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三国志》，感觉其中最机智的人物，绝非杨修，也不是诸葛亮，而是诸葛亮的侄儿、诸葛瑾的长子诸葛恪，在《吴书·诸葛恪传》的开头部分，陈寿和裴松之一共记录了诸葛恪的九件应对小事，表现出诸葛恪反应神速、知识渊博、口才卓异、文笔出众，不仅应答极其机敏，语言表达出神入化，出语精彩绝伦，令人叹服，而且也有倚马之才，能在席间作赋，可以算是一位天才。

　　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说:诸葛恪“少有才名，发藻岐嶷，辩论应机，莫与为对。”说明他在随机应变、言语酬答方面没人能比。（不过如果翻阅《世说新语》，可以在“排调”篇读到诸葛恪的一次败绩）

　　由于自身的才华以及他父亲的影响，诸葛恪弱冠即当上了骑都尉，并且侍奉吴国太子讲论道艺。三十二岁时，被授予抚越将军的头衔，同时担任丹杨太守。丞相陆逊去世后，诸葛恪升任大将军，驻武昌，接替陆逊管理荆州。

　　后来，孙权病重，而太子还小，孙权于是征召诸葛恪以大将军的身份兼任太子太傅，“（孙）权诏有司诸事一统於（诸葛）恪，惟杀生大事然后以闻。”实际上赋予了诸葛恪丞相之权和先斩后奏的特权。

　　诸葛恪工作的地点是武昌，他要前往的地方是吴国都城建业，得知他要担当重任，饯行的时候，大司马吕岱告诫诸葛恪:

　　“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

　　诸葛恪毫不客气地回答:

　　“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

　　吕岱当然是好意，提醒诸葛恪，现在政坛情况非常复杂，你做事必须反复思考、深思熟虑。

　　诸葛恪还是年轻时的性格，要表现自己博闻强识而又伶牙俐齿，表示对这一建议并不接受。他说起了孔子的故事，这件事出自《论语·公冶长》，“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觉得思考两次就可以了，诸葛恪引完经据完典，接着说，吕大人，现在您要我遇事“十思”，表明我在您心中很差劲啊，因为别人“再思”即可，而我要“十思”，是不是我比别人笨呢?

　　弄得吕岱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当时人们也都认为吕岱说了不该说的话。“岱无以答，当时咸谓之失言。”

　　但是，吕岱的“十思之诫”真的错了吗?

　　孔子觉得季文子可以两思而后行。吕岱告诫诸葛恪“每事必十思”，是因为二者的情况是不同的。季文子在春秋时期的鲁国任职，鲁国比三国时代的东吴无论是人口、面积都要少得多，而东吴那时政局云谲波诡，并且诸葛恪的工作地点是武昌，不是一直在都城建业，他要去建业任职，在当时资讯不发达的情况下，他对都城局势的了解不可能是深刻和全面的，当然需要处处留心、步步小心。

　　另外，孔子评论季文子，有“事后诸葛亮”的性质，因为季文子是孔子上一代的人物，孔子是根据历史情况来评判季文子的，而吕岱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醒诸葛恪的，作为当局者来说，诸葛恪不可能洞悉所有朝廷秘辛，在这种情况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有何不可呢?“当你不知道挡在面前的蛇是否有毒时，尽量离它远一点。”尤其是东吴围绕太子的废立经过了长时间的博弈，诸葛恪从武昌跑到建业，即使小心谨慎到谨小慎微，也不是坏事吧。在当时的东吴，孙权病重后潜流暗涌，“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完全必要。

　　杜预是杜甫的祖先，他出生比诸葛恪稍晚，《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说他:“凡所兴造，必考度始终，鲜有败事。”由于他考虑问题非常详尽，总是“考度始终”，所以“鲜有败事”，因此得以善终，不仅在政界风生水起，而且在学术上也做出了贡献。

　　这位诸葛恪呢?在考虑问题周详方面就远不如杜预。在抵达个人权力的巅峰。也接近吴国权力的金字塔的顶点之时（除了皇帝就是他权力最大），却依然锋芒毕露，不仅不接受别人的好意，对于别人的建议不虚以委蛇，不表面接受、一笑而过，而是直接驳斥，这说明他不低调，更不谦虚。《论语》他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尚书·虞书·大禹谟》里的:“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却被忘得干干净净。他还没有福气读到莎士比亚的忠告:“倾听每一个人的意见，可是只对极少数人发表你的意见：接受每一个人的批评，可是保留你自己的判断。”

　　诸葛恪的前辈，吴国的顾雍多么谦逊内敛，他怎么不学着点呢?顾雍被封为阳遂乡侯，他都没第一时间告诉家人，后来家人听说他封侯了都大吃一惊。“家人不知，后闻乃惊。”

　　诸葛恪没有接受吕岱“十思之诫”，到了都城建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先是轻易出兵，导致军事上失败，大失人心，最终被政敌杀害，惨死后“以苇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被丢到建业南边的石子冈。

　　临死前，他有没有想到吕岱的告诫呢?这种结局他一定是万万没想到的吧。

　　（作者系民进湖南省委会参政议政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