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和少年时,最盼望的就是过年,刚过完这个年,就盼望下一个年早日到来，总觉得日子过得很慢。盼过年的原因很简单，即享美食,穿新衣,放鞭炮,串亲戚,看大戏。

　　享美食

　　平时农家生活很苦,常年吃的是小半地瓜面和大半玉米面混合蒸的窝窝头,只是过节时才能吃白面水饺和馒头；或是农历五月小麦刚收获时,天气又最炎热,此时食欲差，有十几天,可以吃到带麸子的通面麦粉馒头。新鲜小麦做成的馒头散发着浓浓的麦香味,格外香甜,是城里人永远享受不到的。可惜仅仅是十几天,平时只好吃难以下咽的窝窝头。于是就盼望过年能吃一个月的好饭。

　　一进入腊月母亲和我便忙碌起来,利用周日,用石磨磨面,磨麦面和小米面,人力磨面既劳累又枯燥,但为了饱口福,也只好一圈一圈地推磨。离过年十天左右，母亲和奶奶开始蒸白面馒头,蒸麦面和小米面混合的馒头,蒸黍米年糕,蒸发糕。带红枣的黍米糕切成片状,用油一煎,粘白糖吃又甜又香又粘,在省城工作的父亲每年回家总是带十几个回去送给同事品尝。发糕是把高粱、黑豆、玉米、小麦用水泡软,然后在水磨上磨成糊状,经过发酵,再加花椒水和少量食盐蒸成馒头,营养丰富,特有的椒盐味令人齿颊生香。再就是做豆腐,家家户户都做,至少二十斤，老家的水好,再加工艺独特,是浆水点成,称“浆水豆腐”。不仅味道特好,而且炒炖不碎。济南的膏豆腐和卤水豆腐与其相比简直就像豆腐渣。

　　到年前四天,开始用油炸肉,炸鱼,炸藕合，炸绿豆丸子,炸豆腐泡块,炸上一大盆;母亲炸菜,我烧火,这是我乐意做的事,可以先尝为快。须知那个年代是缺油水的年代,平时炒菜只放上一两汤匙油,且平均一天吃不上一次炒菜。年三十这一天,中午吃水饺,除夕夜也是水饺。初一中午每人可以吃白面馒头,菜肴是由炸松肉、豆腐泡、白豆腐、绿豆丸子、地瓜粉皮混合炖成的杂烩汤,每碗里还有两片熟肉,半肥半瘦,我便大快朵颐,吃得直打嗝。至今我还想吃这种杂烩菜。

　　穿新衣

　　穿新衣,可是孩子最盼望的事。那个年代纺织品紧缺,每人每年只有七尺布票,还得攒起来娶媳妇等用，平时只能穿土布衣服，困难的时候每人每年只有四尺布票。本村一位地主出身的小学教师说；“四尺布做个裤头,放个屁,就呲烂了”。结果文化革命时作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罪行进行斗争批判。那时党号召我们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还三年。”兄弟多的人家,老大的衣服老二老三接着穿。文革后期,中日邦交建立后,引进了一批日本化肥,化肥袋子用料是劣质白色人造棉,有人用其做夏季上衣,抖抖索索的倒挺凉爽,可惜后背上带的黑色日文及中文译文“日本株式会社制造”去不掉,很是搞笑，但现在想来也令人十分心酸。

　　那年代过年就是大人不穿新衣服,也得给孩子做新衣服,父亲从省城买了学士蓝布,托人捎回老家,奶奶带着老花镜裁好,一针一线缝起来。裁得总是大一些,以便能穿三年。除夕夜,我把新衣服枕在头下,闻一闻新棉花新布料的味道,特别惬意.年初一早晨便穿上新衣服,高高兴兴出去和小朋友放爆竹去了。

　　放爆竹

　　大人给买的鞭炮,在除夕夜不舍得一下子放完,总是留一挂,年初一把它拆开,一个一个的放,左手拿点燃的香,手拿爆竹,点着引芯,然后抛向空中,“啪”的一声,在空中炸响,小朋友争相比赛看谁的爆竹响。一小伙伴，点着爆竹后，迟疑了一两秒,结果是在手中爆炸，好歹是最小的爆竹，只炸破了一小块皮，便哇哇大哭回家找爹娘去了，其余伙伴便哈哈大笑。有一种爆竹叫“烟爆竹”，冒一阵烟才爆炸，铁柱点着一个，见冒了一阵烟后又不冒了，便凑近观察，结果突然爆响,吓得他一屁股蹲坐在地上,自然又引来是一阵哄笑声;钢蛋蹑手蹑脚来到二牛身后,乘其不注意,放了一个“摔爆竹”,“啪”的一声,吓得二牛浑身一哆嗦,笑声和着爆竹声便又荡漾在街巷中。

　　串亲戚

　　年初二和父母去到山村的姥姥家拜年，自然好吃好喝招待。姥姥端出山里的特产，结了一层白霜的大柿饼吃起来又软又甜，口感颇好；姥姥家有棵枣树，每年总是泡制几坛酒枣，过年来亲戚时,启开坛塞,酒的香味混合着枣的甜味,扑鼻而来,这时口水便流了出来（前年冬天,我一时心血来潮,我何不也浸制些酒枣,于是命令儿子买了五斤冬枣,挨个蘸一下白酒,然后放入玻璃坛内,密封。过了五六天,开坛尝尝无任何酒味,于是又倒入三两酒,把坛子倒过来摇晃几下,结果十天之后,每个枣都腐烂了。大概酒倒多了,酒枣成了酒糟）。压岁钱是少不了的,这个舅母一元,那个舅舅一元,一共收入七八元。和现在孩子成百上千的压岁钱没法比,但在那个农民一个劳动日只值一两毛钱，公职人员月薪大多在三、五十元的年代,也不算少。当然自己一分得不到,全数上交父母。

　　我家的亲戚少，一两天便串完。有的人家有七大姑八大姨，做晚辈的都得去挨着串串，有可能要走到元宵节。几千年的民风民俗，谁也改不了，通过此种方式联络感情。

　　看大戏

　　老家是邹平县,文化教育从清代到民国在全省各县中最好。民间艺人较多,每到过年,各村多有娱乐活动。如玩龙灯,踩高跷等;文革开始后, 较大的村子便演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多为《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村和村之间相互串演，这样每村能看好几台戏。至今令我钦佩和吃惊的是,多为小学文化的农村男女青壮年们,居然把剧中的李玉和、郭建光、杨子荣、李铁梅、阿庆嫂等角色演得有模有样,而起码的打击乐器、管弦乐器也有人操持得合节合拍。

　　但也有出笑话的情况，例如：一位饰演《智取威虎山》中座山雕的演员,和饰演杨子荣（假扮土匪栾平）的演员对黑话：

　　座山雕:脸红什么?

　　杨子荣:精神焕发.

　　座山雕:怎么又黄了?

　　杨子荣:防冷涂的蜡。

　　下面的台词,座山雕一时忘记,只好结结巴巴的重复问:“怎么又……又黄了?” 那杨子荣只好答道:“又涂了一层蜡。”结果是全场笑翻:大姑娘笑得直喊娘,小媳妇笑得往后仰,老太太笑得直想吐,老头子笑得喘不上气。站在最后一排凳子上观戏的小伙子,笑得从凳子上掉下来,直拍大腿。因为在那文化都被革了命的岁月,只有“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一花独秀,这些剧目人们从收音机不知听了多少遍,从银幕上看了多少遍，对其中的台词烂熟于心, 演员说错一个字,大人小孩都听得出。

　　村里的文宣队,除了演样板戏,还演地方剧吕剧,还演一些自编自演的歌舞,自然内容多是歌颂毛主席和社会主义,歌颂文革，虽然谈不上艺术档次,但人们还是津津有味地观看，须知那是一个文化极度荒漠的时期啊!

　　现在,觉得年味越来越淡,几乎不再盼望过年,因为相对于三十年前的生活水准,我们现在不是天天在过年嘛?

　　（作者为民进济南五中支部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