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年愈耄耋的我，回顾自己的前半生，与教学还真是有缘。这大概也与我那年长12岁的姐姐有些关系吧！记得1951年，我们从上海举家刚刚迁居青岛不久，姐姐因刚从上海师范毕业，于是就很快到江苏路小学教《算术》，时年不到8岁的我就挺羡慕。但我对数字缺乏兴趣，只是喜欢看书读报写作。渐渐地产生了将来要当个报刊文化记者或是做《语文》教师的念头。

　　1960年初我在青岛二十四中刚开始读高二的时候，因家境原因（母亲病逝后，父亲接着娶来继母，我的生活几乎没了着落），16周岁的我由同学引荐，瞒着家人主动到当时市北区的临邑路小学代课，试讲合格后，被安排到该校党支部属下的无棣四路小学教六年级《语文》，班上就有与我同岁的女孩。我在带学生排队去看电影途中，他们就喊道：“16岁的老师，教16岁的孩子。”有次，在锦州路的胜利电影院参加市北区教师大会，那时全区的中小学都归属市北区教育部门，由于姐姐此时已调到青岛九中教书，为此我特怕与她相遇。会议中间休息，我是东躲西藏，结果在进口处还是被姐姐发现。她得知实情后，顿时热泪盈眶……为此暑假后，在市南区教育部门工作的姐夫，帮我调到市南区的太平路小学代课，教三年级《语文》兼班主任，并且入住学校的单身宿舍。同年10月初，父亲因病猝然逝世，随后就是“三年大灾荒”，孤苦伶仃的我饥寒交迫了。此事，被二十四中有关领导发现，就力劝我回校继续读完高中，给减免了学费、还帮我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等。对于他们的恩情，我是铭刻在心终生难忘。

　　高中毕业后，因我喜欢成人教育，便于1963年进入一所民办业余学校教《语文》。可惜好景不长，三年后赶上“停课闹革命”。1968年业校解散，不到25岁的我被安排到一家区办机械加工厂做翻砂浇铸工。辛亏在10前的1958年，曾在一家大型国企学过钳工，并参与“大炼钢铁”，经受了锻炼。但受不了的是因为做过教师就莫名其妙成了“臭老九”，还得“接受再教育”，属于“另类”。此时，我无论是怎样颤颤巍巍的努力工作，有个别人就是要鸡蛋里挑骨头。那时每天下班后就开会，不发言就是不愿“思想改造”，斗胆认真发言就是“口头革命派”。此时的我，身体劳累倒没啥，经常是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精神则是“亚历山大”苦不堪言。进入70年代，情况有了改观，先是被借调到区里的宣传部门担任门前大宣传栏的主编，三年后回厂先后做过生产调度和基建工作。其间，我也成家生子。

　　由于我1965年就在《青岛日报》发表文章，1973年开办并主编《市南街头诗画》，当时还在全国各地的一些报刊发表了不少儿歌之类作品，1981年又应邀参与编办《青岛电影》月刊，还为许多报刊采写文化名人专访。其后，出版部门或报社都要调我，而我那“集体所有制”的身份就没法调动。从不会请客送礼“走后门”的我，确乎是完全无能为力大失所望了。

　　当时兴起对“老三届”进行文化补习的热潮，热衷成人教育的我，就先在本厂重操旧业教课，很受青年工人的欢迎。接着就利用业余时间到社会上的业校教课，还兼任教务工作，有了些影响。随之好几所业校也相继请我，主要是教成人高考辅导班的《语文》。这么一来，一周有五个晚上都教课，累得嗓子嘶哑，白天还是照常在工厂上班，出差往往是带着儿子。后来，在青岛职工业大给管理系教《写作教程》和《大学语文》，许多别的系的同学也来听我的课。我就只好耐心解释：虽然教材一样，但都是各系教师单独命题，会影响到他们的考试成绩。正是这样，我的讲课费可以补贴家用，这些成人学生（其中有的就是公务员或领导干部）也为我宣传。这也算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吧！

　　1984年初夏，我被借调到《青岛日报》做文化记者，但不久就被破格正式调入青岛市经委负责干部高等教育的教务工作，事前对此是毫无征兆。当时，我确实是非常难以割舍报社，但还得服从调动，毕竟这是我喜爱的成人教育。先是搞经济管理刊授大学（简称“刊大”），市经委有关领导与报社达成协议，我可以继续兼职文化记者。刚开始还有些时间为报社效力，后来刊大办起来了，我也就无暇顾及采写文化名人了。这一切，我只好利用出差机会，忙中偷闲采访写稿了。1987年初，正好复旦大学有与青岛市经委合作办学的愿望，领导就派我赴沪到复旦联系洽谈，而我本就非常熟悉成人教育，双方一拍即合。于是，复旦大学青岛函授站在青岛市经委成立，我即被任命为教务秘书。由于是学历教育，这些刊授或函授学生中，多数都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许多人毕业后因有学历都提升得很快，前途更加辉煌。

　　我本就是个闲不住的人，此时此刻一直就没有放弃业余教课，继续发挥着自己的特长。就在开办了复旦函授站后，我又亲自出马给一家私立业校，开办了华东师范大学青岛函授站，依然任教务秘书。我是累并快乐着！

　　青岛市工人文化宫有个“每周一讲”，从1984年起我就应邀主讲文艺内容的讲座，至今已有35年了。记得当年有位最早听我讲“每周一讲”《漫谈电影鉴赏》的青年人，接着又跟我上成人高考辅导班，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后来就曾经成为著名的央视某综艺竞赛节目主持人。我退休后，又开始在一些艺术学校为艺考生讲授《影视编导》，直到去年（2019年）12月底还在继续，其中就有一些学生考取了艺术名校，毕业后有了很好的传媒工作，或成为了研究生。。同时，还参与一些其他讲座。许多朋友善意劝告我：年龄不饶人，适可而止吧！我深切地感谢他们，因为写作和教课都是我的精神寄托。

　　现在， 我已经77岁了。假如不是发生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可能还是经常站在讲台上……

　　2020-5-11 青岛夹缝斋

　　民进青岛市文化支部 吕铭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