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28年，家乡是四川省安岳县云峰乡。1983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84年4月成立民进吉林市筹委会的时候被选为筹委会主任。1984年11月，民进吉林市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正式成立了市委会，我被选为市委会主委。次年当选为吉林市政协副主席、民进吉林省委副主委、民进中央委员,到今年我已经是有30多年会龄的老会员了。三十多年间，市委会从成立时的84名会员，发展到现在的1200多名会员，拥有了一支数量可观、人才济济的会员队伍，在全市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感到很欣慰。

　　加入民进之前，我在政治上最大的愿望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可是这个愿望直到我70岁的时候才得以实现。现在回想起来，除了和我的个人际遇有关之外，更大的原因还是我和民进有缘。

　　我自幼勤奋好学。194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本县高中，名列全县第一,后又考入成都石室高中。高中毕业后，我先后考取过成都理学院、明贤学院、四川大学等高等学校，最后选读重庆大学工学院。1950年12月，我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干部学校，曾任排长、文化教员、政治理论指导员等职。在此期间，因工作表现突出，受共青团组织通报表扬一次，被评为社会主义教育积极分子，获一等奖一次，立三等功一次。从这时开始，我萌生了入党的想法，1956年我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此后每年都向党组织交申请书，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一员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

　　1958年，我转业到吉林市一中，当过物理教员、组长、校务委员。1970年随爱人走“六•二六”道路，先后到市郊区二十四中学、区教育局工作。1978年选调市教育学院，担任物理教研员、教研室主任、物理学科教授。这期间我的工作单位和职务几经变化 ，但我始终积极要求入党。直到1983年，党组织找我谈话了，结果出乎意料，不是批准我入党，而是要我继续留在党外。

　　1983年初，当时的民进长春市委会主委朱静航突然找我谈话，想吸收我加入民进。我当时感到挺突然，因为许多年来，入党一直是我的夙愿。朱主委和我详细介绍了民进的性质、任务和发展历史，当我知道南京“下关事件”的重要人物马叙伦、雷洁琼都是民进的创始人时，我对民进组织产生了很好的印象，认为民进的人很正直，这个组织也很正派。过后我才理解，朱主委之所以找我谈话，是因为我从事教育工作，符合民进的主界别，我当时在教育学院算是比较能干吧，在行业内也有一定的名气，也就是所说的有“代表性”吧，所以党组织向朱主委推荐了我。后来，市政协副主席魏承学、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张舜也分别找我谈话，告诉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1979年6月全国政协五届二次全会召开，邓小平同志在开幕式上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讲话，对统一战线、民主党派性质作出了明确的阐述，指出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帮助民主党派发展成员、恢复或成立地方组织，是党的统战政策的一部分，加入民主党派不是离党更远了，而是更近了。这些推心置腹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我欣然地加入了民进。

　　当时，我和梁正（市委会专职副主委）、成滴石（市话剧团导演、市委会兼职副主委）等担负起了发展会员的任务，我们骑着自行车，几乎跑遍了全市的文教团体。那时左倾流毒影响还很严重，许多人对民主党派不了解，有些人甚至认为加入民主党派等于入了“旁门左道”，所以发展会员很难。记得当时去吉林市铁路中学多次，一个成员也没发展进来。但是我们都没有气馁，慢慢地打开了局面，一批高素质的人加入了进来。象吉林师范学院的教授索光俭、吉林市毓文中学的特级体育教师岳蠲之、市话剧团的台柱子张中华，还有张运成、傅菁芸等都是那时候加入的。张运成当时是师范学校的教师，后来成为市委会的专职副主委，现在已是颇有知名度的书法家。傅菁芸当时是吉林市船营区25小学美术教师，在美术教学上成绩突出，她和学生的作品已经在17个国家展出，后来成了民进中央的先进典型，还当选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后来的共同经历中我体会到，这一时期入会的人，虽然加入时很是慎重，有的还要反过来“考查组织”，但是一旦他们从心里认可决定加入组织之后，他们就会有很强的组织荣誉感，珍惜会员身份，处处为组织着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中华和他的“特殊支部”，他退休前一直是话剧团支部主任，经常外出演出或拍电影，支部的成员很难聚在一起过组织生活。后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每当有演出任务或进了哪个剧组之后，他就把演职员中不管来自哪里的民进会员都召集起来，成立临时支部，一起过组织生活，共同学习交流。应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体现了会员对民进组织的深厚情感。后来，民进省委宣传部把这件事写了篇稿子叫《特殊支部》，在《吉林民进》上发表了，感动了很多人。

　　市委会成立后，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最要紧的还是组织建设。1985年建立了12个基层支部和一个专门工作委员会。到1988年已经成立了一个县级委员会（磐石县），支部数24个，分布在市内各主要院校和文教团体，会员都是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和中坚力量，民进在全市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好。到1997年我退休的时候，又成立了船营、昌邑、龙潭三个区总支，专委会6个，支部数达到31个，还从税务和金融界发展了少量会员，成立了两个联合支部，组织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民进工作要凝聚人心，就要关心会员的思想进步和生活中的困难。对党中央的每个重要决定或文件，都要结合我会情况向会员讲解，或组织座谈讨论，以提高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增强他们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在生活方面最大、最普遍的是住房问题，当时在歌舞团、话剧团工作的一些会员，都住在通天街附近的一个棚户区，有的一间房中间砌上隔壁墙就住了两户，每户也就六七平米，真是太艰苦了。得知情况后，我和副主委成滴石直接去踏查，详细了解了情况，向市政协提交了呼吁解决问题的提案，并直接找到了当时的市长王云坤反映情况。后来，王市长特批给歌舞团和话剧团建了两栋宿舍，解决了这两个团职工的住房难题。会员李维庚、隋庆荣的住房困难也通过民进市委会和市政协的呼吁得到了解决，两位会员都感动得无以言表。隋庆荣在退休多年后还积极参加民进活动，她说：民进是我的家，民进的活动我都要参加。当时，市委会机关调来一个干部任宣传处长，也是错划右派平反摘帽的，老母亲和他一家共四口人挤在一间小平房里，就一铺小炕，生活特别艰苦。我当时找到了副市长辛世毅，和他反映了情况，我对辛市长说，我的两个儿子住房也很困难，但我不麻烦领导解决，这个机关同志太困难了，还得请市长帮帮他。最后经辛市长协调，在德胜门那儿给解决了一套70多平的两居新房。

　　还有评剧团的一对中年夫妻都是民进会员，当年在“反右”的时候，男的被宣布为右派，夫妻双双下放，回来后落实政策找不到文件依据，当时领导一句话就成右派了。我了解了情况后，向市委统战部反映了情况，引起了统战部的重视，最后为他们落实了政策，补发了多年欠发的工资，后来夫妻俩兢兢业业，工作表现非常好。

　　在市委会成立最初的几年，工作重心是温暖人心，凝聚力量，给本党派成员、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受迫害有伤痛的成员提供些实实在在的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具体困难，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重塑人生的理想，为生养于斯的祖国贡献力量。几年过去了，许多会员对民进组织有了家一般的归属感、亲切感，他们重拾了对社会的信任，再次扬起了人生的风帆。

　　直到中共中央1989年[14]号文件颁布，对新时期民主党派的性质作用作了明确地阐述，党派组织的工作重心也随之而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作用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民进市委会也依靠界别和人才优势，围绕优化中小学教学环境、促进文化繁荣、探索戏曲改革新路等方面开展了调研，并以民进市委的名义提交了政协提案和政协大会发言，反响和评价还不错，有些还被市政协评为优秀提案。

　　在民进工作的十几年中，我深深感到，党的统战政策是党的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把民主党派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是党派工作的政治方向；全心全意依靠党的领导，摆正自己的位置，是做好党派工作的根本保证。同时，在多年参与省、市及民进中央的会务活动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民进这个组织是在反内战、要民主的斗争中产生的，是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是爱国、民主、团结的政治组织，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亲和力，“以党为师、立会为公”是多年来形成的光荣传统，民进组织像一个风清气正、和谐团结的大家庭。

　　1997年，在我届满卸任了民进的一切职务后，我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十几年民进工作中与那么多可爱可敬的民进会员所结下的民进情缘，却成了我一生的宝贵回忆而永远难忘。

　　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工作。作为一个民进的老会员，我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对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制度充满信心，更对民进的未来充满信心。我真心地希望民进的后来者，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机遇，发扬民进的优良传统，凝聚全会的智慧和力量，不忘初心，同心同德，为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为实现国家的振兴发展做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贡献。

（彭乐列曾任民进吉林市第一、第二届委员会主委，民进吉林省第一至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委，民进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5至1997年间任吉林市政协副主席。王化廷，系民进吉林市委宣传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