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卫，研究员，民进中央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会专职副主委，上海中华职教社副主任，第十一届上海市政协常委，第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在职业生涯中，胡卫所涉及的工作领域较广、专业建树颇丰。

　　胡卫长期从事教育理论及政策研究，涵盖基础教育、民办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图为在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与部分同事合影。

　　作为教育研究者，其长期从事教育理论及政策研究，涵盖基础教育、民办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曾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理论与德育研究室主任、上海市现代教育鉴证和评价事务所所长、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民办教育研究院院长等职务；先后领衔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研究，同时承担了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民进中央、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所委托的大量教育决策咨询项目；在各类杂志报刊上公开发表论文（文章）500余篇，独著或合著有教育类著作20余部，先后荣获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国家教育图书奖二等奖2项、上海市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3项。

　　1995年底先后成立全国首家民办教育研究所和协和教育中心，成功开启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空间。图为上海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之际，时任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隽琪（左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达峰（左六)全国人大常委庞丽娟（左七）上海市教委主任薛明扬（左四）等到访民办教育研究所，并与全体员工合影。

　　作为教育实践探索者，他曾因应浦东开发开放和本市教育办学体制改革，1993年底起发起创办了一批具有实验性质的幼儿园和中小学，成为本市基础教育领域公民合作办学的典范。1995年底先后成立全国首家民办教育研究所和协和教育中心（集团），成功开启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空间。因其在教育研究和办学实践上所取得的佳绩，胡卫先后被推选为上海民办中小学协会会长、上海市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华职教社理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并被聘为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应邀担任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上海开放大学客座教授、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兼职教授、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兼职教授。

　　胡卫支持推动成立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并被推举为第一、二届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第三届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

　　进入民进市委领导班子后，胡卫努力做到“双岗建功”，善于在专业岗位和参政议政中找准结合点，将专业岗位积累转化为党派参政议政选题来源及调研基础。担任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后，他更加重视参政履职工作，围绕中心大局，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历次在全国和本市“两会”上，其所递交的提案数、热点提案网上点击率以及媒体采访报道数均名列委员前茅。

　　2006年12月5日，时任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常务副主席张怀西、副主席严隽琪、潘贵玉、王立平、王佐书、贺旻、罗富和、秘书长赵光华会见新增选的胡卫等民进中央委员。

　　胡卫分别在民进上海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十四届和十五届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在民进上海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十六届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图为当选的十六届上海市委班子成员与代表委员见面。

　　特别是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常委兼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胡卫勤于思考、重视调研、笔耕不辍，撰写了一大批政协提案，形成了一系列参政议程成果。他所撰写的《乡村治理要警惕家族势力负面功能的危害》一文获得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重要批示；他所提出的《在线教育平台需加强课程管理》的建议，引起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教育领导小组组织王沪宁的高度重视；他所公开出版的《有思有行：改变教育的视角》和《言为心声：参政议政的足音》等6部作品，全面记录了他作为民进会员和政协委员的心路历程及参政足迹。在参政议政中，他所提交的提案或信息先后荣获全国政协优秀提案1项、全国政协优秀社情民意信息1项、全国政协年度好提案1项，并先后四获民进中央年度参政议政成果一等奖。

　　此外， 作为民进中央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顾问，他还十分重视扶贫帮困工作，组织开展了和贵州毕节金沙、黔西南安龙；湖南衡阳、浏阳、桑植；云南石屏等地的对口支援工作。2021年荣获民进中央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因积极投身四川灾后重建，他曾荣获市委、市政府颁发的“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市灾后重建突出贡献个人”称号。

　　我的履职故事——人民政协制度优势的亲历者和实践者

　　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最重要的组织。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无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开辟“中国之治”的重要制度设计和独特治理平台，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成员，我本人是人民政协制度优势的见证者、亲历者，也是实践者、捍卫者。

　　认真读书学习：夯实共同思想基础

　　履职在路上，学习不停步。诚如汪洋主席所言，政协委员应是最喜欢读书的群体，最有条件读书的群体，最能够把书读好的群体。长期以来，我把读书视作委员的一项基本修炼，坚持读书明理、读书明志，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把握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时紧密结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意见》等文件的贯彻落实，不断推进“五种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水平。

　　撰写各类学习体会文章。近年来，围绕大局、服务中心，以如何集智聚力做好参政议政工作和怎样多管齐下解决重大民生问题等为主题、主线，本人在读书、思考、实践基础上，先后撰写了数十篇学习体会和时评文章，分别刊发在《人民政协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联合时报》《民主》《教育发展研究》等报刊杂志上，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其中不少文章观点得到业界及学界的引用。

　　积极参加专题培训学习。先后参加了全国政协第十三届连任委员学习研讨班和上海市政协专题理论研讨会，分别就“对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认识和体会”作主题发言。此外，按照组织安排，本人还先后在中央社院和上海市统战部所分别举办的“新型政党制度”确立70周年理论研讨会和学习实践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研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

　　踊跃参与委员读书活动。参与由汪洋主席发起的全国政协防控疫情读书群，并受朱永新副秘书长委托担任《人类终极问题》一书的导读，在大家、高手林立的政协读书平台上，导读难度远超乎想象，但在各方面的共同参与和积极回应下，启发很大、收获颇丰。结合导读备课所撰写的文章——“人类将走向何处——《人类终极问题》导读”一文，也得以发表在《中国政协》杂志第11期上。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汪洋主席参加民进和九三联组会。根据组织安排，我以“‘书香政协’要在‘香’字上作文章”为题作了发言，并结合参与“防控疫情读书群”的经历谈了体会和感受。我认为读书活动使得政协委员“多了清气聚人气，少了官气接地气”。我还对建设“书香政协”提出了具体建议，希望 “书香政协”通过前瞻性、全局性的顶层设计，营造充满人文气息的环境，助力委员知情明政，让大家有话能在政协说、有话敢在政协说、有话会在政协说，并鼓励和引导委员用事实、案例和数字说话，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做到“不调研，不提案”，形成有血有肉的履职成果。我发完言后，汪洋主席回应说“我在你的发言中闻到了书香味。”针对我提出的建议，汪洋主席表示深有同感。

　　双周协商座谈：挑起担子建言资政

　　双周协商座谈会是全国政协实现政协职能的重要途径和表现方式。双周协商座谈会以专题为内容、以界别为纽带、以专委会为依托、以多向交流为办法， 对切口小、专业性强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协商，是沟通思想、协调关系、凝心聚力的重要协商平台。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以来，我共参加了5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一次网络议政协商会，每次都受益匪浅。

　　2019年4月12日，我参加了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召开的“加强幼教师资培养”双周协商座谈会。这次座谈会铆定学前教育“幼教师资培养”这一重要环节，切口更小、聚焦更准，先后有12名发言作了交流委员。汪洋主席在座谈会中多次插话，会议气氛生动活泼。作为发言者之一，我重点谈了如何提高学前教育师资待遇问题。会前，我围绕发言主题开展了不少调研工作，做了较为充分准备，还征求了边远地区幼儿园管理者和教师的意见。针对幼师收入水平偏低、教师岗位人难招也难留等问题，我建议要加大对非编教师的补助力度，优先解决骨干教师的编制问题,大力推动政府购买服务。限于时间限定，我在讲完主要观点后又跟汪洋主席作了报告，表示学前教育老师现状远比我们听到和了解的情况严重。我说曾有边远地区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老师们生活的困难情况。汪洋主席当场就说，你可以把这封信拿过来。于是，工作人员相继把信传给给了汪洋主席和与会的其他各位副主席。后面，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在作主题发言时，就把信中所提老师待遇情况吸纳了进去。

　　在这次会上，我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对于不达标的幼儿园，与其“圈养”不如“散养”。汪洋主席回应说，“对现在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包括像胡卫同志提出的幼儿园的‘圈养’还不如‘散养’问题”。谈到这一点，我不由得想起2017年2月以“办好学前教育”为主题的那场双周协商座谈会，我也讲到了差不多同样的观点。

　　当时有位委员就提出来，你自己的孩子到底愿意“圈养”还是“散养”？对此我做了解释，所谓“圈养”不如“散养”，主要是指那些教学条件不达标，既没教具、玩具，又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老师，孩子只是“排排坐，吃果果”，对于这样的一种学校，与其“圈养”，把孩子关在一个屋子里），还不如“散养”，让孩子在自然环境当中健康成长。正是在这样良好的民主协商氛围中，我们每一个委员都能较好发挥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

　　2018年6月28日，我又参加了全国政协召开的“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主题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就这个专题，会前，本人还随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斌赴上海浦东、杨浦等地作了实地调研。协商会当天，我在上海分会场作了发言。我谈到，中国历来重视家庭建设，而家庭赖以存在的基层生态治理，具有“耕读传家”和“乡绅治理”等文化传统。其中，“乡绅治理”或辅助教书育人，或从事乡村管理，对维持社会公序良俗与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可以也应当汲取传统文化合理养分，并结合新时代特征加以创新和发展。我提出，要解决好总书记所关心的居民“烦心事”、“操心事”和“揪心事”，把各种社会矛盾消解于萌芽状态，关键在创新基层治理。为此，各级政府应创设条件，加快培育合格社会组织，建立健全购买服务机制。尽管是远程协商，但汪洋主席通过视频多次和发言委员对话互动，也使会议气氛很活泼、很宽松、很和谐。

　　深入调查研究：俯下身子倾听民意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只有深入调研，才能提出切合实际、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做到选题准、调研深、情况明、分析透、建议实。这几年里，我随全国政协调研组先后赴15个省市自治区考察，走进城市、农村、边疆民族和连片特困地区，分别就职业教育、民办教育、扶贫攻坚、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特殊教育、学前教育、家庭家风家教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此外，我还随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代表团考察了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状况。

　　每次参加全国政协及相关专委会组织的调研活动，我都倍加珍惜，努力通过走访、座谈等形式，用政协委员的眼睛去看，用政协委员的耳朵去听,用政协委员的嘴巴去说，寻找好经验、发现真问题、提出新建议。

　　还记得2016年9月5日，全国政协赴江西省调研特殊教育时，在吉安县永和镇中心小学心理咨询室，一位教师讲述着教育唐氏儿、自闭症患者所碰到的问题及自己的“探索”。因为行程紧，旁边有工作人员催促，我劝工作人员别急，让老师说完，这正是我们委员应该听的。调研时发现，一些老师不顾及患有唐氏综合症孩子的感受，当着众多客人面谈论孩子的病情，还在孩子名字前冠以“唐氏综合症患者”。为此，我在座谈交流时，特别提出要尊重这种患唐氏综合症的小孩子，因为他们心理比较敏锐和脆弱。

　　每次调研后，我一般都会利用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撰写议政建言文章，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譬如，2014年10月，我随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到上海、贵州、海南等地调研职业教育，看到很多地方热衷铺摊子、建房子，或把既有的职教资源“内卷”起来，搞封闭办学，而忽视了校企真正融合。为此，我在俞正声主席主持的全国政协常委专题协商会上建言，提出职业教育要向产业、企业和互联网延伸，打通办学方和用人方之间的联系，重视把教学活动置于职业场景中，用真实的技术、真实的设备、真实的案例、真实的项目来开展教育，才能取得真正的实效。

　　2016年前后，围绕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问题，我还特别关注到企业持续“技工荒”问题，不仅珠三角、长三角，甚至我国的老工业基地东北也频频传出技工短缺的呼声。统计显示，我国高技能人才数量仅占5%，高技能人才短缺不仅影响产业生态，而且制约经济转型升级。在实地调研中，我发现，企业“技工荒”的根本原因是职业教育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职业人才培养层次不能满足产业升级要求。譬如，商贸与旅游、能源、资源与环境、土木水利工程类的职业教育人才结构性不足，而农林、财经、文化艺术与体育、社会公共事务、医药卫生类的职业教育人才则存在结构性过剩。

　　破解企业“技工荒”，弥补技能人才匮乏短板，这正是我国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发力点。要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必须狠抓技能人才“供应链”——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其更有效地应对市场需求。为此，我提议应以区域经济和产业集群为依据，合理规划区域职业教育发展规模及布局结构，实现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的合理匹配。而且，要面向高校毕业生、在职职工、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失业人员等群体，积极构建终身职业培训系统。

　　2017年2月，我随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赴河南、四川就精准扶贫问题进行调研时，发现现在农村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各种社会问题（如黄赌毒等）时有发生。与此同时，与县城学校“超大化”、“大班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麻雀学校”和“窝巢学校”大量存在。为此，我在调研报告中提出，农村的精准扶贫必须打组合拳，一方面要提高农村基层治理水平，形成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机制；另一方面要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返乡创业，使他们回流，重建完整家庭。针对农村学校“空心化”现象，我建议，加大对贫困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农村学校均衡发展的标准建设，尽快建立并完善生均经费、校舍建设及师资队伍标准。我的调研报告被全国政协采纳，并被推荐到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十六次会议作交流发言。

　　2021年5月20-24日，我随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专题调研组一行赴湖南、安徽两地考察民办教育改革发展问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和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孙思敬在座谈会上都指出，民办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办教育同样是为人民办教育，要给认可、给尊重、给鼓励、给愿景。为此，要立足我国国情，坚持分类管理，创新体制机制，完善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类学校的差别化扶持政策体系，推动民办教育健康发展。在与举办者、办学者交流环节，我也提出，民办教育要向前发展，需要解决好三个方面的矛盾。一是要处理好历史和现实的矛盾。现在有人要民办教育“退场”，提出要限制民办教育的发展空间，这不符合实践需求，对“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无益。二是要处理好国家统一政策和地方多样性的矛盾。国家政策要和地方实际相结合，和民办教育相关行为主体的诉求相适应，让民办教育投资者、管理者有获得感和安全感。三是要处理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民办教育改革发展之间的矛盾。不论公办教育还是民办教育，都是国家教育，都要坚持两条腿走路。未来国家教育事业发展，既要加大财政投入、办好办强公办教育，也要深化办学体制改革、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发展学前教育一定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精心准备提案：找准路子建言献策

　　提交政协提案，是一名政协委员履职尽责、参政议政最主要的形式和手段。“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政协委员撰写提案仅靠个人一己之力，闭门造车，是难以形成高质量建议的。唯有开拓参政议政平台和空间，汇聚多方的力量和智慧，才能提出有质量、接地气的意见和建议。

　　九年多来，我坚持问需于百姓、问计于专家，每年参加全国“两会”，都会在深入调研、认真思考、精心准备基础上，向大会提交4-6篇大会发言和15-20篇提案。这些提案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来源。

　　一是在上一年提案的延伸和发展中，通过再调查再思考形成新的提案。譬如如，2015年两会，我提交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的提案，其中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当年全国两会结束后，我调研发现，为了应付教育行政部门检查，一些学校在推行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存在形式主义倾向。于是，2016年我在两会上又提交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必须讲究实效”的提案，提出不能简单推进核心价值观教育进学校、进课堂、进书本，还重视创新、转型、内化，真正让核心价值观入耳、入脑、入心。又譬如， 2016年两会，围绕“全面深化改革”这一主题，我结合教育发展实际，提交了“要写好教育综合改革这篇大文章”的提案。其中谈到，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区，“修补式”和“碎片化”改革已很难奏效，必须放在全局之内和其他领域改革有机结合，系统思考、统筹设计，重视把握好其中的“关联”关系。2017年两会，我又对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又提出了新的思考，提出了三个新的观点：一要把微观多样性和宏观必然性相结合，打破“微观叙事”和“宏观立论”之间的壁垒；二要把现实困境和历史制约相关联，营造一个个“短时段”的成功，并最终走向“长时段”的辉煌；三要统筹协调，打破教育内部的“旋转门”，打破教育与外部的“旋转门”，破除部门利益互相掣肘。

　　二是立足专业特长，把教育研究与参政履职结合起来提出提案。本人长期从事教育理论、政策研究与实践探索。近9年来，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提交了大量关于教育领域问题的提案，其中许多提案都由学术研究、科研课题和咨询项目成果转化而成。在这些提案中，涉及教育综合改革的有十来份，譬如“治理‘择校热’需标本兼治”“教育决策需要建立在事实证据基础上”“变革教育评价方式，破解教育内卷顽症”和“构建校外育人新生态”，等等；涉及职业教育的有近10份，譬如“警惕职业教育升学导向”“加强地方本科高校双师型队伍建设”“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打造技能产业工人”和“拓展产业人才培养渠道”，等等；涉及民办教育的更是多达20份左右，譬如“完善营利性、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配套制度”“促进高中国际教育规范发展”“深化办学体制改革、更好促进民办教育发展”“促进民办园优质普惠发展”和“引导培训机构转型发展”，等等。

　　三是围绕党政关切的重大问题，聚焦重点、选准切口进行调研形成提案。谋大事须把握大势,谋一域须放眼全局。政协委员在提交提案时，不能只将眼光局限在身边的一亩三分地，还应该着眼全国，尤其是要对党和国家重点关注的领域展开深入调研，提出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观点及建议。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针对疫情中儿童触网比例大幅攀升的问题，我专门提交“深化网络协同治理，保护儿童健康成长”的提案，提出既要看到网络为孩子们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也要思考及防患蕴含其中的安全风险。同时，针对疫情防控中大量使用人脸识别等新技术可能导致个人身份数据泄露及滥用问题，我在另一份提案——“倡议建立人脸识别数据收集处理的特殊安全认证体系建议”中提出，应该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及经验，加快人脸识别标准体系的研制及应用步伐。针对超大城市治理所遇到的棘手问题，我在深入市民中开展调研和参加上海青浦、长宁两区专项民主监督协商座谈会的基础上，在今年“两会”上提出，应当加强“两张网”（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建设力度，以进一步增强管理事项聚焦度、扩大社会公众参与度、提高合作共享透明度，而作为国家战略性发展区域——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要率先打破区域行政壁垒，开展“两张网”先行先试。此外，因应国际国内形势新走向，就如何在地方层面落实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问题，我根据此前跟随全国政协调研组参与调研的经历撰写提案提出，要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建立完善的民生保障体系，处理好民生需求“保基本”与“多样化”等关系。

　　四是紧紧贴近民生关切的问题，在访贫问苦和扎根基层中提出提案。民之所望，政之所向。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民生议题一直是我持续关注的重点问题。近年来，我始终关注如何切实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并坚持从实际问题出发提出议题，汇聚专家智慧撰写提案，希望这些反复锤炼的政策建议能够对有关问题的解决起到真正的推动作用，哪怕只是前进一小步也是好事。譬如，针对儿童免票标准这一社会热点问题，在2020年“两会”上，我提交了“关于增设火车青年票等优惠票种的提案”，建议修改儿童半价票为未成年人半价票，不再以身高为标准，并增设火车青年票。该提案受到广泛关注，获得2.7亿人次的网络点击率。2021年两会，围绕火车票这一问题，我再次提交“关于改进飞机火车等交通报销方式，减少纸张无谓浪费的建议”，提出应该通过电子化等方式改进交通出行报销模式，既减少无谓浪费又便利广大国民。该提案同样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各种新的民生问题层出不穷，其中“空巢青年”问题也日益突出。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超过7700万“空巢青年”与父母及亲人分居，处于单身且独自居住状态。对此，在2021年两会上，我提出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半公益形式、培育公益组织、拓展社区服务等各种模式，为“空巢青年”群体提供力所能及的身心健康咨询和家庭建设援助等社会服务，以推动“空巢青年”群体向“筑巢青年”群体转变，切实改善 “空巢青年”在住房和心理等方面的现实困境。此外，针对一些地方对未成年人乘坐火车或住宿酒店并不对当事人及同行成年人进行身份登记核验而可能导致的安全问题，本人经过调研后撰写提案提出，应该尽快建立并推行未成年人出行住宿身份登记核验。

　　五是凭借党派界别优势，受日常工作启发思考而撰写形成提案。我担任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民进上海市委教育委员会主任等职务，经常定期组织参政议政沙龙，有机会把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召集起来，围绕发展中的难题进行专题研讨。通过这种让大家一起思维碰撞、激荡火花的形式，分享智慧并形成意见。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得益于各种沙龙的启发和引导，在每次讨论过后，我都会要求相关方面提炼形成一些会议纪要或专题报告，并由此组织撰写了一系列有关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的提案。例如，“创新政府管制模式 鼓励新兴业态发展”“激活社会资本参与 促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抓住症结，加快“城市病”治理步伐”“切实推进居民自治实践，探索基层管理创新路径”和“依法治国要从‘集体契约意识’养成开始”等等。这样一些些提案的准备和生成，体现了界别呼声和各方智慧。

　　做好对口帮扶：民主监督行稳致远

　　作为一名来自民主党派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响应中共中央号召，积极投身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也是自身肩负的一种重要工作。本人有幸被聘任为民进中央脱贫攻坚民主监督领导小组顾问，多年来，曾十余次跟随相关领导赴湖南开展对口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并就教育如何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问题开展督查调研。

　　光是2020年，我就随民进中央蔡达峰主席赴湖南湘西进行脱贫攻坚督察，参加了民进中央—湖南省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座谈会；随朱永新副主席赴湖南泸溪县开展了脱贫攻坚督察调研；随民进中央和财政部就教育扶贫财政投入的保障机制问题开展了联合调研。此外，受民进中央副主席、民进上海市委主委黄震的委托，我还专程去湖南怀化、衡阳等实地考察职业教育发展状况，并利用自身长期在上海教育系统工作积累的关系，积极推进沪湘教育对口支援工作。依托上海市、区两级职教资源，不仅落实了湖南省9个市县的25名贫困学生在沪免费接受职业教育问题，而且还在相关方面支持下促成了上海两所最好的职业学校与湖南省衡山县职业中专之间的校际紧密合作，建立了对口精准帮扶新模式。

　　由于以上对口合作模式在实践中收到了显著成效，2019年应民进湖南省委要求，民进上海市委又对口湖南省长沙市、张家界市开展校际合作。本人也在上海市教委相关职能处室的帮助下，再次促成杨浦职校、大众工业学校、群益职校、民航职业技术学院等沪上一批顶级职校，与湖南衡阳、张家界、浏阳等4所职校签订了校际合作协议。签约后，上海相关职校将利用自身区位职教优势资源，重点帮助湖南对口职校推进专业课程、师资队伍、目标规划等关键领域的提升，探索“产教融合、校企结合、工学交替、知行合一”精准帮扶新模式，全力打造湖南乃至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新高地，从而将以往单纯给钱给物的“输血式”支援转变为深度合作的“造血式”帮扶。

　　通过以上一系列对口帮扶实践活动，本人对脱贫攻坚工作形成了以下三点体会：

　　一要明确“为了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全面打响并最终决胜脱贫攻坚战，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党派成员，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脱贫攻坚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本人深刻体会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积极投身于脱贫攻坚实践并参与相应的民主监督工作，既是党派肩负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党派成员履职尽责的重要工作内容。为此，必须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社会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二要厘清“做什么”。在民主监督中，我们针对贫困地区“村空、乡弱、城挤”的教育资源不均衡现状，试图以系统思维推进贫困地区农村教育发展，并以推动中等职业教育为突破口和主抓手，收到了良好成效。在对口帮扶中，我们以西部教师培训为切入点，持续输出沪上名校、名师资源，久久为功、常抓不懈，一定程度提升了当地教育水平。

　　为助力云南省红河州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于9月14日至17日组织开展上海统一战线对口红河州教育帮扶行动。9月15日上午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郑钢淼一行专程前往石屏县石屏一中参加民进上海市委和石屏县教育帮扶签约仪式，并看望正在为全县教师进行培训和开设示范课的上海专家、教师。

　　三要落脚“怎么做”。脱贫攻坚路上，不能只是“一个人在战斗”。2008年以来，我们通过上海民进人文关怀阳光基金总共筹款逾千万元，用于支持西部支教讲师团和西部教师培训项目，将人文关怀的阳光播撒进了贫困地区孩子们的心灵。2018年，我们依托同济大学民进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力量，为贵州民族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提供帮助,将乡愁文化融入了当地新农村建设的同时，探索在黔西南兴义筹备建立了示范性特色教育帮扶平台,使之成为了当地师资培训和课程开发中心。我们还于2019年依托会员企业，创办了“我为扶贫下一单”——湘黔农产品推介平台，广泛发动长三角地区企业家推广助销湘黔农产品，取得了不菲业绩。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四次会议因新冠疫情防控的需要，大大减少了地方和央媒记者进场采访的人数。于是以往面对面的采访活动，大部分变成了通过手机“屏对屏”的“云上采访”。为了使采访报道更加生动直观，我被多家媒体聘请为特约记者。在认真建言资政的同时，我以一名兼职记者的视角，每天把对自己有触动的内容，或亲历或见闻或思考一一记录下来，并传送给有关记者。

　　被多家媒体聘请为特约记者

　　以特约记者身份报道两会的形式有两种。先说第一种采访方式，也即用手机及“自拍杆”捕捉和记录。“今天两会开幕，委员们都陆续从宾馆驻地走出来，准备坐车去人民大会堂开会”，这是我拿着手机站在等候委员的大巴前开始“上岗”。说完这段开场词，我便现场随机采访委员，请他们谈谈参会的心情和期盼。其中，2020年，被我采访的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上海市委主委黄震院士这样说道：“今年两会具有特殊意义，是在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召开的。这对于提振人民信心和稳定预期，对我国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们都非常期待参加人大开幕式和聆听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我还抓住一切机会，用镜头记录下两会现场最为真实的一幕幕。“每年两会都会吸引海内外众多记者前来采访，今年是特殊时期召开的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由于是疫情防控需要，记者都没被邀请前来采访，所以人民大会堂前诺大的广场显得空空荡荡。”这是我在人民大会堂前所作的实时播报。随后，又现场采访了多位委员。记得2020年两会接受我采访的委员，就有：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朱永新，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河北文化厅厅长张妹芝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广西民进主委杨静华等。

　　当然，我本人也接受其他特约记者的采访，2020年两会我就接受了俞敏洪、倪闵景等委员采访；2021年两会又接受了王丽萍、袁雯等委员的采访。

　　以往两会小组讨论，各地记者都会“长枪短炮”式地守候本地委员发言，2020年和2021年两会上则已此景不再。于是，我便充当了各地记者的角色，为每位委员发言摄像两分钟，并及时拷贝给发言委员让其发往当地媒体使用。我还在会议间隙捕捉委员互动情节，包括拍照、采访、讨论甚至争论的瞬间，有时为了获取最佳构图，不惜深蹲和30度后倾，而这一幕又成为其他特邀记者捕捉的“素材”。2020年两会期间在《人民政协报》“委员拍委员”栏目里，就用了我采访委员以及“第三方”委员拍我采访的照片。

　　再说第二种“采访方式”，也用“委员手记”形式呈现“委员记者”眼中的全国两会。这一类报道既涉及委员参加大会开幕和闭幕式的心情及期盼，也包括委员聆听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两高”报告和大会发言的感想与体会，还关联委员参加小组讨论或联组会议时对一些重大议题所发表的看法和建议。2020年两会期间，本人撰写的委员手记计有9篇，在题为“默哀之后，砥砺前行”的手记中，我写道：“……当大会主持人、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提议‘我们对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表示深切哀悼，请默哀’时，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默默向英雄致敬，向生命表达敬畏之情。”那一刻，我的确想到了很多。武汉封城解城，我们看到了举国体制、令行禁止的制度优势；医者逆行驰援，我们看到了“闻令而动、迎难逆行，忠于职守、悬壶济世”的担当奉献精神；社会募款募捐，我们看到了“守望相助、扶危济困，一人有难、八方支援”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还就如何从体制、事件、人物等不同维度，梳理出这场全民抗疫斗争的教育主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专门撰写了一篇“委员手记”，该手记被多家媒体刊用后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外，结合审议汪洋主席代表政协常委会所的工作报告，我撰写了“委员要在内修下功夫”这一手记，着重谈了三方面的感受，其中有一点直接呼应汪洋主席报告“要促进增强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强调指出“要让政协委员很好地建言资政，要提供参政议政的平台，同时提出政协委员要在内修上下功夫”。

　　围绕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尤其突出“六稳六保”、打赢脱贫攻坚战、兜牢基本民生底线等内容，我在委员手记中写道：“今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比往年简短，但言语却暖心又给力，直击人心。在当前的形势下，对提振人心，促进发展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让我们充满了信心”。听了“两高”报告后，我有撰写委员手记，就依法打击“校闹” ，从立法建议和制度保障两个角度，提出了三方面建议。政协会议闭幕当天，我则应约在媒体《周到上海》上发表了“发展民生事业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委员手记。

　　在2021年两会上，结合自己对习总书记参加医药卫生界和教育界委员联组会时所作讲话的学习体会，我发表了“教育只看分数，孩子赢不了人生‘大考’”的委员手记。联系审议汪洋主席的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我又推出了一篇委员手记，就“如何进一步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谈了三方面感受和体会。而在聆听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后，我则撰写了另外一篇较有深度的委员手记，就如何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更好体现党的领导、体现人民至上、体现求真务实等方面，畅谈了自己的感想，提出了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