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中国当代作家、画家和文化学者，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代表作有《俗世奇人》《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一百个人的十年》等。

　　今年的农历二月初九（3月11日），冯骥才先生将迎来他的八十大寿。3月4日，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冯先生告诉记者，他和母亲约好了，在他生日那天中午，两人一起吃一顿面，“今天上午，我还去看了我母亲，她今年105岁。我觉得很难得，我80岁的人了，还能去看望自己的妈妈。等3月11日中午，我和妈妈两个人吃一顿面，我觉得这是有特别意味的、深长的场景，我会有很多触动，将来说不定我会把这次吃面的感受写下来。”

　　冯骥才一生游走于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这四个领域，自己将其称为“四驾马车”。其中差不多有20年时间，他从文学界隐身，投入到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如今由于年龄原因，冯先生已无法再为文化遗产保护而四方奔走，遂重返文学，成为“高产作家”。冯先生表示，重返文学并非放弃文化遗产保护事宜，“这将是我一辈子的工作”，他感慨，自己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时间。”

　　我喜欢在人生每一个重要的节点上，过得“深”一点

　　冯先生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些人生节点值得纪念，像生日、考上大学的日子、毕业工作的日子，以及他所看重的结婚纪念日等等，“我喜欢在人生每一个重要的节点上，过得‘深’一点。在记忆中刻下一个印记，让生命多一点纵向的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努力，就是为了给未来留下一些记忆，所以我希望在重要节点，做一点什么事情能够留下来。”

　　80岁生日这个重要的节点，他打算如何度过？冯先生说不想过得太平常，“比如有的人过80岁生日，很多人给他祝寿，他穿上唐装，后边摆一个寿星佬，旁边摆了果篮、鲜花，大伙儿给他鞠躬拜寿，我不想这么过，我希望加一点东西。”

　　对于“加一点东西”，冯先生有两个想法，一是和105岁的母亲一起吃顿面，另外一个则是在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举办一个活动，“这个活动不是给我祝寿，是拿我的生日说事儿，做一点研究。有很多作家长大之后就离开了故乡，而我从出生至今，基本上全是在天津这块土地上。我想做一个讨论，通过我和天津的关系，讨论知识分子和他的故土，和故土上的人民，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做这样的一个讨论，可能对文学、对作家，都有意义。”

　　冯先生认为，追溯一个人精神来源的时候，一定离不开父母和家乡的影响，“我母亲是山东济宁人，济宁这个地方是又文又武，文是指孔子和孟子的故乡，武是水泊梁山。我父亲是宁波人，家中世代都是文人或者为官。我觉得父母的两种文化都对我有影响，山东人重情重义，特别是重义，厚道忠厚，山东文化有一种阳刚之气。宁波人比较细腻，注重慈孝文化，所以，我重视自己的故土，在80岁时，想要研究一个知识分子跟土地的关系。”

　　在冯先生看来，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不是几句话的事儿，“会影响到你的骨子里、精神上。我50岁的时候，在老家宁波办了一次画展，起名‘敬乡画展’，就是敬我的老乡，敬我的老家，那是我生命的发源地。”

　　冯先生笑说，自己第一次卖画就是在老家宁波，他当时看到为纪念唐代诗人贺知章而建的贺秘监祠已经很破旧，但缺少修缮费用，他就从画展里选了5幅自己最喜欢的画，卖掉之后，修了贺秘监祠。冯先生高兴地说：“不修的话可能就被拆掉了，修好以后给了宁波文联，现在变成宁波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和旅游景点。我做这些没有任何功利心，就是因为热爱，因为是我老家的东西。”

　　书房和画室在我家廊子两头，这是甜蜜的往返

　　继两年前推出《书房一世界》后，冯骥才的《画室一洞天》由作家出版社最新推出。相比于其他作品，冯先生表示，这两本随笔集写得最为轻松，“我最近写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小说，所以写《书房一世界》和《画室一洞天》，也是为了放松自己。写起来很轻松，像那些宋人笔记一样，但是，我也比较注意语言，用一些白描的语言，非常简单不雕琢的，不刻意的语言来写，写出平淡生活里的一种韵味。”

　　书房和画室，是冯先生每天必呆的两个地方，里面的每个物件都和他朝夕相处，“我知道每个东西里边的故事，我知道哪些东西是值得写出来，是有意味的、不能忽视的。写时一些记忆引起我内心的一些怀想，可能会有一些伤感的东西，但是不至于让我落泪。因为人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切过往的事情，不管喜怒哀乐，最后都会慢慢地变成一种诗，在文字里边，有另外的一种诗意。”

　　冯先生曾说：“写作于我，更多是对社会的责任方式；绘画于我，更多是个人心灵的表达与抒发。”谈及绘画与写作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冯先生说自己最早的身份应该是画家，“我画了15年的画，绘画对于我更私人化一些，更多的是个人心灵和生活感受，是一种排遣，一种抒发。”

　　至于文学，冯先生则认为“它更多地承担了一些社会责任，对生活的思考，还有和读者一起认识生活，这是我的一些文学追求”。

　　文学和绘画都彼此影响着冯先生，“比如说我的绘画里追求文学性，追求诗意，追求意境，绘画也影响我的文学。因为绘画跟文学共通性的一点是，都要产生视觉的形象，要唤起读者一种形象的想象，要给读者营造一个看得见的空间，看得见的人物，看得见的景象，而且越鲜明越简洁越好。所以，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我看得见我的人物，甚至他面孔有很多细节，我也能看到，虽然我不见得写下来，但是对我很重要。”

　　冯先生笑说自己从来不为写作和绘画分配时间，“我的画室跟书房是在我家廊子上的两头，如果有文学创作的冲动，我就去书房，有的时候写着写着，会产生绘画的表达欲望，我会钻到画室里去，这是一个甜蜜的往返，我感觉很幸福。”

　　这辈子都跟文化遗产保护捆绑在一起，永远不会松绑

　　因年龄原因，冯骥才先生无法再为文化遗产保护奔波于一线，但他说自己这辈子都跟文化遗产保护捆绑在一起，“这是永远不会松绑的，如果现在让我回到60岁有体力的时候，我还是要放下小说。文化遗产保护还有大量的问题，我现在仍然为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甚至于一些困境而感到焦虑，我还有大量的事情没有做。”

　　让冯先生高兴的是，他们的一个想法得到了国家的重视、支持，“我们建议要在高校里建立非遗学学科，培养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专业人士，这个学科的建立得到国家批准了，今年就开始招第一批非遗学的学生，所以，我在文化遗产保护这方面的工作可能会更深入。”

　　提及当年何以远离了文学，而投身到文化遗产保护中，冯先生说也有人跟他说，呼吁呐喊就可以了，为什么亲身要去做？“当你的亲人忽然要被车撞倒的时候，你会去喊吗？一定会扑上去啊，这就是我的心情。”

　　现在提起保护天津老街，冯先生仍有些激动，“天津是中国唯一一个有建成纪念日的城市。1404年12月23日，是天津的建城日。90年代时，这个城市里的肌理全在，忽然一个通知要拆老街，广告词还说‘将来你在这个地方，想不到是天津，而觉得是在香港的铜锣湾’。我一听就急了，到处找人，后来达成了协议，保留老街的几个历史建筑。”

　　此后，冯骥才去了一趟法国，想去了解法国是如何保护巴黎的，结果在法国时，有人告诉他，天津最古老的商业街估衣街被拆了。冯先生匆匆从法国回来，第二天就到老街去看，“我一看老街被拆空了，历史建筑一旦被拆了就永远没办法了，重建，根本不是历史。”

　　回忆至此，冯先生感谢某媒体的一篇报道，“当时我站在老街那儿就哭了，一个记者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冯骥才哭老街》，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在场，这篇文章影响很大。”

　　为了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冯先生曾经卖画筹措经费，他坦承靠自己卖画解决不了问题，“我当时卖画的时候，跟记者讲过这句话，我说凭我卖的那些钱解决不了问题。经过这20年的努力，我们现在整理出来的国家4级的文化遗产名录，就是县一级的、市一级的、省一级的、国家一级的共10万项，传统村落是6819个。这么大一个文化遗产，我卖一点画能起什么作用？它能起的一个作用就是，一定有人想冯骥才为什么要卖自己的画？我觉得唤醒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有意义的。我在苏州博物馆卖完画的时候，有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觉，当时有一种悲壮感，后来我说男人做事情总希望有一点壮烈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悲壮感，是我把我的心给了大地了。”

　　此前，冯先生曾提到“我人生接过的最后一件大事是教育”，在他看来，教育也与文化遗产保护一脉相承，“如果说前20年，我主要做的是文化遗产抢救性的保护，我今天要做的就是科学保护。我们抢救下来的这些文化遗产，如果没有保护标准，没有规范，没有专业的人才，我们仍然对它不放心。所以我们在大学必须开启非遗学学科的教育，必须将其纳进高等教育的体系里。”

　　和文学阔别了20年，有太多东西想写

　　如今重返文学后，冯骥才可谓高产作家，除了《俗世奇人》《书房一世界》等，今年随《画室一洞天》一起出版的还有《多瑙河峡谷》，这是冯先生五部中短篇小说新作结集。其中，《多瑙河峡谷》讲述一对青年男女的苦恋，叩问人生，探究命运；《枯井》记录人在濒临绝境之际倾诉的心灵隐秘，探讨忏悔主题；《跛脚猫》剖析电视台女主持人光鲜背后的复杂人生和情感世界；《木佛》以木佛自述为叙事视角，批判价值观扭曲的文物市场和鉴定界；《我是杰森》围绕主人公的失忆以及寻找记忆展开情节，结局出人意料。五个故事曲折跌宕，较之以往作品，在真切的现实中引入了梦幻、奇幻、奇遇等因素。

　　谈及小说创作，冯先生表示，虽然和文学阔别了20年，但是从写作的意义上，他始终未曾离开文学，“因为我热爱文学，我对文学的热情好像是天生的，我觉得对文学对艺术的热爱都是天性。当我有了对生活的热情的时候，必须要用文字表达，那就是搞文学的人的一种天性；当我必须要用笔墨用色彩去表达，那就是搞绘画的人的天性。我现在有了时间写作，很多东西一拥而来，甚至同时几个想法都会来，因为过去压抑的时间太多了，20年生活积累得太多了，看得太多了，认识得也太多了。”

　　在做文化遗产抢救工作的时候，冯先生说他经常有文学的冲动，有文学的想象，“但是我不可能写，因为我没时间。我文学想象最多的时候就是在大地奔跑的时候，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特别是夜里坐着汽车听着音乐，从这个省到那个省去要走几个小时，甚至更长。在路上，文学想象忽然就出来了，想着想着，司机师傅说：‘冯老师咱们到了。’小说就没了，中断了，断电了，没有了，以后的想象也接不上了，这就是我那个时期的文学生活，没有时间写。”

　　冯先生笑说，那时候看到自己同辈的作家或者年轻人出新书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点苦涩，“但是仅此而已，因为我知道我做文化遗产抢救的事情太重要了，而且我必做不可，我不能选择。”

　　现在回归文学，冯先生表示，和20年前写作不同的是，他觉得文学还应该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给文学留下审美形象，你对于时代的思考，对于生活的认识理解，包括哲思，都要通过审美的形象、氛围、意境去体现出来。”

　　虽然有太多想写的素材，但冯先生说不管写什么，他坚持两点，一是想把文学写成一个艺术品，“所谓艺术品就是有审美价值，”二是语言，“我认为不管你写作的时候多么富有激情，或者是你的情感多么澎湃，但是小说的语言最后还应该是精当的，这特别重要，也是中国文学的传统。我写《俗世奇人》很快，但改了很多遍，我觉得语言还不行的时候，我不敢放手。”

　　为何冯先生总能遇到“奇人”，总有那么多的素材和故事可写，而太多的人却是抱怨生活过于枯燥无聊，每天都是单调地重复？冯先生认为，原因主要是“物质的东西太多地充满了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的生活多一点精神的追求和向往，我们的生活就不会重复。我们跟人的交往要多一种精神的交往，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精神交往，天天就是吃，一个星期吃完了就没什么意思了”。

　　冯先生认为人的丰富主要还是来自于精神，“我写作我知道，越贫穷的时候往往想象得越多，想象的空间越大，所以，我觉得这恐怕不仅是作家应该注意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重物质的时代，往往容易轻视具有精神价值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精神的价值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

　　我希望再多一点时间，因为我想干的事太多了

　　50岁的时候，冯先生画了一大片树，“已经入秋了，但是阳光透过，叶子都闪光，这是人生辉煌的一个时期，50岁的我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我在60岁的时候画了一幅画叫《豪情依旧》，我画了一片大江的中流，一只船扬帆，那时候正好开始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我需要一股力量，所以画了这么一幅画。今年我80岁，还差一个星期，我还不知道那个时候会有什么情感。”

　　冯先生还和夫人在每年结婚纪念日时一起作画，“我们去年过了绿宝石婚，结婚55周年。每到结婚纪念日，都是我们俩人画一幅，画一对小鸟。早在六七十年代最艰苦的时候就开始了，因为我夫人也是画画的，我们那时一起画了一对小鸟在风雪里，那幅画我现在还有。后来我们一直画鸟，风景在不断地变化，这和我们对生活的感受有很大的关系。”

　　尽管热爱画画，但因为时间太少，冯先生只能挤占绘画这个个人爱好，“我最近这两年没怎么画画，心里经常有关于绘画的想法，我把这些想法画在我身边的草稿本上，我身边的草稿本特别多，每个桌上都有。比如我写某个人物，脑子里有个感觉，我就会把它画出来。我现在就缺时间，我希望再多一点时间，因为我想干的事太多了。”

　　80岁了，为何还让自己如此忙碌，冯先生说答案就是“爱”。他笑说觉得自己的心理年龄是50岁到60岁之间，“思维不如五六十岁那么好，但是还可以，想象力、对事物的敏感度都还可以。写作和绘画都是我内心的需要，主要是来自于热爱，热爱文字的审美创造，热爱笔墨丹青出现的那种意想不到的独特形象和意境。”

　　相比之下，冯先生认为文化遗产抢救工作需要更理性的东西，“必须要让人认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这个意义和价值不是个人的，是民族的，我们今天多保护一样东西，我们的后代就会多拥有一样东西。但是也离不开热爱，如果你不热爱自己的文化，你哪来的文化的自觉？如果你没有文化的自觉，你又哪来的文化的自信？只有自觉，才有自信，有很多理性的东西需要我们不断学习，所以直到现在，学习仍然是我一个挺大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