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于懵懂间，我成为了被提前招考录取的中师生。虽然不情不愿但也无可奈何。在浙江省湘湖师范的三年求学生涯和之后的二年工作岁月中，我共收到了邢老师断断续续的近二十封来信。老师的这些信我依次编号至今保存，从学校带回家乡，又从老家带到萧山，其间结婚生子又三次搬家，这些信却一直珍藏不弃。弹指间，三十多年岁月竟转瞬即逝。随着年岁的增长和阅历的积淀，每次重温这些来信，我越发觉得这份师情的弥足珍贵。这份沉甸甸的师情，它纯净、真挚，字里行间浸润着的是一位师长对一个幼稚、任性、鲁莽学子的深切关爱和满腔包容。

　　其实，邢老师只是我初一、初二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关于他的教育教学往事我仅存一些支离破碎的印象。记得很深的是他上课时的一个习惯性动作：伫立前排，左手触着第一桌同学座位上的铅笔盒，右手扯着下巴上根本不见影儿的须根，默不作声、若有所思地注视着我们；当我们不安分时，便把铅笔盒敲得啪啪响，让人忍不住心惊肉跳。但其实我们并不怕他，好似我们去过他的寝室，看过他的照片，还偷偷地拿他和X老师的恋情说事。可他也并不生气，课下常爱跟我们开一些没大没小的玩笑。新生入学时，我是以年级第二名、班级第一名被编入初一（2）班的。作为班长，老师寄予很大希望，但我的任性却没为老师省什么心。那时，班级有许多住校生，学校安排晚自休。作为走读生，为了使我不落后其他班的优秀生，老师动员我也上了晚自休。第一次上晚自休，班内的男同学结伙来捉弄我，一气之下我把打头的一个男生的书包扔到了校外的雪地里。此事闹得不可开交，而我拒绝妥协，让老师无可奈何。初二时，一次我不知为何心血来潮，想参加征文活动，很让老师欢欣。可我见老师让我反复修改，就不甚耐烦私自投了稿，结果石沉大海，让教师爱莫能助。这样任性的事一定多次发生，但老师好像并不怎么在意。初二时我还是被推评为了杭州市三好学生，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初三时，我们整个年级被重新组合编班，邢老师不再教我语文了。现在记不得当时老师是调往他校还是任教别班。可以我当初内秀的性格，后来读湘师时我却唯独和邢老师通了信。现在想来，那时邢老师就以他独具的人格魅力影响着我的成长。

　　真正认识邢老师的人格和才学，是我直至而立之年深谙为师之心后的收获。通信时，我还正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涩年华，而老师却不厌其烦地和我谈诗论友、针砭时弊，给予我许多积极的人生指引，而我有时还并不领情。现在我已不知当初自己给老师写了一些什么信，但翻看那时期我保留的一些日记随笔和所谓的几篇诗稿，文思混乱、笔迹粗劣，到处充斥着那个年纪特有的青春呓语和愤激言辞，实在不忍卒读。但十八少女，敏感自尊，却容不得老师的一丝敷衍和讪笑，因此老师的来信只有小心翼翼的呵护和真诚入微的指导。其实那几年，正是老师彷徨于人生十字路口，心情最悒闷痛苦的阶段。而我少不更事，并不知内情，虽然隐约从老师的字里行间感觉到一些变故，但却仍为老师迟复回信而无理猜疑责备，甚至还妄自菲薄地驳斥老师的一些观点。现在想来实在是羞愧难当，也更倍觉这份师情的可贵。

　　老师的才学在信中可见一斑。以他丰厚的文学底蕴和爱生之心，他理应是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我上初二时，老师就曾承担了一节区域性的观摩课——《粜米》。我不记得老师让我们有过什么准备，只是课前探问了我一个问题，事后也没做什么指导，可见他对上课的胸有成竹。1988年，老师和县教研室的教研员合作搞“如何提高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学生的写作水准”的专题实验，应该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科研型教师吧。老师教书不赖，还颇有文学才气，在县刊上发表过不少诗歌散文，被邀请参加西湖诗赛和西安《金城》杂志会员，所写的《大学生和小蔑匠》还由嘉兴电视台拍成电视剧播出。那时的我受了老师的影响，也广览群书，并不知深浅地学着写诗作文，虽没成气候，但总算为自己以后成长为一名科研型教师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但老师却命运多舛。初中上学时，曾看到过老师坐在家乡苦楝树下的一张照片，印象很深的是老师当时还说了自己苦命的自嘲话。师范时的一年寒假，和几位同学一起骑自行车去老师家。那是一个偏僻的山村，我们未遇老师，但见着了他家的泥砌寒舍、衰老的母亲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大哥，印证了老师家世的辛酸。八十年代的青年男教师际遇大都不佳，执教乡隅，工资微薄，大多只能找农村姑娘或代课教师作对象。八十年代末的改革浪潮使市场经济初漏端倪，“造原子弹的不如买茶叶蛋”，知识分子没地位，年轻有为教师纷纷下海经商。在这样的大潮冲击下，我想老师再有才学，在世俗的生活压力面前，要坚守清贫的三尺讲台也变得颇为艰难。那时老师也曾有过弃教从商的具体行动，后因各种因素，又回到学校教书，但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虽然自感对不住学生，但又能如何？这其间，老师一定有过许多的痛苦挣扎和无奈抉择吧。不知什么原因，邢老师和我初中时所在学校的一位代课教师多年的恋情终结了。老师最终还是离开了教坛，成了县广播电视台的一名记者。但没想到，教师为抗争命运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和牺牲却还是过不上如意的生活。听说结婚后，老师的两个男孩均得了自闭症，大儿不幸夭折，小儿也只能长期送杭州有关康复所进行专门治疗。有年正月回家乡县城，路上巧遇老师一家。在我们片刻的寒喧中，老师清瘦憔悴的眉宇间深深的忧情让我久久不能释怀（这是我十年前乐意被调任特殊教育学校工作的一个因素）。现在想来，老师的命运固然受着性格的影响，但更多的却是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的。许多东西是无法靠个人的意志所能摆脱的，对此，我只能为老师的境遇抱以深深的同情。

　　记得老师曾在信中说我是他的“知已”，我不知是不是抬高了我，但那时老师却真是非常了解我性情的人。但也奇怪，在信中敞开心扉畅所欲言的一对师生，难得见着一面，却往往面临无话可说的窘境。在老家工作的几年，每每和老师在县城巧遇，均只是淡淡寒喧几句便匆匆辞别。在信中，老师也很少说自己的家事，关于他的一切情况我只能道听途说。毕业不久，听说老师结婚、生子，我曾特意上门送过薄礼，但我知道，老师并不看重这些形式，我也知道我的不合时意，但总觉得这样可以表达我的一份感念之情。以后，我远嫁他乡，我们也断了通信，有关老师的一切渐渐淡远，但老师的这份师情却一直未曾淡忘，甚至随着年岁的增长日渐感念在心。在这如今越来越功利的世俗之风下，这份师情越发绽放出它金子般的纯净之光。

　　老师给我的信中曾说：“以你的知识，你的人格，去影响学生，你会成为一个好老师的。”我想，我是一直沿着老师所走过的路在这么努力地做了。值此第三十七个教师节前夕，谨以此文，献给我心目中最为敬重的好老师。

　　（朱玉螓，民进萧山区委会城北支部主委、萧山区特殊教育学校正校级督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