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晚报》整版报道有关草拟国旗、国歌等方案的过程以及生活中马叙伦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编者按】1949年10月1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铿锵有力的宣言，响彻天安门城楼，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历史开始了新纪元。

　　当时爱国民主人士马叙伦禁不住热泪盈眶。不久，他写下“得宿”二字，标志着他颠沛流离、为正义流血战斗的大半生，终于安得归宿。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0月1日被定为国庆日，升国旗、奏国歌，每年“十一”全国人民都会以各种方式庆祝国庆，在国歌以及国庆日的由来上，马叙伦先生的贡献应该被铭记。

　　马叙伦最年幼的孙女——马今日前接受本报采访，追忆了当年有关草拟国旗、国歌等方案的过程以及生活中马叙伦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民主人士分批北上　最后全部汇聚沈阳

　　“跟着共产党走，是爷爷留给我们的政治遗训。”谈起祖父马叙伦与沈阳的渊源，马今说，爷爷不是共产党员，在追求真理和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他始终与共产党人保持着联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知心朋友。

　　1946年6月23日，中共代表团在南京同蒋介石进行最后一次和谈，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选马叙伦、阎宝航、包达山等为上海人民代表，另有两名学生代表去南京呼吁和平。当代表团到达下关时，国民党派遣的特务暴徒大打出手，马叙伦等人身负重伤。

　　同年7月，国民党当局相继杀害了李公朴和闻一多。根据斗争需要，马叙伦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到了香港。“临去香港前，他诗赠我的爸爸马龙章（幼子），示意其要到工农中，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去。”马今说。

　　1948年4月，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战略进攻阶段，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的建立已势在必行。“五一口号”的发表得到了社会各界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海内外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我们的全面胜利快到面前了，我们该准备我们的新中国和世界见面了。”马叙伦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洪流中。

　　“爱国民主人士主要集中在国统区，想把他们接送到解放区，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当时国民党还制定了87人的暗杀名单。”马今说。

　　据史料记载，1948年8月到1949年9月，先后20多批共350多位民主人士秘密北上，到达解放区，其中以从上海等地经香港北上为主流，且主要分成三批，并在东北哈尔滨、吉林、长春、丹东、大连、抚顺、沈阳等地开展活动，实际了解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建设情况，最后汇聚于沈阳，从沈阳共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及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

　　马叙伦在第二批秘密北上东北解放区的队伍中，到1949年1月，三批由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全部抵达东北解放区并在沈阳汇合。沈阳铁路宾馆（现辽宁宾馆）成为“北上”民主人士的聚集地。

　　随着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委托林伯渠迎接民主人士进京，共商大计。

　　马老是新政协筹备会　第六组组长

　　1949年6月15日，在北平召开了新政协筹备会，当时选举产生了21人的常务委员会，马叙伦是其中之一，常务委员会最后决定成立6个小组，负责完成新政协的各项筹备工作。

　　马叙伦担任新政协筹备会第六组组长，负责草拟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和纪年方案。

　　“因为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标志和形象，代表国家的声音，第六组由常务委员会指定若干人组成，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其特殊性。”马今说。

　　同年7月4日， 郭沫若等人起草拟定《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后经周恩来签发，7月15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媒体面向全国连续刊载8天。

　　“到8月20日征稿截止，一共收到国旗的方案1920件，图样2992件；国徽方案112件，图样900件；国歌方案632件，词谱694件，以及相关建议书24件。”马今说。

　　马今告诉记者，当时《启事》中对于国旗有一定的要求，如具有中国及政权特征，体现工农联盟，以红色为主等。

　　在筛选过程中，经过大家讨论，左上角四分之一处有方形图案的，以及具有镰刀斧头这两种类型与美国、苏联相类似，不予采纳。“11号作品比较被看好，该作品上三分之一处为白色，下三分之二处为红色，左上角有一颗红星。”马今说，但这个作品遭到爱国华侨陈嘉庚的反对，他认为该作品远观，在视觉上存在缺陷。

　　又几经讨论，17号作品进入大家视线，在上半部分有一条黄色的横线，左上角是一个红星，在筹备会结束之前，选出了38幅作品，按复制1号到复制38号重新编号，复制3号就是初选第17号作品，复制第4号就是初选11号作品的修改稿。

　　9月23日，662名代表，分成11个小组，对国旗、国徽、国歌进行广泛讨论。复制第3号在起初呼声是最高的，但反对意见也不少，而且复制第4号将原有的白色修改为黄色，对此，大家认为，“无论是一条黄，还是一条白，都感觉革命不彻底。”

　　9月25日，毛主席召集重要民主人士召开了座谈会，毛主席拿出复制第32号，已经和现在的五星红旗非常接近了，四颗小星包围着一颗大星，“这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大团结，红色代表革命，寓意着不仅现在要革命，将来也要革命，不仅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既革命又团结，毛主席的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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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义勇军进行曲》　暂代国歌获多数赞同

　　在国歌词谱的选定过程中，马叙伦、郭沫若等都谱写了歌词，以此表达对新中国的感情，但直到筹备会结束，国旗、国歌等仍旧没有最终敲定。在新政协上，第六组被保留，变成审查委员会，继续对国旗、国徽、国歌进行审查。

　　关于国歌，马叙伦和沈雁冰（第六小组副组长）曾向筹备会报告提出：“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映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

　　在9月25日的座谈会上，马叙伦建议，新政府就要成立了，国歌一时还制定不出来，能否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这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但有很多人也提出，原词中含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解放了，是否不太合适。而词作者田汉本人也提议应该更改歌词。

　　对此，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了。”毛泽东也同意歌词不改。与会者一致赞同，随后，毛泽东、周恩来和与会者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现在我们想想，这也是非常感人的画面。”马今说。

　　事实上，《义勇军进行曲》之所以能够成为国歌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早在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聂耳、田汉应邀为《风云儿女》创作主题曲，电影播出后，《义勇军进行曲》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全民族抗击侵略的最强战歌。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庆日的确定也和爷爷有关。”马今说，举行开国大典之际，新中国的领导人还没有考虑“国庆”一事，最早提出“国庆日”的是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民进首席代表的马叙伦。

　　1949年10月9日，新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许广平委员发言：“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委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林伯渠委员也发言附议，要求讨论决定。

　　马叙伦的建议获一致通过，这也是人民政协的第一个建议案，从1950年起，每年的10月1日便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盛大节日。

　　祖父在我心中既高尚又鲜活　他教育子女要靠自己的努力

　　“我是马叙伦最年幼的孙女，出生在沈阳，1970年爷爷去世时，我已3岁，但终究没能见到爷爷。”起初在马今的印象中，马叙伦就是影集里的一张张照片，是墙壁上的画像，是一本本诗集，是一行行书法，是写在历史文献中坚强而伟大的爱国者……

　　“因为家里有爷爷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等一代伟人的合影，使我坚信爷爷也是了不起的人。”

　　对于马今而言，那时爷爷高尚得让我无法靠近，直到上世纪80年代，马今才有机会真正走近爷爷。

　　马今介绍，当时东北工学院的江渤教授受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的委托撰写《马叙伦》，为此，她经常到家里向我爸爸了解情况，征求对文稿的意见，当时正在读中学的马今也有幸可以帮忙进行校对。“爷爷在我心里不仅仅是高尚的，更是鲜活的。”

　　在马今看来，祖父马叙伦为人，刚正不阿；为官，两袖清风；为学，造诣深厚。

　　马叙伦作为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第一任教育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其政治地位很高，但他却始终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

　　“爷爷家用的水、电是国家无偿供给的，但除了书房，其他房间的灯均被换成了小瓦数的，客厅的一套旧沙发一直用到他去世。”而马叙伦的专车除了工作上必需，他很少坐，更不允许家人坐，马今的父亲是他最疼爱的幼子，一次生重病情况紧急需立即送医院救治，也未被允许使用他的专车。

　　“爷爷教育子女做事要靠自己的努力，而不要靠当大官的老子，更不要打着老子的旗号。”马今说，父亲一个人来沈阳工作时只有组织上知道他的家庭背景。

　　马叙伦学识渊博，尤其对古文字学造诣很深。马今告诉记者，他曾两度出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做过北京大学的教授，写过200多万字的《说文解字六书疏正》《庄子义证》《老子校诂》等多部专著，也是我国近代历史上极有成就的书法家、诗人。

　　“一桩桩生活中的小事，让我走近了爷爷，透过被岁月涤荡的画面，文献、影视里爷爷的音容笑貌和他所处的时代已被铭记，作为他们的后代，承继他们的血统是一种光荣，承继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事业则是历史的责任，我们将用行动去证明，我们会更加坚强、更加勤奋。”马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