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最爱苏东坡。

　　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大家都服膺此公。王国维就曾说过：“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苟无文学之成就，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还由此扯出一大套关于文品与人品的宏论。宗璞则简洁的多，只有五字：“东坡有仙气。”类若箴言，却极得我心，倒觉得比王老先生要来的深刻。我是喜极了坡仙老的作品，不去说游赤壁的两篇好文章，只是一首《定风波》就让我朝诵午习、手不释卷了。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寒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何等气度。多少豁达，多少禅机，多少对生活的体味，多少直面人生的勇气，多少随遇而安的从容，还有一丝对命运的无可奈何，和柳暗花明的惊喜，都尽在烟雨徐行的豪迈中。绕梁三匝，回味无穷。读后真胜过行千里路，读百卷书。

　　大师的手笔，与生活细微处见境界，化腐朽为神奇，点石成金，确实不凡。可是爱之愈深，求之愈切。品味再三，总觉分量似乎轻了些，太飘。要说是受孔老夫子“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敦厚”之说影响太深，刚烈之气不足吧，也不尽然。怎么说呢?就像金庸笔下的侠客，快意恩仇，笑傲江湖，也是“侠”，但是分量轻了。郭靖说过：“为国为民，侠之大也”。所以他以七尺微躯，死守襄阳十年，保得江南千家万户平安。武林同道，才不论武功高低，辈分大小，都尊称一声“郭大侠”。

　　“为国为民”体现在诗词里，就是思想意义上的崇高感、悲壮美，就是身世之感、国家之痛。从这个角度说，坡公此作确是“轻”了。

　　要说这也怪他不得。看苏东坡的档案，也可称得上是遭遇坎坷了。少负盛名，如木秀于林，必然要诽谤先牢狱后而贬谪随了。直到被赶到海南岛这当时的蛮荒之地，一辈子也没舒心过。虽然他说“无论海角与天涯，随处心安即是家。”那也只是苦中作乐，故作达观之语罢了。其实荣辱沉浮，他是品尝的够多得了。所以他对生活的感悟，要比常人深刻得多，加上他天生的才气，他才能汇儒、释、道于一炉，集琴、棋、书、画、诗词、文章于一身，每一项都是卓然大家，甚至做道菜都成为流传千古的“东坡肉”，随便收个徒弟，都去做了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

　　可是他磨难，也只是才名上的不遂，名高明地而已；他坎坷，也只是仕途上的波折，官大官小罢了。他毕竟还能修身、齐家，有俸禄，有亲随。即使在海南岛条件艰苦，逢集还能买猪肉吃。儒生功业，四有其二，百分之五十，也该知足了。社会大环境赋予人生的真正的磨难，妻离子散，国破家亡，他又感知多少呢？一比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诗经》的“彼粟离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他的诗词确是分量“轻”了。

　　“有谁从小康之家一下堕入困顿的吗？”所以鲁迅才认识了整个社会的黑暗与不公。诗词思想的分量，莫过于身世之感，国家之痛。面对宁静恬淡的苏东坡，煌煌一部文学史，诗人灿若星河，就无人过此吗？太多了。艺术技巧与坡公并驾齐驱，声名也不在其下的，像缠绵的李后主、刚烈的辛弃疾、傲气的陆放翁，多了去了。我要说的，即使技巧不高之辈，深沉的感情郁积在心里，发之于诗，也有了回肠荡气之妙，而能与坡公之作同期不朽。

　　例子是很多。比如各种宋词的集子里，翻到末尾，都会读到一首《虞美人·听雨》：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词写的很清淡。可以说最显著的风格就是平易与浅显，没有掉书袋，直白的类似现代白话。娓娓道来，如古稀老人缓叙平生，可是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效果。深夜独坐听雨，在这万籁俱寂里，一生的悲欢离合涌上心头。多少繁华如梦，多少壮志成空。现在妻离子散，国破家亡。只剩孑然一身，古佛青灯独坐。人的感情，在现实的遭际面前往往因无可奈何而麻木。而一旦在雨声的联系里，如万马狂涛，奔来眼底，那心里酸甜苦辣的滋味，因为强烈的对比而派生出得感情，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不为之凝咽的。那雨声是种媒介，是诗人人生经历的见证，同时就是一种悲剧人生的象征，就是那个悲剧的时代的缩影。最简洁的形式，最朴素的语言，表达出了最深沉的感情。这与辛弃疾的“却道天凉好个秋”有异曲同工之妙。，

　　让我们回溯有宋一朝的末叶，北宋南渡了，南宋也亡了，蒙古铁骑踏过中原大地，普天之下，莫非“胡”土了，招牌都改了字号，只有几个凄怨的灵魂还在追忆着昔日的辉煌。我们把他们叫做遗民。他们可能也都有过一段鲜衣怒马的日子，也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惨痛，现在回想前尘，悲叹一声“俱往矣——”。这种感情是共通的，是个人的同时是社会的，所以它激起了千千万万失意人的共鸣。不仅当时，以致后世，流传千古。

　　为文之道，首在于思想感情，要言之有物。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名实”之分、“形质”之别。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若能“各去气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惟其如此，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才能振起唐朝一代诗风，鲁迅先生一声“呐喊”才开辟了文坛新纪元。虽然有文学“为人生”和“为艺术”之争，然而那都是建立在作品有内涵的基础之上的。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也是有深刻的思想哲理作基础的，所以他在文学史上才有那么高的地位。从听雨更能看出，一篇有深厚感情的作品，是怎样能流传千古而不朽，即使他的作者是个无名小辈。

　　作品必要有深厚的感情，情动于中而发之于外，不能不说的情况下，一旦溶泻于笔端，那才是真正的创作。相反，流于形式，空赶时髦，则只会成为一些干巴巴的复制品。

　　诗人的作品被称为“蟋蟀的歌吟”。从姜白石的词，到余光中的诗，浩如烟海的诗卷里，到处都有这萦萦秋虫的低鸣。或述离愁，或言失意，或深沉低婉，或豪迈悲壮，都是那样的动人心魄。

　　可是现在的有些文学作品，说的再宽泛一点，还包括那些流行文化，像空洞无物的流行歌曲，千篇一律的网络小说，它们都在表现什么？除了“无病呻吟、矫揉造作”还有什么？

　　这些掐去了头的蟋蟀，你还能指望他们唱出多么动听的歌声来吗？

　　（作者系民进东营基层委员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