中国的房地产业站在政府为拉动经济增长而鼓励住房政策的起跑线上，意气风发。

　　随后，为刺激百姓买房，政府还出台了种种金融政策为房地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办法》，允许商业银行为购房者提供住房按揭贷款服务，央行安排了1000亿元住房贷款指导性计划。各地也竞相推出购房退税、鼓励购买高层住宅等优惠政策。自此，中国房地产业的生存状态被彻底改写。

　　在政策的鼓励下，萧条的房地产业以一日千里、甚至万里的速度前进，这也成为房地产商最好的抄底时光，在这场华美的筵席中，只要有资本，有眼光，就有可能在政策松绑冲进中国刚刚苏醒的无限市场。

　　房地产发展越快，房价就越高。2003年，房地产业被定性为"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拉动投资增长的支柱产业"，由此开始飞速进入"市场化"阶段。让人们始料不及的是，市场这个加速器不仅加速了成绩的凸显，也加速了问题的曝光。"房价"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无法控制，节节攀升。

　　2005年10月，上海汤臣一品楼盘爆出每平方米11万元的均价，举国惊诧；紧接着人们发现北京也出现每平方米均价7万，总价至少3800万的楼盘；

　　2007年，天价楼盘更是愈演愈烈，先是深圳爆出每平米10万元的天价，随后杭州西湖边的一套公寓创下每平方米12.2万元的历史记录；

　　2009年，经过2008年的短暂寒冬，全国的房价又开始飙升。3月，北京市的平均开盘价还是11066元/平方米，到5月就已经是13925元/平方米,房价高得令人咂舌。

　　房价一轮高过一轮。从2003年到2007年，政府年年出台宏观调控，但出台一个政策，房价就涨一轮。2007年到2008年，中国政府又通过实施加息、控制二套房贷等重拳为楼市降温，楼市也就蛰伏了一年，到2009年又有举行盛宴之势。中央多次会同多部委出台政策，试图控制房价，但尴尬的是，此时政府手中已经不再掌握能够"一呼即应"的控制房价的资源。

　　中国房价上涨过快，是多种因素共同发力的结果。政府对"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的定位，使得房地产业得到多方的政策支持，为其快速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是房地产迅速崛起的政策温床；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大部分依靠土地出让金、房地产税收等。为获利，地方政府放任房价上涨，甚至房产低迷时，还出台种种救市政策，如买房落户等；同时，由于实业尤其是制造业利润较薄，国内投资渠道狭窄，民间资本不再盯住实业不放，转攻房地产、股市等暴利行业。浩浩荡荡的民间资本进入房地产，可以在短时间内制造房源短缺，抬高房价，这就是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炒房团"；人民币不断升值，巨量境外资金虎视眈眈，希望能搭上人民币升值这辆快车。作为最典型的人民币资产，房产成为境外资本大肆流入的领域。

　　按照国际惯例，住房价格一般是居民收入的4-6倍，但在中国，尤其是一些大城市，一套普通标准的住房价格超过居民10年，甚至15年的总收入。高不可攀的房价让本应是生活必需品的住房成为普通百姓望尘莫及的奢侈品。

　　家住广州的朱千培、冯春娣夫妇，已经和2个孩子一起在这个阴暗狭小的蜗居里生活了多年，这20平方米是一家4口每天生活的全部范围。因为身患心脏病，从2000年开始老朱就不再工作，眼下一家四口就靠妻子在幼儿园做保洁员的微薄收入和政府的低保补贴生活。没事的时候，老朱喜欢到外面转转，看看广州兴建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漂亮的楼房，但仅仅是看看而已，对于他来说，房子就像水中花，镜中月，可望而不可及。

　　当被问及"你想买房吗？"

　　老朱的话回答是，"没想过啊，想都不敢想啊，一年都买不起一个平方，你算一算，不吃饭一年都买不起一个平方，除了学费、生活费，算一下，其他还有多少钱？"

　　20平米的范围，狭小得甚至没有2个孩子学习玩耍的空间，因此在这张小黑板上写字画画成了孩子最常玩耍的游戏。而几乎每次，孩子画的都是同样的内容。

　　"燕燕你画的是什么房子啊？"

　　"楼房。""因为现在的房子太小太暗了，我想住宽敞明亮的楼房。"

　　在广州，像朱钱培、冯春娣夫妇这样符合廉租房保障条件的约有15万户家庭，但2006年前，广州的保障型住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比例只有5%。不仅仅是广州，中国此时的保障型住房建设总体上都在停滞不前，截至2007年6月底，中国656个城市中仍有70个城市没有建立廉租房制度；用于经济适用房建设总投资的金额也少的可怜，以2003年为例，这一数字只有622亿元，仅占当年商品住宅投资总额的9％，2004年-2006年，该比例更是连年下降。2007年截至11月，比例更是降到了4.5%。

　　搬着板凳，扛着帐篷，排队几天几夜只为等一个经济适用房的房号，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一道独特而刺眼的风景。
怎样才能安居乐业

　　近来，下岗职工刘建国的三轮车蹬得更有劲了，没事还哼个小曲，掩盖不住的欢喜从他脸上流露出来。

　　"我儿子要买经济适用房啦！"这句话是他近来见到熟人最常说的一句话。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儿子买房了，好日子要来了。

　　98年的房改政策中，就提出要大量发展经济型住房，对于低收入者还要提供廉租房，但在实际上的运作当中，看重市场化，市场化的路走得很快，保障性住房被削弱。

　　2007年，中国房改10之后开始轮回。在中国楼市甘当了十多年配角的保障性住房，终于等来了"变换角色"的时刻。2007年8月，国务院颁布第24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建立健全以廉租住房制度为重点、多渠道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政策体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为主题的国务院文件。这一年，国家安排廉租住房资金77亿元，超过历年累计安排资金的总和；这一年，建设部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住房保障与公积金监管司。从以往更注重住房商品化，到如今优先保障低收入家庭住房，走过10年历程的房改，着眼民生的思路越发清晰。

　　2007年11月21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考察新加坡住房建设后说："居者有其屋是关键。政府的职责最重要的是要搞好廉租房，让那些买不起房或者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能够租得起房，住得上房。其次，是建设面向中产阶级的经济适用房。"

　　2007年，广州开工建设的包括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在内的保障型住房项目达到10个，可解决3万户家庭的住房困难，为了让所有低收入家庭都能"居者有其屋"，广州还开展了全市范围内的低收入家庭入户调查，到2010年，保障型住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比例将达到17%，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将基本解决。

　　进入2008年，保障性住房成为各地政府住房建设计划的亮点，以至于2008年被称为 "保障性住房年"。保障性这块蛋糕越做越大，很多买不起房的人切实感到了即将被天上的馅饼砸到了的诱惑。

　　2009年一季度，我国已开工廉租住房3369万平方米、69万套。未来三年，我国将增加200多万套廉租住房、400多万套的经济适用住房，另外还有220多万户林业、农垦、矿区的棚户区的改造，总投资达到9000亿元，平均每年有3000亿元的投入。

　　2008年春节前夕，广州最大的保障型住房房项目金沙洲新社区交付使用。陈艳萍一家和其他7000多户中低收入家庭一道，成为新房子的主人。结婚8年来，陈艳萍和丈夫一直租房居住。2006年他们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申请了廉租房，没想到一年之后，梦想就变成了现实。

　　成都市锦江区的张老汉，双眼弱视。过去，一家四口挤在一套30多平米的老房子里，全靠妻子一人打零工挣钱。2009年3月，经过审批，他成功租赁了一套61平米的廉租房。客厅宽敞明亮，还有独立卧室，厨房、卫生家配套齐全，与之前30平米的老房子有天壤之别。

　　保障性住房不再是凤毛麟角，收入低的人不用"望房兴叹"，更不需砸锅卖铁的购买商品房，因为保障性住房的辐射范围越来越大，他们满怀希望的等待保障性住房的光临。

　　但是，相对于广大缺房户来说，保障性住房的辐射范围远远不够，保障性住房建设仍是任重道远。如何扩大住房的保障范围，定义保障性住房对象的条件，如何解决"评分越高，家庭越困难，越有资格申购，银行越担心买不起"的困境，消除保障性住房分配中"连号"等违规现象的发生，都是保障性住房亟需解决的问题。
　　公正、正义与共享

　　神木能复制吗

　　2009年4月30日，陕西神木县医院感染科，48岁的李旭生坐在加塞床边，欣慰地看着躺在在病床上打静养针的女儿。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还真被他赶上了。

　　2009年3月1日，神木县正式在县域内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凡是拥有神木籍户口的城乡居民患者，在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医疗，都可享受门诊医疗和住院报销等实惠。门诊实行医疗卡制度，每人每年可享受100元门诊补贴，门诊医疗卡剩余的资金还能结转使用和继承。

　　住院报销有起付线，乡镇医院住院报销起付线为每人次200元，县级医院为每人次400元，县境外医院为每人次3000元。起伏线以下的费用由患者付，以上的费用则由县财政付。

　　同时人工器官、器官移植等特殊检查费、治疗费和材料费也属报销范围，每人每年报销上限为30万元。特殊病报销还有特殊的报销比例，如重大疾病不能进食，需靠营养液维持生命的，报销使用营养药品费用的80%；疾病治疗过程中需要血液制品的，则报销血液制品费用的90%。

　　有了神木县的特殊政策，家境不好的李旭生，其患有结核性胸膜炎的女儿也能住院治疗了。排队等了四天之后，医院在病房为李旭生的女儿加了一张病床。李旭生开心地说，"如果是在过去，女儿的病会将家庭击垮，而现在，我很幸运，不用花太多钱就能给女儿治好病。女儿已经住院16天了，治疗费用我只是垫付，出院时，医院大部分都给报销。"

　　神木县委、县政府的大胆设想--在县域内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就是完全把医疗服务作为免费产品提供给全民。这种特殊的医疗模式，只有在英国等高福利国家才会实施，成为中国医疗改革的一大亮点，值得借鉴。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在人们眼中的"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是否在中国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持续性？

　　目前，全世界已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了多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但由于各国社会制度、经济实力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各有不同，主要有以下五种。

　　救助型社会保障，立足于每个社会成员遇到不测事故时都能被救助而不致于陷入贫困，但救助水准低，以维持生存为极限，在发展迟缓的非洲国家实行；保障型社会保障，其目标是为公民提供一系列的基本生活保障，多在经济雄厚的国家实行，起源于德国，随后被美国、西欧所仿效；福利型社会保障，是一种比较全面的保障形式，目标在于对每个公民，由生到死的一切生活及危险的保障，适合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由英国首创，在北欧各国流行；国家保障型社会保障，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属于国家保障性质；自助型社会保障制，以自助为主，政府不提供资助，除公共福利与文化设施外，费用都由企业和个人负担，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取得成效。

　　"从摇篮到坟墓"，是中国对国外高福利制度的印象，神木正在走西方"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之路。

　　但中国的国情决定，我们不能照搬"英国模式"，只能实施基本保障。

　　神木之所以敢为天下先，打破传统的医疗模式，在于神木县巨大的经济发展成果。神木县煤炭资源丰富，借着资源丰富的东风，神木经济取得跳跃式发展。2008年，神木县实现人均生产总值6.87万元，折合1万余美元，财政总收入达到71亿元，其综合实力为陕西省第一，全国第92。神木实施实施"全民免费医疗制度"，仅一年县财政就要补贴1.5亿元以上的资金。如果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笔高额的补贴县政府根本承担不起，甚至会拖垮当地经济。

　　中国有34个省市自治区，600多个城市，情况各不相同。对于一些并不富裕的县市，全民免费医疗还只是空中楼阁。所以，我们在制定社会保障制度时，既要缩小差别，统筹协调，还要尊重城乡发展的特殊规律，给地方政府政策实施一定的弹性与空间。

　　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决定了社会保障体系只能从低水平起步，保障基本生活。只有先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才可以循序解决"由低到高"的升级问题。

　　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我国老龄化较其他国家具有速度快、持续时间长的特殊性，"未富先老"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们不仅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还要为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高峰的挑战做好政策和资金准备。

　　尽管神木打出的是"全民免费医疗"的牌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及时搭上这辆顺风车。一旦医疗服务成为公共产品，人们往往会一哄而上争夺公共资源，甚至出现"占座"现象，这一方面导致公共资源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又浪费了公共资源。

　　神木免费医疗的政策一公布，县级定点医院就人满为患，病床爆满，有些医院甚至在走廊里安排了病床。即使这样，还有很多人排不上队。50岁的姚余珍，是肝硬化患者。从3月3号，他就开始排队了，到4月29日，他还是没排上队。受病情折磨，姚余珍神情黯淡，"反正我明显能看出，有的住院者是乙肝'小三阳'，却住进医院不想出来，我得的是大病，医生无奈，让我先采取其他办法，但我没钱还能想出什么办法？只要能住上院，我不要免费，给我报80%也行啊！"

　　中国需要进行市场化变革，但市场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为了弥补市场缺陷，政府需要出台社会福利等公共政策。但建立公共政策，需要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国情相适应。如果一味照抄照搬西方的高福利模式，反而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

　　下岗失业人员以及进城农民工和广大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等群体，要求我们必须把公平排在第一位，以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别，保证社会公平的实现。

　　公平与效率犹如一个巨大的天平，考量着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一饭膏粱，维系万家；油盐柴米，关乎大局。把握民生脉动，关注民生诉求、见证、检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和执政能力。时代特点要求只能选择基本保障，同时也意味着，刚刚起步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任重而道远。
　　社保应是全民之福

　　社会保障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而社会保障对于人民而言，就像一道阳光，每个角落都需要被照射，才能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而每一位社会公众都应该是社会保障的对象，都应该是社会发展成果的分享者。

　　经过20余年的改革与探索，2007年，我国基本形成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但覆盖面窄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的主要是城镇有单位依托的从业人员，存在覆盖正规就业、不覆盖非正规就业，覆盖城镇、不覆盖农村，国有企业高覆盖、其他所有制企业低覆盖的问题。

　　2007年社会蓝皮书《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反映，36.2%城镇居民未享受社保。近亿人的个体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没有纳入覆盖范围，数千万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和广大农村居民，基本没有保障。

　　随着我国企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发展，进入灵活就业领域人员将逐渐增多，大量农村劳动力、被征地农民也将主要依靠此种就业形式。而低覆盖情况却无法化解劳动者的市场风险，满足劳动者流动就业的需要。

　　因此，社会保障体系要覆盖城乡，逐步将各类人群纳入覆盖范围，实现城乡统筹和应保尽保。但城乡统筹不代表城乡统一，由于生产力水平和客观情况的不同，现阶段城乡居民享有的保障项目与保障水平，也会有所区别，不可能是同一个标准。

　　在城镇，养老、医疗、失业、工商、生育保险制度是重点，在继续完善的同时，还要逐步将各类职工，尤其是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覆盖范围。同时，随着农民工向城市的转移，应抓紧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困难企业和无工作老年人，也要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

　　在农村，贫困、医疗、养老是三大难题，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一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探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针对土地在农村的重要性，还要建立与土地保障、家庭保障相结合的保障体系，对于被征地农民的就业与社会保障，要做到即征即保，以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

　　2006年，中国政府勇敢地向全世界宣布，要在2020年建立起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此后，中国政府将宣言落实到行动上：2008年，中国国库的钱更多地花在了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用于教育的中央财政从1076亿元增加到1562亿元；投入卫生领域的资金也比上年多了167个亿，达到832亿元；廉租房建设投入增加了17个亿，总数68亿的廉租房保障第一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城镇养老金还将继续提高三年；农村的新型合作医疗筹资标准，将在两年内增加到每人每年100元；与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相适应的调整机制将作用于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中国百姓的最后一道保障线得到了更加牢靠的守护。

　　今天，人们衡量一个政府是否成功，不再简单地依赖于GDP，也不再片面地执念于政治体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是否把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生存放在首位，成为执政功德的新等价物。

　　2008年，中国政府向全社会做出了重如千金的民生承诺，"免费"这个字眼，一再踏进中国的公共服务领域：

　　无论城乡，一律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

　　公益性博物馆、纪念馆，向社会免费开放；

　　艾滋病、结核病，得到更多的免费治疗……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千年之后，这祖先的诗歌，依旧在每个中国人心中流淌。这是中华民族最真切、最朴素的期盼，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因它而诉说，未来不远处，人们正期待着当代中国将它完全呈现。
 （责任编辑：吴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