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的女首相弗雷德里克说戴口罩是侵犯自由人权，若是疫情在他们国家发生，他们不会让民众戴口罩，更不会让民众呆在家里“禁足”的。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大考”中，这个世界存在的各种问题都暴漏和凸显出来，许多事情发人深省。譬如疫情在中国爆发时，丹麦的女首相弗雷德里克说戴口罩是侵犯自由人权，若是疫情在他们国家发生，他们不会让民众戴口罩，更不会让民众呆在家里“禁足”的。后来疫情席卷欧美，西方竟有那么多人打着“争自由”的旗号抗议政府的防疫措施，美国总统竟然带头反对“居家令”。这让人不禁思考西方自由主义的过犹不及问题。

　　众所周知，自由民主代表着当今西方意识形态。民主与自由，是骨与髓般的表里关系。自由是一座山，民主是它的峰。西方意识形态简而言之就是自由主义。

　　西方自由主义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向神权争人权，或称“向教权讨俗权”更为确切。文艺复兴运动以及趋向世俗化的宗教改革即是代表。

　　第二个阶段是向王权争民权，或称“罢王权、兴民权”更为确切。主要是通过启蒙运动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来完成的，确立了自由民主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构架。

　　第三个阶段是向公权和公众（社会）争私权，或称“限公权、界众权、张私权”更为确切。这阶段，为了防范“权力”侵犯“权利”，对“权力”施加了种种限制和驯服，对“权利”实行了层层确认和保护，以致公共权力被削弱得像个鸡骨架，被驯服得像个童养媳。同时，为了防范众人对个人的暴虐、“公众”对“私权”的侵扰，在个人和社会之间进行了种种勘界划线工作。越是往后，启蒙思想家设定的楚河汉界，像大陆漂移一样移动，几乎是把社会挤到了墙根，把公权赶到了山崖边上。

　　西方自由主义的逻辑是这样的：

　　逻辑起点——天赋人权。人生而具有自由、生命、财产等权利，这些权利不可被随意剥夺。

　　逻辑演绎——主权在民。卢梭、霍布斯、洛克等启蒙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契约论”，他们首先假设了一种“自然状态”，在那里没有公共权力，大家各行其天赋人权，后来大家通过契约让渡了各自的部分权利才产生了国家、政府，形成公民社会。由此，他们以“公权民授”取代了过去的“君权神授”。

　　逻辑结论——制度体系。沿着上面思路继续推导，可得出两大结论:一是个人自由最大化原则。个人自由是本该，让渡公权是例外。个人自由要尽量多，无碍他人即可为；公共权力尽量少，民无授权不可为。亚当斯密把这一精神贯彻到经济学上，提出“看不见的手”理论，开自由主义经济学之先河。二是为了实现主权在民，防范公共权力滥用，实行普选制、代议制、两院制、多党制、三权分立、媒体独立等一整套制度。

　　概而言之，自由主义的要义就是为了自由、通过自由而实现自由。在西方，自由早已成为“价值王国”里的上帝，它君临天下数百年，自由主义文化已是铺天盖地，无孔不入，“自由”更是成为政客整天挂在嘴边儿上的热词，使用频率估计比“上帝”一词还要高。

　　自由不是西方文化的专利，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里也包含着自由，我们正着眼于民族复兴大业来构建自己的自由文化。对于西方文化中的合理成分我们当然要学习借鉴，但对它的问题与过失要深以为戒。

　　西方自由主义的问题与过失在哪里呢？在于它走过了头，让自由凌驾一切，对内放任“自由专横”，对外搞“自由霸权”，形成了十分刺眼的“自由异化”现象。

　　首先我们来看看“自由霸权”。在西方眼里，他们的自由主义文化代表着人类的普世价值，拿它来衡量其他国家，怎么看都不顺眼，到处都是问题和荒谬。有的国家自以为是上帝的选民，在人种和文化上唯我独尊，对其他文明不屑一顾，霸权主义傲气十足。这还不仅仅是文化优越感、排他性的傲慢心态，还表现为赤裸裸的霸权行径，通过文化侵略、舆论诋毁、武装干涉等方式在世界上推行他们的自由民主，这已经走向了自由的反面，完全悖逆了自由精神。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自由专横”。其“自由至上”的精神倾向，固然能收割自由文化带来的一切好处，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

　　一是它带有一定的偏颇性，很容易把人们引向极端自由主义。自由是个好东西，但好东西却远不止自由一件，幸福、富裕、健康、安全、生存、发展、美丽等等，都是值得人类追求和珍重的，我们应好好权衡、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任何社会的价值谱系中，自由既不是唯一的，也不应是凌驾一切的。当发生价值冲突时，自由未必是优先选项，它可能是牺牲的对象。自由是个好东西，但在一些急迫情况下，它为其他价值作出必要的让路就变得合情合理。譬如发生战乱和自然灾害时，某些自由权利就应为救活生命或生存权让路，为整体利益作出必要的牺牲。为了民众幸福最大化，人们可以在各种价值中进行综合权衡。这是任何国家都不能不坚守的价值理性，不管他们如何崇尚自由。把某一单项价值至上化，就会造成价值失衡，继而带来社会生态紊乱。

　　我们看到，这次疫情中，西方社会从普通百姓到国家领导人，不少人借着“自由”之名反对戴口罩等防疫措施，活像一群被惯坏了的十分难管的孩子。这方面，经过几个世纪大机器生产驯化的社会，没想到却成了如此放纵的社会，其国民远不如我国自由散漫的农民。“外国人戴个口罩怎么那么难？难道像平白无故戴孝帽子那样是一种忌讳？”中国的农民如是猜。在西方，公共场所安装一些必要的摄像头都嫌有碍个人自由，像我们国家的“天网”装置更是屡遭他们横加指责，那么请问，公共安全的需求又将置于何地？

　　需要说清楚的是，世界上有两种不同性质的“不自由”：一种是遭受不法侵害，如暴政的压迫、敌寇的奴役、暴徒的强横欺凌等；另一种是受到合理限制，即出于公共利益考虑经价值权衡而作出的对某一权利的约束。针对前者，我们呼唤“公民的抗争”（包括革命），因为这种对自由的践踏，也是对公平正义的破坏，对人的尊严的侵害，需要抗争以对；针对后者，我们倡导“公民的自律”，若是没有这种自律，公共秩序和福祉就无法得到保证。“公民的抗争”与“公民的自律”都是值得崇敬的，二者同样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新冠肺炎在美国大规模爆发后，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为“争自由”而抗议“居家令”。

　　在这次疫情中，西方一些人士甚至有的国家领导人竟打着“自由”“人权”的旗号来反对戴口罩、防疫隔离，有的还举着“不自由，毋宁死”的横幅上街游行，这是典型的价值倒错。那些自由先驱若是天上有灵，他们望着人间发生这一出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闹剧，兴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时至今日，这场肆虐全球的新冠病疫已让近65万人不幸丧生。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但也有懈怠应对造成的人祸，人祸之中又有多少出自滥用自由之名？！看着这一片悲惨，罗兰夫人若是地下有灵一定会说：自由，自由，又一罪恶借汝之名！

　　二是它带有民粹政治的先天基因。应该说，西方早期启蒙思想家对“民粹政治”“乡愿政治”是有所警惕的，尤其是有了法国革命“暴民专制”的教训，一些思想家对民粹主义更是抱有深深戒备和忧虑。但又好像是一般比较乐观，以为随着民主与法治的成熟，民粹主义是可防可治的。但近些年来我们这个地球村里上演的一场场民粹闹剧已经证明，西方自由主义带有民粹政治的先天病根，就像一个人患有先天性癫痫，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频繁发作。西方自由主义还是分离主义之母，它一旦附体到一个多民族国家，会借着民粹主义那股邪劲儿，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解体得七零八落。

　　三是它很容易蜕变为“扯皮政治”“掣肘政治”。西方对公共权力抱有深深的戒备，好像警惕身边的洪水猛兽一样，给它上了一道道锁链。早期启蒙思想家和民主政治家在进行民主制度设计安排时，本以为“三权分立”“多党制”“两院制”等制衡原理像牛顿力学原理那样天经地义。没想到这种制度实践很快便呈现出它的高昂代价——扯皮、低效。政局始终像一个充满争执、吵闹的集市，政治成了各种利益集团的角力游戏，动辄陷入僵局，其结果是谁执政都很难干事。弗朗西斯.福山曾说，如今的美国政治已从民主制蜕变为否决制。

　　四是它体内始终潜伏着“丛林政治”“豪强政治”的病患。这种“自由至上”对谁最有利？对资本等豪强势力最有利。因为在这种自由角力游戏中就看谁能巧取豪夺了。有权有势的，既可以通过“黑金”操控政治，也可以通过建基金、养智库、办媒体来制造“黑论”、操弄舆论。人们会时常看到政治背后魔影重重，甚至能翻云覆雨，垂帘听政。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驯服政府。豪强势力的膨胀、横行总想摆脱政府、社会的制约，自由专横让他们在与政府、社会相抗衡中永远享受着游戏规则的便利，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

　　西方自由主义的现实告诉我们，一种“主义”一旦走偏了，极端化了，就会走火入魔。

　　（作者系民进山东省委会专职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