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胡军，男，1951年出生于上海。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担任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委员、民进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创新战略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哲学会会长等职务。1981年2月-1983年7月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任教并于此期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1988年获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91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8年3至今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2000年荣获金岳霖学术奖。著有《金岳霖》、《道与真》、《哲学是什么？》、《燕园哲思录》、《知识论》、《中国儒学通史·现代卷》 等著作，在《哲学研究》 《北京大学学报》 等重点期刊上发表约180篇文章。

　　一个人如何能够将书法、音乐、象棋、体育运动等兴趣与学术研究集于一身，且样样在行？如何从平凡的贫寒子弟成长为学识渊博的北大教授？如何在纷繁多变的时代里解读蔡元培思想，把握北大精神？在兴趣与学术之间，胡军老师有太多的故事，也有太多的感悟。

　　爱与趣

　　与许多老教授退而不休的选择不同，胡军早早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开启了一种全新而宁静的生活，把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了他的兴趣爱好中。这些丰富多彩的兴趣爱好向来是胡军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我年轻时就喜欢哲学、文学、诗歌、书法、唱歌、象棋、体育运动等。没有家庭社区环境的熏陶，形成兴趣纯粹是因为自己曾经被这些东西所深深地打动过。” 当然，每个兴趣的萌发也需要一些特殊的机缘，要有其特定的触发事件和环境。

　　胡军从小就有对体育运动的强烈爱好。小学三年级时他就参加了学校的跳绳比赛，以每分钟跳单摆207次，获得全校跳绳比赛冠军。在上小学和初中时，上午课间往往全校学生一起在操场做广播体操，胡军在班里是领操的，他的广播操一板一眼，力争每个动作都做得准确到位。这种极其标准的体操动作立即引起了体育老师的注意，老师便选他在全校领操。于是，每天上午课间广播操前他必须爬上两米来高的领操台上为全校师生领操。由于领操的机缘，初二时他又被选拔进了体操队，曾练习过单杠、双杠、吊环、鞍马、跳马、自由体操等项目，参加过不少的体操比赛。他是个获得过少年级别的体操运动员。当然，这种运动方面的优势也不全源于认真，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天赋，“我当时学体操，动作不靠老师教，主要靠自己领悟。”他小学三四年级就又喜欢上了篮球。尤其是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工作期间，与体育系的很多教师关系很好，胡军经常与他们交流，逐渐喜欢上了篮球，琢磨篮球每一个动作完成的要领。北大工作期间，胡军更是经常抽出时间打篮球，他甚至于大年初一时，一个人跑到校园里打球。2002年在他的倡导之下，北大哲学系成立了教师篮球队，还定期与系里的学生进行篮球比赛。如今，已经年过六旬的胡军依然保持着对篮球的热好，他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做了一个约四十平米的篮球场，安置了一个篮球架，有事没事，总要在灿烂的阳光下拍拍球、投投蓝，既锻炼了身体，更愉悦了心情。他平时很少看电视，但是由于对篮球的热爱，他只要有空闲，就要打开电视看美国的NBA篮球赛。他买了一套美国篮球运动员乔丹篮球比赛的DVD，有了空闲经常拿出来欣赏欣赏乔丹打篮球的风采。

　　胡军也爱挥毫翰墨，由于常年练字，他的办公室里总是飘着一股墨香。他对于书法的热爱最早可以追溯到文革时期。那个时候早已进入停课闹革命的年代，师生的全部精力都花在写大字报上。他所在的中学校园内也到处张挂着大字报。出于好奇，他经常在大字报前浏览， 一个偶然的机缘，胡军看到一张大字报的毛笔字流畅漂亮，这下可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久久地站在这张大字报前，他看的不是内容，而是在仔细地欣赏大字报上的毛笔字的点画、结构和布局。这位语文老师写毛笔字，那笔走龙蛇，行云流水的姿态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回去后，他就开始刻苦练字。1969年他主动报名下乡，当时他所居住的街道和居委会知道他写一手好字，就交给了他一个任务，给了他一面红旗，让他在红旗上写下“上海知青赴黑龙江嫩江农场三分场”。离开上海那天他拿着这面红旗，坐在靠着火车窗口的座上，将红旗放出窗外。当时有不少他的街坊邻居前往上海闸北火车站送别胡军。到农场后，当时农场旗帜上的标语“上海青年赴黑龙江嫩江农场三分场”也是由他书写完成。文革后1977年高考，他因成绩优异，考上了一所地方大学，就是在大学二年级期间，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书法比赛，他的书法作品获得了三等奖。颇为遗憾的是，在以后的几十年时间因为忙于学术及其他的社会活动，胡军因此长时间地搁置了笔墨。令他感到高兴的是，退休给了他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他便朝花夕拾，偶缀珠玉。经过长年累月的积淀，胡军在书法界已是小有名声，他爱书法，强调要有“为艺术而艺术”、“艺术至上”的精神，而毫无任何功利性的目的。他认识很多书法界名家，每年都受邀参加书画展，与那些名家进行交流切磋。

　　音乐可谓是胡军的天赋所在，比如吹笛子。他少年时曾经听到别人吹，被深深地打动。后来自己学吹笛子，经常吹《我是一个兵》、《小八路勇闯封锁线》，邻居们都很喜欢，至今邻居们还记得他当年笛声，有的甚至能够生动地模仿他笛声。当年有一位少年是独生子，本可以不上山下乡，但是因为太迷恋他的笛声，为了能够继续听他吹笛子也就带着他的女朋友一起而追随他下乡。他的笛声经常悠扬地飘散在农场的上空，有不少下乡青年曾为他的笛声所打动。曾有一个青年，竟认为，胡军的笛子吹得好，是他手里的笛子好，所以他想尽办法一定要把胡军手里的笛子买下来自己吹。经不住这位青年的纠缠，胡军不得已将自己的笛子给了他。但令胡军惋惜的是，这位青年经常拿着笛子在寒风中边骑马边扬着笛子，不久这支笛子也就破裂了。唱歌也是他的所好。他所在的民主党派民进中央中有很多精通歌唱的专业人士，但他仍是个中翘楚，就连获得国际金奖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也称他是“胡大师”。2013年底，他受邀跟随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行前往台北，在台北的圆山饭店享用晚餐，席间台湾方面早有积极的准备，乐队演奏和歌唱以示欢迎。大陆方面却毫无有类似的准备，显得有些被动，于是副委员长建议胡军能否代表大陆方面唱一首歌，结果他以一曲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惊艳全场。当时，台湾、大陆学者由于一些问题，存在一定的心理隔阂，大家在交流的时候都有点小心翼翼。他的演唱使得现场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活跃，大家开始围在一起哼唱，畅快交流，其乐融融。其实他的歌声早在2003年3月30日上午就曾在台湾阿里山森林里震动过不少的台湾民众。胡军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每每走到空气清新、山清水秀之处就自然会哼唱几句歌词。那年他随大陆宋庆龄基金会代表团去台湾访问，当他们走进阿里山时，他便被当时的美好景色打动，也就自然而然哼了几句，听到他歌声的人，也就邀他唱一首歌曲。经不住大家的再三要求，他也就大声唱起了《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当时听众据说有几千人。唱完后不少人就围着打听，刚才唱歌的是谁？同行的几位北大教授就告诉那些听众，唱歌的是北大哲学系的教授，听众于是更感到极大的兴趣，尾随着走了颇为长的一段路程，最后在一棵粗壮的大树底下，不少人围着胡军照了一张照片后，他们才逐渐离去。

　　胡军炉火纯青的歌唱技艺除了有赖于天赋与兴趣外，更多的要归功于他的认真钻研和刻苦练习。他离开上海下乡插队时也不忘带上一本汤雪耕写的《怎样练习唱歌》，经常抽空阅读，用心琢磨。此后，他收集了不少音乐，尤其是声乐方面的专著，细心阅读琢磨。至今他家里有着二十多本关于声乐也就方面的专著。他热爱唱歌，甚至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以前他家住蓝旗营，唱歌和练声不免会吵扰到附近居民。为了能有一个清静的地方晨起练声，他干脆把家搬到京郊。现在，他的住所一派田园风光，生机盎然，有山有水，有花有草，人烟稀少。胡军的西窗外是一架葡萄藤，四月间还有瀑布似的紫藤萝，爬得满墙都是。一有空闲，他就会在那里唱上几首歌曲。

　　2013年年底胡军曾在解放军军乐厅听过一个旅美大提琴家演奏的德沃夏克的《寂静的森林》，使他深深着迷，简直不能自己。他在当晚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如有来生，我一定自己买一把大提琴，如果没有钱，借钱也要买一把，此后将终生伴随着它，倾听从琴盒内流淌出的美妙而动人的颤音。音乐是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他简直不能想象没有音乐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一个有着优高雅情趣的学者肯定离不开音乐。胡军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他每天必须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听音乐。他写书法时听音乐，看书、写作时也放着轻缓舒适的音乐如苏曼的《梦幻曲》、德沃夏克的《幽默曲》、马友友演奏的《西部往事》等曲目。即便走路散步时他也经常在听着音乐。他极其容易为那些源自生命深处的高雅而美好的声音和图形等深深地打动。

　　其实，胡军十岁左右最令他着迷的是中国象棋。看见有人在下棋，他就会长时间地在旁观看和支招，他也因此感觉到极大的兴趣。于是他也就经常从报纸上剪裁和收集关于象棋比赛的报道和棋局。他也花了不少自己本来就不多的零花钱买了不少棋谱，自己研究。他至今还保存着这些棋谱，至少有个二三十本。他也曾参加过象棋比赛。来北大之前，他经常下棋，赢了还想赢，输了不服气，有时一天要下好几个小时。还经常一个人花时间研究棋谱。真是有点不务正业了。毕竟在地方院校，他感觉到的压力不是很大。但是到了北大之后，胡军也就“金盆洗手”，彻底戒掉了下棋的“不良习惯”，从此也就不再留恋往返于棋盘和棋谱之间了，他将自己的时间完全用在讲学、科研、管理及相关的校系和社会活动方面。

　　说起他的兴趣爱好时，六十四岁的胡军眉飞色舞，快活得像一个孩子。可以说，正是兴趣引领着胡军的生活，使他的生活充溢着盎然的生趣与美感。

　　起与伏

　　胡军的母亲一直希望儿子能在新华书店找到一份工作，在她看来，卖书是一份挺好的工作，旱涝保收，也不过分辛劳。可是不曾想，多年以后，新华书店却在卖胡军的书。

　　胡军的家位于上海城隍庙东南角，这里是上海最古老的街区，也是上海最为繁华的地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一直没有太多变迁。胡军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大城市之一，上海自从开埠以来，就是一个天堂和地狱并存、繁华与贫穷同在的地方。夜晚漫步街道，不难看到五彩的霓虹灯旁边映照着微弱的煤油灯，不难从欢快激昂的迪斯科声里听到刷马桶的声音。这里有宽阔的街道，高耸入云的摩天楼，这里更有狭窄幽暗的弄堂，弄堂里是鳞次栉比错杂排列的房屋，几家几户被重叠压缩在方寸空间中。甚至有时候，开窗也能碰到一起。于是，本该各自伸展的有着不同节奏的生活强扭交织在一起。楼上楼下只隔了一层板，夫妻吵架、孩子啼哭甚至夜里起身在马桶里小便的声音也不加掩饰地清晰地传进耳朵里。胡军感慨道：“这是一座大城里嵌套小城的城市，这里的生活是金玉其中，败絮其外。大多数人看见的是繁华，但真实的生活却有很多艰辛和苦寒。”

　　那时候的胡军家境贫寒，母亲没有正式工作，只是外包工，一个月就三十元，对于一个五口之家来说，生活就是“捱日子”。胡军想与其在家白口吃饭、艰难度日，不如到农村去，一来省了一口米，二来能有所磨练。所以文革初年当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胡军立刻主动请缨，背着母亲自己拿着户口本到派出所将户口迁出。他清晰地记得，那一天是1969年9月13日。怀着满腔热血和远大抱负，带着母亲的牵挂和邻居赠送的物品，十七岁的少年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直奔向了黑龙江的嫩江国营农场三分场。

　　当时胡军的同伴，现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写过一本描写下乡青年生活的长篇小说《蓝天浮云》，其中的一个主要人物顾钧的原型便是胡军。在农场，胡军每日的必修课便是下农田干活。晚上务农回宿舍后，其他人都筋疲力尽，倒头就睡，鼾声如雷。他却不然，以木箱为案，点着油灯夜读，当时，六七十人睡在马厩里，夏天的时候汗臭熏天，夜晚马厩里常常鼾声如雷，胡军却泰然处之，心静如水，他说这是“心有足乐，不知困乏”。在这个小小的木箱上，白天那个使他胳膊酸痛、汗流浃背的世界仿佛渐渐褪去，展现在他的眼前的则是另一个全新的世界，那里只有书香和愉悦。就这样，无论寒冬或酷暑，无论风霜雨雪、惊蛰雷电，任何事情任何人都无法扰乱他这一方小小的却又是极大的书本展示的精神世界。

　　长期的刻苦读书为他赢得了新的机会。当时全国学习马列，农场总部也定期有这方面的学习班。记得是1974年年中，场部召开了一次马列学习班，他所在的分场就推荐胡军参加，因为分场很多人都知道，胡军离开上海时带了一大木箱的书，其中就有不少的马列著作。他还在十五六岁时，就对马列著作顿生兴趣，将自己的零花钱买了《马克思恩科斯选集》、《列宁选集》各一套。他又买了《资本论》、列宁的《哲学笔记》等不少书籍。当时他就能够背诵《资本论》的第一章。去农场后一有空就经常阅读马恩列宁的书。由于他在农场总部学习班的发言被领导，尤其是农场总部中学的领导认可，于是他也就在1975年秋天被选中去农场总部当中学教师。最初的安排是让他教授政治课程、马列思想，但由于当时对政治课老师的要求极高，新来的老师必须要经受一段时间的考验，所以当时的校方先让他讲授农业课。所以，他也就从农业课讲起——讲马铃薯的种植历史，讲玉米的栽培方法，讲各种农作物的习性。一年之后，他的负责尽心得到了认可，胡军终于正式走上了政治课的讲台。自此以后，他便也就“与哲学结了缘，结了很深的缘。”

　　77年文革结束，中国恢复高考，胡军认真研读母亲从上海寄来的一套“青年自学丛书”，积极复习备考。他只是个初中毕业生，从未上过高中。他是全凭着由强烈兴趣引导的自学，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哈尔滨师范大学，平均每门课是85分。考试成绩尽管优秀，却不能进入国内的著名高校，因为当时的黑龙江有特殊的土政策，即凡在本省内的中学老师参加高考的，只能留在本省的师范院校学习。于是，他告别了生活了近十年的嫩江国营农场，进入了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

　　当时的大学教育非常重视英语，但是胡军并没有学过英语，为了赶上同学们的进度，他开始废寝忘食地自学英语。一次老师在课堂上讲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他却在底下背英语，有时竟然出声，有同学以为这样影响了别人的学业，便把他告到了系主任那里。年轻气盛的胡军不服气，辩解道：“老师讲的内容我都知道了，要不我背《资本论》的第一章给你听？”系主任无话可说，只好随他去了。以后上课，胡军就坐到最后一排，照旧背英语，最终他不仅能跟上老师的进度，还在黑龙江省十几所大学的英语比赛中取得了第七名的好成绩。他完全是靠着自学而取得这样的成绩的。参加英语比赛的绝大多数是高中毕业生，学过多年的英语。其实在大学里是开国英语课的，但胡军认为给他们上英语课的老师讲得不好，发音又不好听，还不如自学，平时听听美国之音。不过有一次为了躲避政治学习，不得已他以要上英语课为由不参加政治学习。但是两节英语课，他也只上了一节，第二节他就逃之夭夭。但英语课的考试，他的成绩都是优秀的。

　　四年大学生活如白驹过隙。快毕业时，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教系的几个教研室都想留下胡军，由于当时中国哲学教研室的主任声望高，于是胡军也就当然地留在了中国哲学教研室。留校后，他就马上获得了来北大哲学系进修一年半的机会。这是胡军与北大结下的最早的缘分。

　　从北大回校任教的胡军本就是一个较为安分的人，从没有什么远大而高远的理想。但不久教育部似乎有个文件，要求以后凡拟申报高级职称的教师必须有相关的学历。当时胡军所在的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于年轻教师也很关心，就在全校内组织了一个英语学习班。但进入学习班者，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结果胡军又获得第一名，并当上了学习班的学习委员。功夫不负有心人，198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生入学考试时，他以专业、英语都九十多分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虽然此前的胡军从未写过学术论文，但经过认真的钻研和深入系统的思考，毕业时，他写出了一篇优秀的硕士论文得到了答辩委员会委员的高度评价。硕士毕业后，他本可以借助老师的推荐直接读博，但他还是选择通过考试取得博士就读资格。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同样也得到了答辩委员会委员的高度评价。几位德高望重的评委认为胡军的博士学位论文代表着中国哲学的发展的方向。

　　应该说，胡军的学位论文写作与他早年的自学兴趣密切相关的。他完全是由于在哲学和文学等方面的兴趣而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著述。比如他在十六七岁时就手抄了有两万多行诗句的德国著名诗人歌德《浮士德》的中译本，这一手抄本至今还保存在他的书房内，经常拿出来翻翻。他还曾手抄了英国诗人拜伦、雪莱等、俄罗斯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诗人的诗集。此外胡军还有大量的关于文学、哲学等的手抄本。这真是读书不如抄书，在手抄的过程中，胡军确实收益颇丰。这可能会有助于胡军后来的学术论文的写作能力的提高。

　　博士毕业前，北大哲学系的老师对他印象颇好，他却也有留北大任教的机会，但由于对哈师大一诺在先，他便返回哈师大继续任教，那时是1991年。凭借着深入的研究成果，年底他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不到两年，在台湾出版的学术专著又使得他再次被破格提拔为教授。

　　1998年初，他离开了哈师大，重新回到了北大。

　　这次调动一波三折。那一年，除北大外还有北京的其他单位都提出想要他去执教。那年月，实行人才单位所有制，人员的调动需要省委主管教育的副省长审批。哈师大一些人不大情愿他走，甚至试图隐瞒着他并代为回绝，但好在新任校长通达识理，最终，时隔六年后，胡军重返北大。

　　学与识

　　北大之于胡军，是一生的牵挂。他与北大的缘分可以追溯到1981年，那时候胡军还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任教，期间，他到北大哲学系进修中国哲学。

　　他还记得那时候，三十岁的他第一次来到北大时，就买了一件印有北大校徽的体恤衫，他穿着T恤，到未名湖边走了走，又跑到博雅塔下看了看，心中充满了欣喜。他对当年哲学系的老师们有着深刻的印象，“那些老师不仅博闻强识、脱口成章，而且学问做得非常好，老教授们对文本每个字的解读都引经据典、细致入微，真的不得不让人钦佩。”其中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是张岱年先生。张先生对史料的熟练掌握和对哲学史的概念深入精致的分析使他尤为敬慕。他饱含深情地谈起张先生讲课的情形，说道：“当张先生迈着较显颤巍的步伐走进教室时，满教室所有的中外学者全体起立，向这位学界的泰斗鞠躬致礼，我因此受到了很大震动。我感觉到在北京大学这一块土地上知识真的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在硕士论文答辩时，张先生对他的论文给予了肯定和高度评价，鼓励他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这给了胡军极大的鼓舞。

　　就这样，胡军延续了他硕博士期间的研究主题，长期致力于对金岳霖哲学思想的研读和思考，并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金岳霖提出的关于中西哲学或文化间根本性差异的观点，实质是为振兴中国传统哲学，促进科学文化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和长足进步，这种由逻辑和知识论构成的哲学体系，在客观上为复兴中国文化这一历史使命奠定了基础。在系统研究后，胡军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了书，先是于1993年出版了《金岳霖》，而后于2002年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书籍《道与真：金岳霖哲学思想研究一书》。因为这本书，胡军获得了研究金岳霖哲学思想的最具权威的最高学术奖——金岳霖学术奖得主，并成为该次获得奖项最多的学者之一。他对于金岳霖哲学思想的研究得到了国内外不少学者的高度评价。

　　由于胡军在北大求学期间写作的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得到的高度评价也为他以后返回北大就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胡军的学术兴趣不仅限于此，他把学术与人生、生活结合起来，不仅研究深邃的中国传统文化、广阔的生活，也探索人的心灵、我国的教育制度，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他对北大精神、蔡元培教育理念的研究。仅2002年至2010年八年间，就“北大精神”，他发表了《什么是北大精神》《北京大学精神的一种解读》《北大精神解读》等五篇文章。在他看来，北大精神就是“为学术而学术”。胡军认为 “大学的原意本是行会，也就是一个能抵制政治、经济、宗教等影响的师生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应该保持着好奇心和求知欲，专心学术。”在他看来，老校长蔡元培曾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主张被很多人解读为自由主义是一种错误。“殊不知自由主义只是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学术传统中的一种。自由主义是最提倡思想自由、最有包容性的，但并不能代表所有思想与流派。真正的‘兼容并包’是包容各家各派，而不是听一家之言，以一派为主。”所以，胡军认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漫无边际的，而是以“学术至上”为前提条件的。

　　这就涉及到什么是学术。在他的理解中，学术是针对某些问题或对象所做的理性的理论思考和研究的过程，不是死记硬背或注疏解读传统经典语录。但是中国本土的思想多是经验性的、实践性的，重实用而轻逻辑，而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对话集》里就处处充满深刻的思辨和严密的论证。胡军觉得中国这种疏于思考、疏于理论论证的传统得变一变。

　　当然，学术的独立性也很重要，在这一点上，胡军非常赞同胡适在北大校长的就职演讲中对学术独立的论述。他清晰地记得胡适演讲的内容：学术独立不是闭门自守，拒绝相互交流。而是通过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国内大学要承担起学术的基本训练，而不必向国外去寻求。受了这些基本的学术训练的人，国内应该有设备和以供他们留在国内急需从事研究；他们不但能解决国内重大问题，也能与国际学术界合作来共同解决国际重大问题。但是，胡适在北大校长就职演说深入很强调中国大学的学术独立计划，但他本人并没有讲清楚，究竟什么是“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这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其实，胡适没有讲清楚尚可理解，但更重要的是，现在大学的领导几乎也没有人能够讲清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根本就不关心这一大学理念。2014年光明网的记者曾专程赶到北大，就大学理念问题求教于胡军教授，认为他的大学理念有着自己的深度解读。胡军坚信，所谓的世界现代学术基本训练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1.以分科治学为前提的科学理论知识体系；而分科治学的前提是要有比较明确的问题意识或研究对象；有了上述的问题或对象，我们才有可能对之进行精确严谨、系统精致的论证；此种过程性的或结构性的论证要依赖于某种周密而系统的思维方法理论。

　　2.在上述的科学理论知识体系指导之下的可控的精确实验。

　　不得不承认的是，现代社会制度的设计和工业产品的生产基本就是上述两个要素的无缝结合。

　　胡军认为，中国大学独立与否就是看我们能否在上述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他认为，“这也应该是北大的追求”，北大应该首先在上述的第一个要素方面，即在分科治学前提下有自己的科学知识理论体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只有朝这一方向努力，北大才有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否则绝无可能。

　　胡军不仅一直关注北大精神，他也很关注北大的校园建设。现在的畅春新园、挂甲屯、肖家河等处的约一千亩地就是2003年由他挑头集结一百多名北京市人大代表提案的结果。北大校区面积顿时增加了不少。他甚至还向有关领导提议将北大东门外的马路改建成绿色的步行街，机动车道全走地下，将大都市的喧扰繁闹隔绝在安静的校园之外。

　　他还曾向北京市领导提出，将101中学对面的路口封闭，以便将北大西门外的马路并入北大校园，将海淀体育馆建成北京大学体育活动中心。如此等等。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上述设想并未实现，但胡军老师却也为北大校园建设费尽了不少的心思，做了不少的工作。

　　胡军认为北大精神是百余年来慢慢生长、慢慢沉淀的，得靠一代又一代北大人坚守和维系。所以，他对北大的青年学子有特别的期许：“我希望，他们能有高雅的情趣，进而有完整的人格和丰沛的生命力。在学术方面，要从单一的学识走向跨学科的丰富学识，要有顽强的问题意识，敢于质疑正统、敢于挑战权威。还要有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使思想插上翅膀，尽情翱翔。”

　　【采访手记】一副黑亮的墨镜，一身笔挺的西装，初见胡军老师，你不会想到这个矍铄干练的人会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教授，会有丰富多彩的兴趣爱好，更看不出他一脸平静背后的热忱与情怀。在北大，他有良师益友，有学术成就，有往事琐忆，更有对北大精神的品读与传承。以“学术独立”为核心的北大精神是他始终秉持的治学态度，更是他对后辈莘莘学子的殷切期望。他认为北大师生应该淡化人际关系，加强学术研究，还要正确看待读书，书籍只是工具，而不是文明本身，不能死读书。退休后，他受邀成为国家创新战略委员会主任，力图为中国文化复兴提供战略性思考。最近，他打算写几本书，既关注文明发展的大方向，也研究哲学中的小问题。本文原题为：《在兴趣与学术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