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修路的故事

　　当我们第一次来到乡下支教时，面临的最现实和棘手的问题是不通路，例如从县道到水沟小学有5.5公里的路程就是这般模样。孩子们常开玩笑说，我们之所以叫水沟小学，是因为我们的路像水沟。

　　第一次去水沟小学时，乡长想办法找来一辆底盘比较高的皮卡车，希望能送我们进去，然而即便是皮卡车，开了不到1公里，车就陷进泥坑你出不来。

　　不通路，最大的问题是外籍志愿者的安全问题。我当时和乡长沟通，希望政府能把这条路修好。然而苏乡长为难的告诉我们：六枝是国家级贫困县，梭戛乡是贵州最穷的100个乡排名靠前的乡。政府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修路。政府无力解决，我们志愿者只能自己想办法，当时大家你捐800，为捐1000，最多的一个志愿者捐了4500元，拼凑出了15000元用来修路。

　　我们找到了一名姓刘的包工头，我对他说：“刘老板，我们有15000元，你帮我们把水沟小学的那条路修好吧！”刘老板笑了出来，他对我说：“小姑娘，你这点钱怕是1公里都修出不来。”然后刘老板给我们了一个报价清单，告诉我们人工现在涨价了，80元一天，石头涨价了，100多元钱1方……其他志愿者们看到这个报价都泄气了，因为算下了我们拼凑的钱远远不够。

　　我鼓励大家说：“不要泄气，有没有发现钱的大头是人工和石料。人工如果我们自己修，不请人，人工费就节省了。石头也能想办法，路旁边就是山，我们试一下看能不能把石头从山上炸下来。”

　　我们找到了村里一名拥有爆破师资格的老乡，他答应我们60元帮我们炸一炮。问题是如何才能取得合法的炸药。于是我们又去联系乡长，乡长联系派出所，帮助我们能够从山上把石头炸下来。　　

　　当我们终于开始修路时，在当时很轰动，因为乡亲们都好奇从哪里跑来了一群白白净净的小眼镜，找他们接锄头等工具在修路。

　　后来我们的修路队伍人越来越多，才一个星期不到，乡长就加入了我们修路的行列。乡长加入以后，刘老板主动联系了我，告诉我15000元他帮我们修好这一条路。

　　下面这张图左右两边就是修路前后的对比。

　　第二部分  我和我儿子女儿的故事

　　我遇到刚儿的时候，他11岁，小学5年级，我是他的语文老师。刚儿是班上永恒的倒数第一，已经11岁了，却还不会写字，也不说话，当地的老乡说这个娃娃有点憨。

　　其实刚儿并不是“憨”，因为孤儿的原因，从小没有爸爸妈妈，被其他孩子欺负多了，所以有轻微的自闭症。然而农村里大家不懂自闭症，只认为这个娃娃不说话，不理人，是个憨娃娃。

　　刚儿平时很脏，有一次因为太脏的缘故，身上的气味让周围的同学很不满。于是下课时，我把他叫到我的房间，拧毛巾给孩子擦臉。我擦着擦着，发现孩子的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我看，那个眼神绝不是11岁的孩子该有的眼神。我突然萌生一个想法：如果孩子的爸爸妈妈此时此刻在天上，看到自己的孩子这个样子，人人嫌弃，说是憨的，连笑都不会了，爸爸妈妈在天上该有多么的伤心和难过？

　　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尽量帮帮这个孩子，至少让他能成为一个正常人，不要被大家嫌弃。从那天开始，我认养了刚儿，他成为了我们家的一份子。每天中午我就把孩子拉倒我的房间，手把手教他写字。我教孩子写的第一个字是“姐姐”，第一句话是“姐姐爱刚刚！”不管孩子是否看得懂，每天我都重复这句话。

　　直到学期快结束时，有一次我收家庭作业来批改，打开刚儿的家庭作业，发现他的作业本上，歪歪扭扭的写了一句“刚刚爱姐姐！”

　　刚儿在认识我之前，不知道每个人都有生日，还可以“过生日”。有一次他看见其他志愿者庆祝生日，就跑来问我：“姐姐，我的生日是哪一天呀？”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孩子的生日是哪一天，为了不让孩子失望，正巧又是快要暑假。我对孩子说：刚儿你的生日是7月12号，那一天姐姐带你到贵阳去过生日。

　　下面这组图片，我发给美国著名心理学家Sandra Lee 看过，我没有配英文注解，她看完后却发自肺腑的说了一个词：miracle!（奇迹）

　　第一张照片是刚儿11岁时照的，虽然打理得很干净，穿着我买的新衣服。但是孩子的面部表情是典型的自闭症孩子的面部表情。他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不和其他孩子在一起，他有自己的世界，别人很难融入。

　　下面这张照片是刚儿这辈子第一个生日，12岁生日照的，孩子虽然还是不会笑，但是他的眼神已经开始放光了！

　　刚儿13岁生日时，已经开始腼腆的微笑！

　　孩子14岁生日时，终于可以开怀大笑。我让一个孩子会笑，整整花了3年的时间。

　　下面这张照片是刚儿14岁那年，我过生日时，把孩子接到贵阳来的合影。在那个时候，14岁的刚儿身高只有我的肩膀高。

　　但是15岁那一年，刚儿的身高就一路猛长。

　　到了16岁生日时，刚儿已经和我一样高。

　　到17岁生日时，刚儿的身高就超过了我，成了一个大小伙。

　　刚儿20岁那一年，我整年都在英国，忙着写毕业论文，没有回国，因此没有合影。整整10年，这是一个孩子慢慢长大，而我慢慢变老的故事。

　　下面这张照片，是前年我刚儿结婚时照的。

　　去年的3月16日，刚儿的宝宝出生了，是一个漂亮的小公主，名字是我取的，叫做黄颖彤。

　　刚儿如今事业有成，在花溪孟关，修了自己三层楼的小洋房。

　　记得我第一次从英国回国时，刚儿递给我一个红包，我打开一看，里面有3500元。我当时非常惊讶，刚儿对我说：“姐姐，我听说国外读书很贵的，以后我供你读书啊！”

　　当时拿着孩子的这份心意，我百感交集。在很多年前，刚儿还是个小孩子时，他有次对其他志愿者说：我姐姐是个好人，她能活到100岁，等她老了我养她。

　　在那时，志愿者们把这句话讲给我听，我们哈哈一笑，只觉得孩子好可爱。我们总觉得孩子长大，我们变老，是很遥远的事情。

　　然而当有一天孩子真的长大了，把赚的钱塞到我的手中，告诉我以后要供我读书时，我才感到时光飞逝，孩子真正长大成人了。

　　教育是什么？我认为教育部在于我们教出几个大学生，教育是要让每一个孩子，拥有一颗完整的心灵。也许我的刚儿并不是传统意义的人才，能考上大学，甚至清华北大。但是我认为只要孩子心地善良，懂得感恩，脚踏实地的做人，对我们的社会有自己的一份贡献。那么，我们的教育是成功，我作为他的老师和家长，依然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

　　侧记：

　　　　彭旸，女，民进成员，贵州财经大学教师，教育学博士。2011年11月，远赴英国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希望能把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回贵州，架起一座中西交流的桥梁，更加深入的为贵州的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在拿到了约克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后，放弃了英国优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带上孩子，全家毅然回到贵州。

　　　　06年开始支教，参与教育脱贫工作，长期在贵州最贫困的六枝特区梭戛乡进行支教。梭戛乡是一个苗族自治乡，这里的长角苗是非常原始封闭的一个民族，千百年来一直有早婚的风俗，那里的女孩平均11岁就结婚，14、15岁就生小孩，彭旸教过的孩子，小学4年级就陆陆续续来时结婚，到小学六年级时，班级上的女孩几乎全部已婚。她当时去支教时，长角苗历史上还没有出过一个女大学生，教育状况非常不乐观。通过多年的努力，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彭旸和她的同伴们，教会了长角苗的孩子们小提琴，孩子们有机会去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演出。还把其中一批孩子接到城市接受教育，这群孩子里，出现了长角苗历史第一个科班出生的医生，第一个考上一流高校的孩子，这对长角苗这个民族，尤其是女孩来说，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近年，彭旸积极参与对基层教师的培训工作，在民进贵州省委的帮助下，她从英国剑桥大学引进是世界前沿的Thinking Together Project培训项目 ，选拔贵州优秀的基层老师送到英国进行交流学习，帮助基层老师深入了解西方教育，取得了较好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