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民进成立至今也有75年的岁月了。75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一路走来，民进的发展与壮大，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帮助。从1945年12月30日民进成立，到周恩来亲切慰问“下关惨案”中的马叙伦；从“五一口号”发布，到马叙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民进早期的活动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为反对内战而奔走，为人民和平安宁鼓与呼，不断践行着“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的立会宗旨。在历史的激荡中，深刻地总结出“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的确论。

　　我是1985年加入民进的。1987年6月，我参加了民进全国代表大会，对民进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会议的主要议程是选举民进中央新一届领导人。当时叶圣陶已年届93岁高龄。他向大会请求退出领导岗位时说：“我的年纪已经很大，耳朵听不清了，眼睛看不明了，通向外部世界的两扇窗户都已关闭。闭目塞听，不了解下情，留在领导岗位很不适宜”。实实在在的语言，毫无半点矫情，令人感服。叶老的高风亮节，印证了我入会时对民进的看法。

　　我决心当一名优秀会员，做共产党的诤友。1987年，我担任民进株洲市委会负责人后，就是按照这一理念与市委会的同志共同投入到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中去的。1995年我代表省委会在省政协大会上发言呼吁减轻农民负担一事，收到的效果最大，给我的印象最深，也是我民进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一段经历。

　　1994年，时任民进湖南省委宣传处处长肖祁山接到衡阳县西渡区清亭村某村民的长信，信中泣诉“三乱”（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之苦。随后，时任民进湖南省委会主委潘贵玉将此事列为重点调研课题，决定派出一个调查组到清亭村进行实地考察，以了解实际情况，求得解决的办法。

　　我们调查组来到清亭村，一接触村民，就发现问题确实不小。仅就赋税而言，村民除了基本的农业税外，还要交教育附加费、水利基金费、报刊费、图片书籍费、计划生育服务费、计划生育保险费、军人优抚费、村委管理费、村干部养老保险费、广播事业费、生猪防疫费、见义勇为费、林业种苗费、国防费、社会治安联防费、外出打工费、马路维修费、水利集资费等等，名目繁多，让人眼花缭乱。农民人均负担占纯收入的10%以上。乡干部成了收费干部，经常带着大队人马走村串户，收了钱不开发票，不给收条，农民稍有微词，动辄辱骂，甚至抄家、抓人、罚款。实在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调查中，有农民声泪俱下，愤慨地说:“他们要在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我们实在受不了。”

　　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可一些干部不但充耳不闻，反而变本加厉，一步步把农民逼向困境。调查前，我对农民负担过重有所耳闻，也总不相信那是事实，现以清亭村现状观之，深觉与唐代永州蛇乡农民所受“苛政”无异。调查组成员无不痛心疾首，下决心写出调查报告，到省政协大会上发言，以引起领导的重视，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大家公推我做发言人，我慨然承诺，要做“敢为人民鼓与呼”的勇士。

　　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政协委员的职责，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忠言逆耳，未必人人愿听。岂止不听，如果进言过于直率，刺了要害，或损其利益，或伤其面子，那么某些人甚而可能恼羞成怒，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你进行报复，小则给你穿窄鞋、戴黑帽，大则举起棍子向你劈过来。按照这一思路，就只能打退堂鼓了。但民进会员、政协委员的身份，清亭村村民几百双充满信任和期待的眼睛令我惭愧，令我自责，也使我有了勇气。

　　于是，我义无反顾，决心冲锋陷阵。

　　1995年2月，省政协七届三次会议如期开幕。发言稿照例提前印发给了所有的委员。果然，这稿子犹如一颗重磅炸弹，一下子就把某些人炸懵了。他们大概还从未受到过类似的挑战，盛怒之下，反应强烈——首先叫嚷材料不符事实，要求取消发言；其次端出对该地区特别“关心”的重量级人物，认为这个发言很不恰当。他们的态度立即产生了连锁反应，一方面民进少数人怕给组织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一方面有些政协委员听了传言，对材料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还有好心人担心我们会吃亏。霎时间，乌云滚滚，朔风狂吹，形势“急转直下”，我仿佛看到“窄鞋”、“黑帽”放在那里，只等我们去穿戴；棍子已经操在手，持棍者跃跃欲试了。但压力愈大，愈使我在斗争中勇气倍增。其实，清亭村农民负担过重的情况，他们比谁都清楚，就是不敢承认罢了。他们之所以散布否定的言论，无非是推卸责任。他们以为稍微施加一点压力，我们就会闭口不言，噤若寒蝉。然而他们打错了算盘，在民进界别政协委员小组会上，大家讨论认为，如果现在撤回发言，等于我们自己承认材料不真实。这样一来，我们不仅没有帮清亭村农民解除困境，反而带来更严重的后患。省委会决定坚持发言，主委潘贵玉鼓励我，“讲得慢一些，声音高一些，理直气壮一些。”

　　1995年2月20日，大会听取委员的发言。会场座无虚席，省党政主要领导也来了。我代表民进湖南省委会作了《关于农民负担“反弹”问题和我们的建议》的发言。由于客观反映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事关农民生计、社会稳定，发言立刻引起了全体委员的关注。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同志对这个发言作了肯定的批示:“这个意见很好……”，并指示省农业厅、农办、减负办抓紧负责处理。

　　这么一来，形势“急转直上”了!

　　第二天，《湖南日报》在显著的位置上摘录了发言的内容，并刊登了王书记的批示。同日，王书记指示省委督查室组织省纪委、监察厅、减负办组成调查组赴清亭村核实我们反映的情况。

　　23日，省调查组到达清亭村，深入农户，了解民情，组织村民座谈，听取意见，口问笔录。

　　26日，王书记在省反腐败工作会上讲话，指示必须严肃处理少数干部乱派摊乱收费的不正之风。

　　28日，省委督查室约见我们调查组全体成员，指出我们反映的情况属实，在干部作风上甚至有更严重的现象。

　　3月1日，衡阳市召开减轻农民负担会议，市长着重谈了清亭村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并指示要对种种不正之风一查到底。

　　3月3日，衡阳县委书记、县人大主任、县政协常务副主席不远百里赶到我市，向我通报他们整改的情况。听完他们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具体内容，我的内心特别感动，毕竟是共产党的干部，有错就纠，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3月18日，《湖南日报》以《罗泽贤登台呼吁“减负”清亭乡党委书记“丢官”》为题，报道了该县闻过即改，举一反三，多管齐下抑制农民负担“反弹”的消息。至此，省委会呼吁减轻农民负担的建议，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据后来统计，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先后对此作了4次批示，各级领导干部共138人次到清亭村调查研究，现场办公，上下齐心，多党合作，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减负合力。此外，中央和地方35家主流新闻媒体，还分别以各种形式作了报道，扩大了这件事情的正面影响。

　　1997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我给自己撰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客厅里：“一辈子教书，衣带常宽意不悔；十年来参政，囊橐每空德有馨。”下联中这“德有馨”三字，说的是我在民进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时，不避风险、坚持爱国为民的立场。有人问，这是不是有点自我欣赏？是的，有那么一点，能够为人民发声，为农民减负“鼓与呼”，确实是我民进生涯中值得骄傲的亮点。我爱民进，为自己是民进会员而自豪，如今我已退休多年，依然珍藏着民进生涯中美好的回忆。

　　作者罗泽贤系民进株洲市委会第一届、第二届主委，湖南株洲市二中语文特级教师（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