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积极响应民进湖南省委会2021年“书香民进”读书活动号召，民进长沙市委会制定了相关方案，要求全市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积极参与到读书活动中来，并布置了具体的任务和阶段性目标。市委会长期以来坚持推动学习型机关建设，致力于营造机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和良好学风，培养机关干部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打造一支团结、进取、和谐、阳光、高效的机关干部队伍，并于8月至12月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开展“书香民进”读书活动。

　　此次读书活动也是市委会机关开展“五个一”活动的重要内容，即机关干部每人精读一本书，上好一堂课，撰写一篇统战信息、一篇社情民意，写好一篇理论文章，参与一个课题调研。“五个一”活动的开展是市委会提升机关干部素质，建设高素质地方参政党的重要载体。

　　专职副主委李素娥带头作读书分享，机关8名同志全员参与。现将相关内容摘编如下：

　　李素娥《知微见著：从小故事看中共领导人如何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统战工作》

　　作为统战系统的干部，我们应该熟读《中国统一战线史》，今天我来为大家推荐一下这本书并分享精读该书后的心得体会。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即：1921-1927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时期；1927-1937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时期；1937-1945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1945-1978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时期；1978-至今 爱国统一战线时期。

　　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是什么？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为什么是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解决的是人心和力量的问题。统战工作看似群众工作，实则政治性、政策性很强，又有亲和力。

　　有三个故事能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做统战工作的艺术：分别是《毛主席做陈立夫的工作》《周恩来：一幅画争取了黄炎培》《周恩来：争取张治中》。

　　故事一：《毛主席做陈立夫的工作》

　　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立即开始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并调兵遣将，阴谋策动“内战”。

　　为了将内战的发动责任转嫁给中国共产党，蒋介石一再邀请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商讨战后国事，企图在谈判桌上，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鉴于国计民生之大局，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人应邀来到了重庆，与国民党政府共商和平建国大计。

　　在重庆的这一时期里，毛主席除了参加谈判活动外，还主动与国民党中各派系的人物接触、沟通，包括一贯敌视中共的陈立夫等国民党右派分子。

　　对于毛主席要见时任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的陈立夫等反共专家，随行的工作人员都感到意外，一时间难以理解——跟这些顽固派有什么好谈的？

　　陈立夫一直深得蒋介石重用，一度与兄弟陈果夫一起为蒋介石掌管党内外特务机构。陈立夫还曾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当时，国民党内有“蒋家军、陈家党”之说。

　　毛主席得知同志们心存疑惑后，向大家作了解释：陈立夫等人都是极端反共的，但我们到重庆来，不就是跟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谈判的吗？

　　现今，国民党是右派当权，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确。要想解决问题，只找左派不行。他们虽然赞同与我们合作，但他们不掌权，在很多事情上，有心无力。

　　为此，要想真正解决问题，还得找右派，不能置右派于不顾。届时，帮他们理一理国共互相争斗的历程、分析一下其中的缘由，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一天，毛主席登门拜访了陈立夫。礼节性地寒暄之后，毛主席就以聊天的方式，与陈立夫谈起了国共两党密切合作时的情景。

　　陈立夫顺着毛主席的思路，应和着说：那个时期，国共之间可谓水乳交融，您还曾经当过我们的中宣部代理部长。

　　谈着谈着，毛主席遗憾而又不客气地说：后来，国民党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愿，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事变，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

　　毛主席边说，边不时看看陈立夫，似乎是在征询他的意见。陈立夫对毛主席所谈及的历史事实，不去应承，也不便予以反驳，只是不置可否地、略显尴尬地听着。

　　后来，毛主席以暗含嘲讽之意的幽默口吻说道：我们分道扬镳的十年里，共产党不但没有被你们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

　　国民党不仅剿共未成，还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导致中国的覆亡，差点让我们都成了亡国奴！

　　说到这里，毛主席加重了语气：陈先生，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

　　陈立夫看了看神情凝重的毛主席，只好微微颔首。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果真的亡国了，国民党的结局会怎样，陈立夫心知肚明——绝对不会比现在好！

　　接着，毛主席又以轻松的语调说：在你们的步步紧逼下，我们只有上山打游击了。这样看来，我们上山打游击，是你们国民党逼的，可谓“逼上梁山”！

　　这就如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为弼马温，但他不服气，就断然离开天庭，回到花果山，自己封自己为“齐天大圣”。

　　这时，毛主席看了看略显懵懂的陈立夫，幽默地说：“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陈立夫见毛主席如此风趣幽默，不由得讪笑起来。

　　自始至终，胸怀博大、坦荡的毛主席，亦庄亦谐地为陈立夫摆事关严肃的政治问题的“龙门阵“，谈话交流的氛围松弛有度。

　　因此，毛主席那精辟透彻、直击要害的评述，陈立夫虽然有时感到点窘迫，却也并没有多么的难堪。最终，理屈词穷的陈立夫谦和地向毛主席表示：在这次国共和谈中，将“尽心效力”。

　　故事二：《周恩来：一幅画争取了黄炎培》

　　抗战时期，周恩来同志根据党的指示，领导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日夜奋战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战时首都重庆。

　　战时的重庆虽然物资匮乏，但文化生活却十分丰富，文艺家们常常举办专场演出或个人作品展览。一次，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沈钧儒的三子沈叔羊在夫子池的“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展览馆举办个人画展，既是画品展出，也作现场销售。其中一幅画取名为《岁朝图》，画中有腊梅、天竺子、花生、黄豆芽，还有一瓶茅台酒。

　　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与沈钧儒是江苏同乡，更是志同道合者。好友的儿子办画展，他当然要前往参观。黄炎培在《岁朝图》上看到茅台酒，突然回想起早年上海国民党报纸报道红军长征过贵州占领茅台镇时战士们以酒洗脚（实际上是以酒疗伤）的事，就询问沈叔羊能否在他的画作上题写一首诗。书画作品但凡有名人在上面题跋，称之为“添香”，作品身价倍增。沈叔羊欣然答应，并为黄炎培研墨。黄炎培思索片刻，提笔写下一首七绝：“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讽刺了国民党对红军的讥讽。

　　而这很快引来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注。当时，南方局文委一直重视文艺界动向，沈叔羊的画展自然也是其中之一。工作人员参观画展后向周恩来汇报了两个情况：一是国统区已知红军长征的事情，二是画作上有黄炎培的题诗。

　　周恩来听到第一条，哈哈大笑；听到第二条，马上严肃起来，立即指示工作人员，带钱去买下这幅画。其时南方局经费拮据，花钱去买一位小画家的作品，大家都不理解。周恩来说，这幅画与两位重要民主人士有关。沈叔羊的《岁朝图》就这样被南方局收购，送往延安。

　　1945年夏，为推动停滞中的国共和谈，黄炎培与其他5名参政员一起飞赴延安。毛泽东率领几乎所有中共领导赴机场迎接。如此高规格的接待，令黄炎培感动。然而，更令他动容的是，当他走进毛泽东的会客室时，第一眼就看见了《岁朝图》，看见了自己的题诗。他明白，共产党人是真心拿他当朋友，所以直言贡献了论执政党的“周期律”（黄炎培在延安考察时，向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毛泽东则称已找到新路，即民主——编者注）。黄炎培是民盟的创始人，在与中共“共进退”的主张上，他和张澜是一致的，因而水到渠成，也就有了民盟日后拥护“五一”口号之举。

　　若干年后，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在他的回忆录中专门提到关于这幅画的故事，除大骂手下人是饭桶外，还由衷感叹道：“周恩来搞统战，犹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细数吾党同仁，难有与其相匹敌者也！”

　　故事三：《周恩来：争取张治中》

　　当年在黄埔岛上，张治中曾和蒋介石讨论过国共合作的问题。张治中认为，双方必须以诚相待，蒋介石却认为这只是权宜之计。

　　这一晚，张治中失眠了，辗转反侧，国民党与共产党不是兄弟么?如能像星星与月亮一样，互相谦让、团结起来，那将对国民革命起到多么大的推动啊。眼前的现实，却令人忧心如焚。

　　一个假日的晚上，张治中与周恩来漫步在长洲堤上，张治中闷闷不乐，一直不开口。

　　周恩来说：“文白兄，怎么今天成了无嘴的茶壶?有话就倒出来嘛，憋在心里要出毛病的。”

　　张治中长叹一声：“我是担心啊，万一有那么一天，国民党与共产党翻脸，我是站在谁一边?左右为难啊。”

　　周恩来严肃起来：“你的立场站在哪一方呢?”

　　“我?说实在，是站在中间偏左，但都是在黄埔岛上朝夕相处，大家在一个锅里摸马勺，我不希望双方打起来。”

　　周恩来点头：“是左右为难啊，我理解。你打算怎样做呢?”

　　张治中突然冲动地抓住周恩来的手，迫切地央求：“你能不能介绍我加入共产党?干脆，我也参加共产党，你看好吗?”

　　周恩来感到突然，但对张治中的要求持欢迎态度：“我赞赏你的态度，也愿意吸收你为本党党员。但两党曾有约定，中共不得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

　　张治中听后，多少有些失望，但有周恩来的保证，心里也踏实了许多：“既然如此，我还是和我的稀泥。”

　　周恩来也受了感动：“文白兄，这是一份约定，也是一份承诺，你我共勉。”

　　张治中害怕有一天，在“剿共”战场上与周恩来刀兵相见。因此，当蒋介石讨论他的职务时，张治中沉吟道：“校长，现在师长人选比较容易找，但军事人才缺乏。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这一职务，还是我来吧。”

　　蒋介石诧异地问：“文白，你要去啃鸡肋?你是怕有朝一日与周恩来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吧?”

　　张治中点头：“不错，我是不愿豆萁相煎。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我要为抗日培养人才。如果有外战，我一定带兵上战场。”

　　从1927年到1936年，蒋介石的“剿共”战争，张治中一次也没有参加。而当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时，张治中义不容辞，披挂上阵，抵抗得极为英勇。对此，周恩来极为赞赏，曾对毛泽东说：“张治中够朋友!”

　　1949年4月21日夜，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浩浩荡荡渡过大江。就在张治中绝望之时，周恩来来了，代表中共中央关心老朋友张治中的安危。周恩来恳挚而动情地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

　　张治中听后，感动的泪水在眼眶中：“恩来，别劝了，国民党失败了，我也完了。我知道我应该去哪里。”

　　周恩来没有强留张治中，笑了笑：“好吧，我送你去机场。”

　　当他们来到西苑机场，天上传来飞机的马达轰鸣。一会儿，来接国民党代表团的“空中行宫”号徐徐下降，停在跑道上。舱门开启处，竟然出现张治中妻子洪希厚的盈盈笑脸，身后是儿子张一纯、女儿张素久，他们挥着臂，高兴地向张治中招手：

　　“爸爸——”

　　“爸爸——”

　　原来，周恩来早有安排，秘密派上海地下党，将张治中的妻子、儿子、女儿，躲过特务的视线，送上国民党派去接代表团的专机，到达北平西苑机场。

　　张治中傻了，能在北平与家人团聚，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猛地转过身，用颤抖的手，用力握住周恩来的手：“恩来，您太会留客了。”说着，泪水夺眶而出。

　　这三个故事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既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又有很高的策略水平，既坚持高度的原则性，又有十分机动的灵活性，展现了高超的政治艺术。中国共产党对待统战对象，不仅坦诚相见、以理服人，肝胆相照、同舟共济，而且充分考虑并照顾到了各方的利益。以党为师，民主党派的机关干部也要学会用统战思维做好会内工作，要与会员坦诚相见，以理服人，并时刻保持自身的原则性；也要多与会员沟通，给予关怀和温暖，积极为会员着想；更要号召会员多参与组织的活动，不断凝心聚力。

　　（供稿：刘晨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