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著名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对我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不仅创立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而且进行了大量教育实践。他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重视农村教育，认为在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他还培养出大批革命人才，并帮助一些进步青年前往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称其“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称其“万世师表”。

　　今天，无论是打而不倒的应试教育，还是也已提上日程的审美教育，抑或创造创业教育，陶行知在当时均有详而得当的论述。在西方各样教育思想此起彼伏，强势影响学界之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别具清新之感。

　　不重应试重“行知”

　　在陶行知时代，应试教育问题集中反映在会考制度上。对于完全以应试为指挥棒的教与学，陶行知深恶痛绝。1934年6月1日，他在《生活教育》发表《杀人的会考和创造的考成》一文指出，自从会考的号令下了之后，中国传统教育界展开了许多幕的滑稽悲剧。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学校变成了会考筹备处。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不必教，甚而至于必不教。于是唱歌不教了，图画不教了，体操不教了，家事不教了，农艺不教了，工艺不教了，科学的实验不教了，所谓课内课外的活动都不教了，所要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

　　同年7月，他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行知”，主张“行知行”。这是他关于学习过程认识的升华，也是对会考制度见“知”不见“行”的有力回击，对应试教育的坚决抵制。

　　有意思的是，陶行知应邀到南开大学去演讲，适逢河北省会考。他了解到在会考的69个学校之中，南开中学男校考列第18名，女校考列第37名。当晚他和张伯苓一见面，便向他道喜并专门做诗一首：“什么学校最出色？当推南开为巨擘。会考几乎不及格，三千里路来贺客。请问贺客贺什么？贺您几乎不及格。倘使会考得第一，贺客就要变吊客。”

　　陶行知不看重成绩，不看重分数，他真正看重的是南开学校认真的办学态度和学校精神。他认为，正是南开在教课之外，相当注意学生整个的生活，不把学生当作书呆子教，成就了南开精神。陶行知给当时应试教育开的药方正是生活教育，强调教学做合一，重视“行”，把实践放在第一位，从实践中学习，再返回实践。

　　那考些什么功课呢？一、农事或土木工操作；二、智慧测验；三、常识测验；四、作国文一篇；五、三分钟演说。陶行知明确表示，投考的学生必须有农事或土木工经验，方才有考取的把握。这是一项重要的资格，这两个条件完全没有的人不必来考。凡是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的都最好不来。这样一来，直接把应试教育下的人挡在了门外。

　　重视“行”对今天的教育而言，有很重要的意义

　　第一，“行”“做”和“实践”其实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与方法。不管是杜威的做中学，还是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都在强调一个事实：与间接经验一样，直接经验也是重要的学习方式与方法。直接经验的获得，不仅沟通了学生的现实世界和知识世界（这本是同一个世界），而且在经验中，学生在活动和作业中找到意义感。

　　第二，“行”“做”和“实践”能够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陶行知说“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诚然，在今天的教育中，学生主动解决具体的问题时，不仅动手能力得到了培养，而且在行动中存疑，动脑动手、知行合一，有益于创造力的培养。

　　第三，重视“行”“做”和“实践”，促进人的智力、体力和品德等和谐发展，有利于培养全面发展且具有独立个性的健全个体。陶行知指出，智识与品行分不开，思想与行为分不开，课内与课外分不开，做人、做事与读书分不开，即教育与训育分不开。重视实践，强调知行合一，不仅促进智力、体力的发展，而且是德育的重要方法，使学生在具体的实践中操练品行，深化认识。

　　健全个体要有艺术的趣味

　　陶行知的美育思想给如今的教育发展带来不少有益启发和可资借鉴之处。

　　首先，重视美育。陶行知重视美育。在他看来，一个健全的个体既要有健康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还要有艺术的趣味，否则，缺美不全。今天，教育的培养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样，教育规划纲要指出，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可见，美育实在是促进全面发展的人之不可或缺部分。

　　其次，不窄化美育。陶行知的美育思想不狭窄定义为特长教育、艺术教育。在《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一文中，陶行知指出，育才学校办的是人才教育，分音乐、戏剧、绘画、问学、社会和自然等组，但和传统的人才教育办法有所不同。传统的人才教育，一般地是先准备普通的基本教育，然后是专门的高等教育。育才学校在开始时便注意一般基础教育与特殊基础教育统一。前者所以使儿童获得一般知识能力和优良的生活习惯与态度，后者使其特殊才能得以发展而不致枯萎，并培养其获得专门知识能力之基础。

　　再其次，不刻板化美的精神。陶行知重视培养学生美的精神。美的精神，美术的精神亦不狭窄定义为某一艺术技能或情趣。他说，改造应当秉着美术的精神，去运用科学发明的结果，来支配环境，使环境现出和谐的气象。我们要有欣赏性的改造，不要有恐怖性鬼脸式的改造。换句话说，我们改造环境，要有美术的精神。

　　最后，在集体中培养“美”。育才学校主张在集体中培养美的精神，营造艺术的环境。在《育才二周年前夜》一文中，他指出集体创造的目的之一便是创造艺术的环境，即要整个环境表示出艺术的精神，使形式与内容一致起来。

　　创业创造力是祖先所传之精华

　　陶行知很注重创造创业教育，早在1918年《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中，他就大谈何为生利（生产）能力，为何重视生利能力的养成。他说生利有两种：一曰生有利之物，如农产谷、工制器；二曰生有利之事，如商通有无，医生治病。

　　创造教育思想是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教育就是要培养创新精神、创造能力。陶行知认为，“小孩子有创造力”，是“千千万万祖先，至少经过50万年与环境适应斗争所获得而传下来之才能之精华”，又是需要经过后天的精心培养方能充分发展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培养儿童的创造力，充分发挥儿童的创造力。

　　对此，陶行知提出了“六大解放”的建议。

　　解放儿童的眼睛。传统的封建教育给儿童戴上了一双封建的有色眼镜，使他们脱离社会实际生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成为无益于社会的“小书呆子”。所以，他指出，应教儿童对大自然进行观察，对大社会进行分析，在大自然、大社会的怀抱中陶冶性情、锻炼意志，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解放儿童的头脑。要发展儿童的创造力，先把儿童的头脑从迷信、成见、曲解、幻想中解放出来，这些是“种种要不得的裹头布。”他向人们发出了战斗号召：“如果中华民族不想以三寸金头出现于国际舞台，唱三花脸，就要把裹头布一齐解开，使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可以突围而出。”在这里，陶行知所谈的对象不仅仅限于儿童，已推而广之，包括青年、成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

　　解放儿童的双手。他在《手脑相长歌》一诗中写道：“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解放儿童的嘴。陶行知认为，中国一般习惯是不多说话，儿童没有言论自由。大人说什么，小孩就听什么，就照着做。久而久之，使儿童养成一种盲从陋习，不利于成长。小孩子有问题要准许他们问。从问题的解答里，可以增进他们的知识。他说：“小孩子得到言论自由，特别是问的自由，才能充分发挥他的创造力。”

　　解放儿童的空间。他说：“从前的学校完全是一只鸟笼，改良的学校是放大的鸟笼。”因此，“我们要解放小孩子的空间，让他们去接触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青山、绿水、日月、星辰以及社会中之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自由地对宇宙发问，与万物为友，并且向中外古今三百六十行学习”。他还进一步指出：“创造需要广博的基础。解放了空间，才能搜集丰富的资料，扩大认识的眼界，以发挥其内在之创造力。”

　　解放儿童的时间。“一般学校把儿童的时间排得太紧。一个茶杯要有空位方可盛水。现在中学校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一连考几个学校，有的只好在鬼门关去看榜。连小学的儿童都要受着双重夹攻。日间由先生督课，晚上由家长督课，为的都是准备赶考，拼命赶考，还有多少时间去接受大自然和大社会的宝贵知识呢？”为此，他大声疾呼：“创造的儿童教育，首先要为儿童争取时间之解放。”

　　陶行知的创造创业思想，在教育实验方面有了新的表现。不论是杭州师范大学的童富勇首创和主持的“新陶行知”运动，抑或江苏杨亮清的“行知班”，还是四川阆中的“朴素教育”等教育实验，都是积极、有益、有创造性的探索。教育界人士，尤其是政府可以更多组织类似于“行知班”一类的班级，扩大陶行知教育思想在实践中的影响。陶行知的思想不是停留在书本上的文字，而是指导教育实践的可供参考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