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先生于2000年5月22日17时05分在北京医院逝世。当天晚上，我和朴老的夫人陈邦织大姐通了电话。她心气平和地说：“……请放心，我身体还可以。有不少他没有做完的事，我还要尽力去做。”我女儿沈雪去探望她，她又说：朴老留下一首偈诗。说明了他去世前的心情。他已经在生前尽力作了奉献，已了却人世一段因缘。

根据朴老的嘱咐，家里不设灵堂吊唁。北京阜城门外的广济寺设坛悼念这位德高望隆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沈雪送去一座缀满白菊花、黄玫瑰和菖蒲兰的大花篮，和我献的五言偈诗：

岂有菩提树，本无明镜台。

无私无挂碍，无憾了尘埃。

这是我根据禅宗开山六祖慧能和尚的“两无”论说发展的五无。来形容赵朴初先生无欲则刚和有容乃大的境界。朴初先生是一位德行很高的佛学家。他那圆通明澄的兼容学说，和提倡佛教各宗派支系间平和顺达的兼爱主张，不仅得到中华大地上千万僧众与佛教徒的拥护，并且受到海外尤其是日本、印度及东南亚的佛教界的赞赏。通过对佛学的研究与弘扬，他为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开拓了新的途径。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上，以至于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朴初先生更是一位炽热而执着的爱国主义者。他在70年的生活历程中，通过从事慈善事业、赈灾和救亡的工作，为祖国的独立与强盛，为社会的进步与文明，为人民的安宁与福祉，在各种艰难的环境中，以殉道者的精神，作出了自己的奉献与牺牲。所以，“杰出的宗教领袖和着名的社会活动家”，既是党和国家对他的评价，更是人民对他的称道。我想从日常接触中印象深刻的事例里，谈谈我对他的感知感悟和感佩，也包括我的感激心情。

我和赵朴初先生相识有42年。但是我们真正相见到相知。仅20余年。

“我们是在哪里夤缘相识的?”他曾两次问我。

“我们相识于《法音》杂志，但一直未能见面，真正相识是夤缘您的一组小令。”我答道。

“对了!那是拙作《某公三哭》惹的祸。”

那是1964年初秋。朴老的散曲小令《某公三哭》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各地报刊竞相转载。当时《浙江日报》社长于冠西建议我改成一组昆曲短剧。我花了半个月时间写出初稿，就给朴老寄去。他不久回信说：“……拙作粗陋，多承演释成戏，加上说白和对话，能在旁敲侧击中画龙点睛，甚好，亦甚感。”但是他后来又寄来短柬说：“寓辛辣于诙谐中，是古典戏曲的好传统，不宜过多嘲弄，亦庄亦谐。可免恶俗的流弊。”他看了第二次改稿后，让秘书转达3点要求：“一是不必拘泥于他的散曲局限，可根据舞台表演需要来发挥；二是最好请南昆名丑王传淞扮演赫鲁晓夫，要为他写好既幽默又生动的台词；三是为了政治思想上的严肃性，务请有关党政领导把关审定，以求准确和稳妥。”

根据朴老的要求，省委宣传部转请中宣部文艺局审看本子。中宣部的批示同意朴老的3点意见，并建议不公演，先在内部展览演出。朴老知道后又来短简：“请中宣部把关，自然更好。何时演出，当来观摩求教。朴初谨白。”

但是戏未能排完就停顿了。因为在江青一伙蛊惑下，有了两个“批示”，全国文艺界便陷入狂涛浊浪中。不久，史无前例的文革发难。又掀起了文化大破坏的血雨腥风。

大约在1967年初秋，有两个穿军装的高个子到杭州来调查赵朴老的材料。当时到黄龙洞的牛棚里提审我和浙昆的“走资派”周传瑛、谢逸南和王传淞，要我们交代和赵朴老的“黑关系”。我们都表示从未和他见过面。“还想抵赖!”一沓油印的剧本往桌上一掷。原来是为了《某公三哭》的事。逼供加诱供，要我们3个曾在上海住过的人，提供他当年在上海的情况。冷场半天，王传淞说：“我在上海倒认得一个姓赵的，给东洋（日本）纱厂看门的，小名叫阿三。不过早去世了，活着今年大约有80岁了。”两个高个子毫无所得，悻悻地走了。转眼过了年。我们在牛棚里看见报纸上有条消息：日本佛教界人士到北京。会见的人中有赵朴初的名字，顿时为他庆幸。

1978年春，赵朴老夫妇来江南了解各大寺院受文革破坏的情况，途经杭州时，通过统战部和宣传部，把于冠西、王传淞和我接到他的住处。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为我的几首小令，连累了你们!”他双手合十表示歉疚。并且第二天为我们各写了一张字。因为形势发展，当然不能再写《某公三哭》的内容了。我陪朴老去观看了灵隐、净寺和虎跑的修葺与需要恢复的情况。第二年他又来杭州。我正好要去舟山，和他同行。去普陀勘察了遭受破坏的情况。 “我们通信已有多年，十多年以后才有机会交谈，说明缘分来得也有迟有早。”他说，“你是从事戏曲的，我只是爱好，我从事佛学，你也有些兴趣。谈话内容可以更丰富。”我说，我只是对禅宗的一些学说感兴趣，但不信佛。他说：“没关系。我有不少不相信佛的朋友。照样谈禅。何况信佛也不一定顶礼膜拜，也不必都要吃素。凡事心诚就行。我过去参加各种会议，有时临时无法为我备素斋。我就在荤菜里捡素菜吃，只要行止无亏，何妨肉边捡菜。”朴老的超然豁达，实在令人钦敬。

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近十年间。朴老来杭州次数较多，我们见面次数也不少。有时是由省委统战部余纪一和戴盟等领导邀我陪同，有时仅由他的夫人和身边工作人员随行。我们曾到虎跑寺瞻仰弘一大师李叔同的灵塔；去查看孤山后面已被毁坏的苏曼殊大师的墓址；去祭扫鉴湖女侠秋瑾新墓和造像。谈到许多与湖山同辉的历史人物，以及曾住在西湖边的丰子恺、马一浮和潘天寿。尤其对当代诗书画印并称四绝的余任天先生，他读了任天先生的画和书法。很是钦佩。可惜总是因事耽搁，未能遂他去拜望的心愿。但他几次谈话中的评论，都收入《余任天先生纪念文集》中。朴老看到文集后说：“世间万事，都有一个缘字。”

从1979年春天到1989年。因工作关系，我经常住在北京。这样和朴老见面的机会就多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下列几件事：

一件是看戏的事。当时献礼演出几乎每晚都有，并且经常同一天有几个剧场在演出。朴老爱听昆曲，其次是京剧，其他剧种很少看。但是邀请他观看的剧团很多，有时盛意难却，他只好去。那一次是西藏藏剧团邀请他看藏戏，信写得很恳切，说是“我们藏戏中有不少佛教的传说，您是一位佛爷，盼望您来。”同时又说，“在艺术上我们是较差的，比不上内地大剧团，又怕您不会来看。”朴老就让秘书来问我。经研究后暂不告知剧团，从我这里拿两张票去，不惊动西藏地方领导，也不告诉中国佛教协会和全国政协。谁知消息还是不胫而走，西藏有关领导和藏剧团向他赠了哈达。戏演完要他上台接见演员。后来朴老就和我约定：尽可能不看戏，要看也不看观摩的主场，避开领导和专家出席的高峰，作为普通观众，不惊动任何人。但是就在他观看上海、江苏和浙江的昆剧时，虽避开了主场，仍然有不少人围住他。他对我说：“我以后不看招待的戏，自己花钱买票，不干扰别人。”据说有时买了座位较后的票，但仍看得很高兴，剧团和有关方面知道后却很不安。

第二件是题字的问题。夤缘来要我请朴老题字的事不少，我尽可能都挡住了。只有两个人我无法拒绝。一位是延边歌舞团的朝鲜族歌唱演员金贞姬。她的经历很坎坷，幸亏当地一位司法界的老法官秉公和仗义，为她全家在政治上恢复了名誉。她曾送去礼物，被老法官骂出来了。老法官生活也很清苦，家无长物，墙上贴了一张赵朴初的书法印刷品。所以金贞姬很想为他求几个字，也许不会被骂出来，也了却了她一家的心愿。朴老听到这消息说：“就写几个字给她带去吧，不知那个法官姓什么?”我忙说：“她的事是别人告诉我的，我也不知她还在不在北京。”朴老笑道：“这就没办法了。”但是也真凑巧，别人为我打听到金贞姬，她还果真在阜城门外广济寺里拿到了朴老亲笔的题词：“春风化雨”4个字。金贞姬晚上冒着大雪到西郊国务院二招来感谢我。我说：“是赵朴老自己提出要为你写的，我不能冒功。”后来金贞姬从东北来信说：老法官拿到题字后感动地说：“真难为你了!”金贞姬又把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赵朴老的半身肖像粘在硬纸上，挂在墙上供奉。

1981年，杨度的孙女杨友鸿、杨友鸾和孙子杨友龙托我请夏衍出面，将杨度的骨灰迁葬到上海革命烈士公墓。夏公为之写信给当时上海市统战部长张承宗，但是不肯写墓碑，建议请赵朴老写。朴老说：“应该是夏公写最合适，他让我写，我不能违命。何况杨皙子这样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写了几张，让我选了一张。过了几天。他为此写了一首五言绝句给我：

暮年有大勇，一念见如来。

莫道冤难白，旌忠重泰山。

夏公说：“赵朴老行文恬淡，诗也如此，他不用慷慨激昂和轰轰烈烈的词，同样能激励人。”

1985年刘海粟先生的《存天阁谈艺录》即将发稿，原请邓颖超题书名。4月17日上午，我陪刘老夫妇应邓大姐之邀，去中南海西花厅做客，刘老提及此事，但是邓大姐病后右手无力，当天在西花厅写了两次都不中意。便对刘老说：“不能耽误您的事，还是请别人题吧，赵朴初的字好，请他代劳，更合适。”刘老赞成，就写一短简相邀，由我转交。

朴老认为：海粟先生是大家，我不能怠慢。第三天就让秘书送到西四中央警卫局招待所我的住处。秘书说：“朴老写了几张才选定了这两张，请您再选。”我觉得都好。让出版社决定。书出版后，朴老看后惋惜道：“早知道用刘老自己的泼墨山水作封面，我的字还须工整些，一来字与画反差大，布局更好，二来对老先生更恭敬。”

1987年朴老来杭州，恰巧京剧名家关肃霜在杭州演出，我患病住在医院。朴老来医院探望，我便拿出病中给关肃霜写的五言诗请他指教。他问道：“要我写字?”关肃霜忙道：“小女子求之不得?”朴老笑道：“你应该称‘小生’，《白门楼》演得那么好!”半月后，他自京寄来一条幅，并题跋曰：

肃霜女士，京剧名家也。文武昆乱不挡。宗梅师苟。自成一格。今录祖安先生诗，并续钱塘相聚之缘。赵朴初补白。

其实，这首诗他已修改，尤以“力排险阻”改为“力打千鼎”。实为点石成金。可惜，此幅在云南被香港的友人索去。慷慨成性的关肃霜，一时冲动，后来懊悔不迭，生前竟无缘再得朴老墨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