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张志公，语言学家及语文教育家。河北省南皮县人。1937年入中央大学，后转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学习外国文学和语言学。毕业后曾历任金陵大学、海南大学副教授，开明书店编辑，《语文学习》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汉语编辑室主任，《中国语文》编委，人民教育出版社外语编辑室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语言学会会长，北京外语学会会长，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逻辑与语言研究会顾问，北京语文教学研究会顾问，《中学语文教学》顾问，《语文教学与研究》顾问，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 

　　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汉语语法和修辞及语文教育方面。在语法修辞方面，他著有《汉语语法常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修订）、《修辞概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修订）、《语法学习讲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语法和语法教学》（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等。其中《汉语语法常识》一书，自成体系，对汉语词类划分进行了新的处理。该书注重实际应用，以丰富详实的实例，深入浅出地论述了汉语语法现象和规律，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语法书之一。《语法学习讲话》是一本通俗而富于新意的语法书，对语法知识的普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主持制定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及主编的中学《汉语》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后更名为《汉语知识》，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以及由他主编的为介绍和阐述该语法系统而出版的论文集《语法和语法教学》是他对现代汉语语法的最大贡献。该系统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学语法教学，不少高等院校尤其是高等师范院校的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主要依据，对现代汉语语法的教学和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此外，他还有不少论文来阐述自己的语法论点，如《关于汉语句法研究的几点意见》（《语文学习》1956年第4期）、《语法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用意义》（《中国语文》1957年第1期）、《一般的、特殊的、个别的》（《语文学习》1954年第4期）、《可能的和必要的》（《语文学习》1954年第5期）等。《修辞概要》一书打破以往修辞学著作以讲辞格为主的局面，而将修辞与语法联系起来，并讲到了风格学。此外，他还提出了“汉语辞章学”的概念，并撰文《辞章学 修辞学 风格学》（《中国语文》1968年第8期）和《谈辞章之学》（《新闻业务》1962年第2期）等，初步构拟出汉语辞章学的理论框架。在语文教育方面，他著有《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漫谈语文教学》（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年）等。《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一书通过对蒙学和蒙书所进行的系统研究与整理，对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实践和经验进行了整理和总结，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另有关于外语教育的一些论著，如《怎样学习俄语》等。此外，他还主编了《现代汉语》（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教材，有《语文教学论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张志公论语文教学改革》（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张志公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
 

江泽民同志和张志公亲切握手

张志公和冰心在一起

　　个人事迹： 

　　──题记：张志公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通”，他沟通了语言学的各个门类，沟通了汉语界和外语界，沟通了高等教育的语言文字教学和基础教育的语言教学，沟通了各个学派，还沟通了老中青三代人。

　　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人文学界，张志公是一位有着独特地位的学者。他是继叶圣陶之后，再次为人民教育出版社赢得巨大社会声誉的语言学者、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一)“迂回包抄”的求学之路

　　河北南皮县名人辈出。19世纪下半叶出了一个“张南皮”—张之洞，曾官居湖广总督，与曾国藩、李鸿章同为晚清名臣、封疆重吏。20世纪下半叶另一个“张南皮”也是享誉神州的大学者，即张志公。

　　张志公祖籍南皮，1918年生于北京，父亲是从事工程测绘的政府职员。少年时随父亲工作调动屡屡迁徙，先后生活和就读于沈阳、南皮、天津、开封等地。与同时代很多传统学者相比，张志公并非出身书香世家，从小也没有受过“不近人情”的传统蒙学训练，而是比较系统正规的新式学校教育。这在客观上是有利于一个人眼界开阔，见识清通，文理艺术各科全面发展。当然，就他个人的旨趣来说，一直偏好英文和文史一类。

　　高中，张志公考入了河南名校──开封高级中学。用他的话说，“开高”名师荟萃，“有一窝子北大优秀毕业生，地地道道的蔡元培派”，他们在治校、教学中奉行蔡元培主张，提倡学术民主，兼收并蓄，全面发展。这种校风一直让他津津乐道。步入青春的张志公逐渐展露了多方面的爱好和才情。他喜欢体育，是篮球、排球和网球的高手；喜欢戏剧，高中至大学期间一直组织和参与话剧社；演讲比赛获过全省第一，精彩词句和段落屡屡赢得全场掌声。在学习上，文理皆优，但高二分科时，他选择了理科。

　　“想法是：大学我将学文科（很可能学外语，也喜欢文史哲），在中学时代先把理科基础打好些，否则，到了大学再不接触理科，只凭初中那点常识，太少了，就会成为只知文不知理的瘸腿子人了。那可不好。直到现在，我仍然不赞成高考的一种办法（分科）。”

　　这一段话还是很让人感触的。从十六七岁起，张志公就基本确立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并且冷静自觉的完善知识结构(打下理科基础)。回想我们大多数人的青年时代，学文学理基本上是随大流，或者赌一门，岂有这份周全心思。张志公高中毕业，先后参加了三个大学的自主招生，北京大学、唐山交大，最终被录取到中央大学化工系（后又先后转至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外语系，直到1945年27岁时才获得大学文凭。）回顾张志公的求学和研究道路，他有意识地迂回了一个大圈子，初选理工、再入外语（主修英语、法语，自学俄语和日语，毕业后又从事多年外语教学），最后才回到他早已看好的学术阵地──汉语语言学。这看似多余的一些路，对他的研究裨益不尽。早年扎实的理工科基本训练，使他具备了超乎常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这对于注重客观分析、缜密论证的语言语法研究是不可或缺的。而熟练驾驭多种外语，让这个“语言天才”得以随意出入不同的语言环境，拥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随机触动的无穷灵感。进入80年代，年过花甲的张志公多次踏出国门，依然可以用标准流利的外语与各国学者展开深入交流，这是同辈乃至许多后辈学人不可企及的。

　　张志公的大学时代正值抗战危局，国势飘零，他那张大学文凭也来得极其不易。先是转系，后是被中央大学强制休学，之后三年从军赴云南抗日前线，退职后再度考上金陵大学外语系，两年之后获准毕业。即使在毕业前夕，也险些突生事端。由于校方和他自己的疏忽，还有3个学分的“基础国文”课未修满，按规定要推迟毕业。他不服，向校务会议写了一封申诉信。这封信被所有与会人员传阅，最后一致认为文章写得理直气壮而出言得体，不越份，仅此一项即可抵得3个“基础国文”的学分。替他仗义执言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即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当时受聘于金陵大学。他说，张志公用英语写成了优秀毕业论文《<文心雕龙>所见的中国文学传统》，而一般非中文系学生即使修满9个学分估计还未必能读懂《文心雕龙》，所以应予免修。张志公这个论文选题曾经难倒金大外语系，找不到一个中西兼通的导师来指导他。后来总算找到了，就是吕叔湘。从那时候起，这对师生就开始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学术交往。

　　一直到1950年赴北京工作前，张志公的学术生涯还没有完全展开。但他的人生阅历已不可谓不多彩。除去大学生活的曲折坎坷，三年从军抗日也是险象环生，“那可是不折不扣的在枪林弹雨之下，混战之中，东冲西撞，拎着脑袋闯过来的。”（张志公自述）毕业之后，他又辗转任教于金陵大学、海南大学、香港华侨大学（后来的香港中文大学），从事外语教学。这些丰富经历对于一个30岁刚出头的青年人来说，影响是终生的。后来很多人回忆张志公，都由衷地钦佩他极擅处理人际关系，处变不惊，人情通达。不少人分析这与他青年时代阅世的丰富相关，我认为不无道理。

　　（二）三斧子

　　1950年底，刚刚从上海迁往北京的开明书店（后合并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走进一位身材颀长、风采翩翩的青年。这是从香港毅然回归祖国的张志公，他由老师吕叔湘推介，进入开明书店任编辑，也从这里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有人评价说，张志公在汉语语言学界一共抡了“三斧子”，其中两斧子是50年代抡出来的。第一斧子就是初进开明不久的《语文学习》杂志。

　　由于过去近百年的战乱频仍，刚刚解放的中国百废待兴，其中包括语言文字。正如秦统一六国后，要立即着手实施“书同文，车同轨”，一个统一的国家拥有规范、整饬的书写和语言环境，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和有序意义非凡。1951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定稿的社论《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来学习、掌握汉语的规律，并将其上升到政治觉悟的高度。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氛围下，这个号召很快就掀起了全国性的语法、修辞、逻辑学习热潮。开明书店也立即决定创办《语文学习》杂志，由33岁的张志公任主编。

　　“志公没编过刊物，他却不慌不忙，每天中午拉两三位同事，当然少不了我，去到南小街口子上的小酒铺喝酒。……大家靠着酒缸盖，借着酒兴，你一言我一 语，几个中午下来，《语文学习》的编辑方针就有了；该设哪个讲座，该辟哪个专栏，都有了眉目”。

　　根据叶至善先生的回忆，约莫一个来月，没有编委会，也没有召开座谈会，《语文学习》的创刊号就出笼了，初印10万册售光，又重印了两次。刊物重印是非常罕见的，需求量大是一方面，杂志办得对人胃口才是最关键。至1960年《语文学习》因纸张供应紧张而停刊，张志公主编此刊9年，共出刊105期，发行量逐年增加，最高曾达30万册。由于刊物内容实在，生动活泼，不仅满足了普通读者，一些投稿者也由此被张志公发现、扶持从而成长为专业语言学者，如李行健、徐枢等人。以此为平台，张志公也培养和团结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并逐步成为他们中的领军人物。

　　至于第二斧子，与此紧密相关。在上述《人民日报》那篇社论中曾提到，“我们的学校无论小学、中学或大学都没有正式的、内容完备的语法课程”，正是以此为引子，将中学《语文》科分设《汉语》《文学》两科，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据说此事还上到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可见其来头。人民教育出版社被责成负责编制两科的大纲和教材，一批文学和语言学工作者也由此组织起来。经吕叔湘先生的建议，张志公于1955年正式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任汉语编辑室主任，主持《汉语》科的相关工作。时年，他37岁。

　　让年轻的张志公来负责这件大事，吕叔湘说了一个理由，“从主编《语文学习》来看，他善于把学术问题写得通俗易懂”。的确，在主编刊物的数年中，张志公就撰写了一批专栏学术文章，集中阐述了自己在汉语语法、修辞等问题上的研究成果。1953年，这些文章分别集结为《汉语语法常识》《修辞概要》两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修辞概要》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诞生的修辞学专著之一，“在普及修辞知识、推动修辞学面向大众方面是起过积极作用的”。而《汉语语法常识》是张志公研究教学语法的早期代表作，是一部力图普及汉语语法的书，也是一部很见研究功力的学术著作。这部书出版后很受欢迎，几乎五十年代的语法学习者（包括很多青年学者、教师）都人手一册，50年代末还被翻译传播到了日本。张志公在80年代访问日本时，所见到的日本汉语学者都从藏书中抽出一本发黄的《汉语语法常识》，说“我们这一代治汉语的，都是这本书出身，我敢讲，是人手一册，都像这样珍藏着”。

　　这些影响广泛的著作，使张志公成为当时全国有名的汉语语法专家，尽管他还很年轻。但他接下来要承担的这个活却着实是个烫手的山芋，有人也称作“是一项难度极大，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对汉语言和语法学是十足的门外汉，不知道是否能够交代清楚，尝试为之。

　　为中学生编写《汉语》教材，这是前无古人的第一次。教材中大部分要讲语法知识，这就需要先确定一套适用于中学教学的语法系统。如果说学术界已经有了一套公认规范的系统，拿来简化改造一下即可，但恰恰没有。理论语法是一件“舶来品”，是西方学界立足“科学化”来分析各种语言现象，试图探求其条理清晰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问。随着19世纪末，“西学东渐”使一批西方业已成熟的语言理论进入中国，人们开始对数千年历史的汉语言进行“科学”的探索和研究。如果说用“门纲科目属种”来分类中国的动植物，用地质地貌类型术语来描述中国大好河山，这些西方科学规范是完全适用的。但西方语法理论对于汉语，是需要经受“水土不服”的，因为两者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差别太大。

　　20世纪的前半叶，一批受过西方语法训练的中国学者怀着极大的科学热忱，针对汉语言语法规律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研究。但正如上述“水土不服”等多种因素，这些研究成果分歧很大。直到50年代初，师范院校通用的是黎锦熙的语法体系，综合大学讲授的既有黎锦熙语法体系，也有王力和吕叔湘的语法体系。除此三大体系，还有赵元任体系及苏联传来的俄语语法体系也很有影响。各派分立在学术发展中，在大学教育中都是可接受的，但在中学基础教育里却必须有一个简单明了、说法一致的依据（为区别理论语法，我们称之为“教学语法”）。可事实上，各种体系不尽相同，使用的术语也差异很大，要在短时间内拟定一个各派都能接受的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初出茅庐”的张志公硬是做到了。在语法学界前辈和中学语文教师的支持下，经过反复讨论、修改、试教、审定，在三年时间内，一部《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在他的主持下定稿了。这部《暂拟系统》最大可能的博采众长、融合吸纳各家体系的优点，并在不少方面有所创新，自成一个适合于中学教学的新体系。在后来的实践中表明，这种兼容各家成果、求同存异的做法是得到了当时绝大多数语法学者和广大教师同意的，在中学语法教学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学界公认的评价是，这部《暂拟系统》是对过去半个世纪汉语传统语法研究的最好总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事实上成为了语法学界的“共同纲领”，在汉语语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价值。

　　善于在众说纷纭、杂乱如麻的环境中，清理出一条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道路，这是张志公抡“这一斧子”的过程中给大家留下的深刻印象。这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深厚的学养、无比清晰的思路和真正的自信。事实上，他应该是有这份自信的。在他1953年那本成名作《汉语语法常识》中，就已经表现出这种学术取向和驾驭能力，实际上已经为综合各家语法体系，拟定一个共同纲领打下了基础。语言学界前辈周祖谟评价这部书：

　　“这本书的意图显然是指导读者-尤其是初学语法的读者-在目前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拣一条折衷的、比较平坦的道路走，不使读者由于学习语法摸不着门径而对语法产生厌倦甚至畏惧的心理。”

　　50年代抡出来的这两斧子，尤其是《暂拟系统》的成功推出，使张志公在学术界和语文教育界都赢得了极高声誉。老一辈语言学者深深信赖他，年轻一代学者又真心推崇他，视他为主心骨和领袖。一些朋友对他明说“大家佩服你，是由于你开头的那两斧子很像样子”。

　　张志公半开玩笑地解释这句话，“这意思是：后一斧子就不像样子了”

　　既然已经用这样的篇幅交代了前两斧子，也就再费些笔墨说说第三斧子吧。事实上，这一斧子一直没有真正抡出来，因为他要抛开西方外来语法理论而“独辟蹊径”──建立独立的汉语语法体系。

　　《暂拟系统》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一直沿用到80年代中期，也暂时使语法学界搁置了争议，有了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折衷说法。但它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正如语言学家胡明扬说的，“要综合，要折衷，一方面是大家都能接受，另一方面是大家都不满意，这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上，因为西方语法理论与汉语之间的天然“水土不服”，分歧没有也不可能得到真正消解。当十年动乱终于结束，语言学界的研究空气日益自由、活跃，西方的各种新式语法理论也随着国门打开如潮般涌来，老少学者们对于沿用了近30年的《暂拟系统》不满和分歧就越来越激烈。

　　1981年-1984年，年过花甲的张志公再次领衔主持修订《暂拟系统》，经过六次广泛征求意见，六次修改，最后形成《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简称《提要》）。应该说，《提要》比《暂拟系统》有了很大变化，并且在更大程度上吸收了中西方学界的新近研究成果。但意想不到的是，在实际推行过程中，由于《提要》的变动太大，基层教师难以从原有的模式中转变过来，一时抵制声音很高。而且语法知识和语言运用实际之间的脱节愈发明显，语法教育成为中学语文课的一个难见成效的“鸡肋”。80年代以来，语法教育开始陷入低潮，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分量也逐年式微。

　　这是晚年的张志公很感痛苦的一点。他的痛苦不单单是《提要》没有有效的促进语法教学，也是反思《提要》乃至《暂拟系统》本身对于汉语语言实际的指导意义。前面说了，这两个教学语法系统都不是“重起炉灶”之物，而是融汇各家之成。尽管它们都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张志公知道它们都有根本的缺陷。他不止一次的对朋友和学生说，他认为汉语在根本上是不适应从印欧语系产生的西方语法框架和语言学理论，始终会存在着牵强难通的地方，应该有勇气打破印欧语的语言框架，从中国文化背景和汉语的实际出发，探索和建立汉语自己的语法体系。

　　应该说，他要打破的是自1898年《马氏文通》（马建忠著）以来近一个世纪的语言研究模式，开创一个全新模式，要 “走自己的路”。这个庞大复杂的工程，凭借他个人力量、老病之躯，注定难以完成。尽管在最后的二十年张志公一直在尝试着探索这条路并取得丰富的成就，在辞世之前还在规划《张志公语法》（又名《张氏简明语法》）一书的出版，但最终他没能完成这“一斧子”。或许，他留下的这个难题还需要一辈或者几辈学人来完成。

　　（三）最后二十年

　　尽管“三斧子“的收尾略显仓促，但我不得不尽早结束。因为张志公先生一生太精彩，不能让读者们陷进前面这些相对沉重、枯燥的学术问题中，而影响了阅读的节奏。而且有关他的学术活动与观点大家尽可去参考多卷本的《张志公文集》，不用担心我这外行人传歪了嘴。

　　文革十年及其之前的几年，张志公的学术活动和研究工作因为恶劣的政治形势，大多无法正常开展了。这十几年的日日夜夜，对张志公这样一个正处于巅峰年龄的学者来说，浪费得叫人心疼。由此我们也就更好理解，为什么他的最后二十年总是处于一种“拼命三郎”的状态。

　　1977年，张志公即将迈过花甲。二十多年前初入人教社的翩翩才子，今已是两鬓霜染、老态初显。这时候的他，无论是年龄、成就还是声望，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老专家”了。这一年，他上了北京香山，作为语法专家主持全国统编语文教科书（文革后首次统编人教版教材）的工作。在起草教学大纲的时候，他对中学语法教学的内容、方法和目的概括为六个字“精要、好懂、有用”，高度凝练，言简意丰。他的人教社同事刘国正先生说，这是张志公颇为自得的“神来之笔”，是对文革前17年语法教学最简要而中肯的总结，也是张志公自己语法教育思想的精髓所在。后来张志公生病住进医院，当他审定即将付印的大纲校样时，发现那六个字居然给删了，原因是教育部主管教材的副部长浦通修说“没有依据”。他郑重地表示：“作为学术问题，我保留意见，并在学术场合还要继续谈、继续写”。副部长知道他是认真的坚持，就又改回了原样。于是这个事情就广泛传开了，有赞叹副部长作风民主的，也有说张志公敢于在“文革”余寒之下维护学术尊严的。一来二去，张志公的那“六字箴言”就被学术界尽人皆知了，尽管作为政府文件颁布的《教学大纲》始终没有署上他的大名。

　　最后的二十年，张志公依然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先后担任分管外语（英语、日语、俄语）教材编写的副总编辑、课程教材研究所学术委员等职务，为文革之后的基础教育教材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作为当时国内有数的几位语法界权威之一和语文教育专家，他还将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大量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因为，作为一代学术领袖，他的思想和言行，都影响着整个学界尤其是年轻学者们的信心和方向。

　　1979年春夏之际，张志公完成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南方巡回讲演。本来最初是应安徽大学的邀请去讲学、座谈。但消息传出，引起来联动反应，常州、常熟、苏州、上海、杭州、金华、无锡、扬州直至南京纷纷来人邀请，三个月就这样一路且行且讲，内容大都是围绕语文教育、汉语言研究等范畴。后来有人总结这次巡回讲演，意义并不止于学术思想的传播更在于学术信心的重树。此时“文革”余寒未消，中间虽经拨乱反正，知识分子不免“心有余悸”。一些民主党派虽说名义上恢复活动，但事实上难以组织起来，连一个座谈会很多人都不敢参加。而张志公作为北京来的民主党派著名学者（系民进成员），能够这样到处演讲，并且讲话放得开，不拘束，这些南方的学者们渐渐相信拨乱反正中说的那些话了，也就逐渐放下了思想包袱。在这个特殊时期，张志公以他个人的感召力促进了学术的回归。

　　晚年张志公“拼老命”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风尘仆仆的讲学历程。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似乎总在全国各地进行教学调研，指导教学试验，在大学开设选修课程，赴美国、日本、香港等地讲学和考察，主持并参与国内各种学会的学术活动。他善于演讲，也喜欢通过这种自由的交流形式，向研究同行和教学一线传递有价值的思想火花并获得回应。从50年代初期主编《语文学习》开始，他从来不是一个枯坐书斋和沉醉理论研究的学者，而是强烈关注研究与实践的密切结合。80年代的中国正迸发着如潮的求知热情，张志公的演讲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学术界人士希望从他那里了解教育一线的动态，广大教师则迫切希望他给以理论上的点拨和启迪。为了尽量满足这些需求，张志公时时展现一副“拼命”的架势。某年8月，他结束了四川成都的讲学（之前已经连续多地讲学），紧接着要赴重庆，那里已经有一千多教师集中起来等候他了。但直到临行前也没有买上火车票，有人建议电报通知重庆改期，张志公断然说：“不能让一千多人为我改日期，马上去车站，就是买站票也要站到重庆”。大家只好陪着老人晃了整整一夜，好容易到了重庆。他不用早餐直接到会场开讲，从9点至中午1点半，中间休息15分钟，喝了一杯牛奶。中途无一人退场。

　　著名语言学家王宁概括张志公的一生，集中在两个字：沟通。她认为张志公沟通了语言学的各个门类，沟通了汉语界和外语界，沟通了高等教育的语言文字教学和基础教育的语言教学，沟通了各个学派，还沟通了老中青三代人。在最后的二十年，张志公确实将这种“沟通”做到了极致。因为不到40岁就跻身于知名学者的行列，他在老、中、青几代学者中都具有很强的号召力。80年代，叶圣陶、王力、吕叔湘、朱德熙、周祖谟、陆宗达等语言学前辈多垂垂老矣，新兴一代学人却有待成长，多年动乱造成了学术传承的青黄不接，他们也都需要张志公这样一个“桥梁”来过渡。

　　80年代之后，张志公参与组织和任职的学会、社会团体众多，由他亲自组建并主持工作的就有北京语言学会、中国修辞学会、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等大型团体。这些组织所涉及人员、学科、地域构成都千差万别，头绪繁杂，张志公却总能凭借超强的协调、组织能力和极大的耐心，稳妥推进它们的运转，化种种不利于无形和萌芽之中。有人回忆，在北京语言学会成立前夜，一位学者突然提出不愿担任原定的职务。大会筹备人员被迫对已经装订好的文件进行修改，准备用墨涂掉这位先生的名字。张志公斟酌再三，决定连夜重新打印、重装。他认为，涂改是会留下痕迹的，从反面看还能看出人名，这会让人觉得他张志公与此人有什么过节，不能一开始就让人觉得学会存在着不团结的音符。他处事冷静周全，尽可能地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平衡。因为北京重要的教学和科研单位众多，语言学者也格外集中，他常常开玩笑说：“北京山头多，我是个没有山头的人，各个山头和我之间，相互并无约束，也没有顾忌。但正因如此，我更要注意各个山头的关系，不能冷落或者偏向哪一个。”在他的诚意感召下，名家云集的北京语言学会多年气氛和谐，学术活动异常活跃。

　　作为语言学家，也作为语文基础教育专家，身兼两任的张志公晚年还一直在营建一座沟通这两种身份的“桥梁”。199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汉语辞章学论集》，这是张志公自60年代以来逐步构思、完善起来的学术结晶。长期以来他一直在思考，一个中学生怎样才能较快、较有成效地培养起理解与运用语言的能力？为什么大家都感到“语法难学，学了没用”？因为语法学者是把语言的字词、语句肢解分离，探索其内在规律，却抽取了文字蕴含的思想。而人们学习语文却是为了听、说、读、写，为了能阅读大块的文章和书籍，表达复杂的思想和情感。这两者之间一直是两张皮，缺乏一个过渡性的东西，即张志公所命名的“辞章”，它是语句和思想得以结合的单位。为了让人们充分理解这个想法，在不同的场合他举了很多生动的比喻，就像力学和航空技术之间需要流体力学做桥梁，解剖学和绘画之间需要艺用解剖学做桥梁，甚至小麦做成馒头还需要面粉这个过渡阶段。“汉语辞章学”就是语言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与培养听说读写能力之间的桥梁性学科。这门学科突出强调可操作性，对于语文教材编写者、广大语文教师都大有可用之处，也为多年来举步维艰的学校语法教育指出了一个比较明朗的前进方向，是晚年张志公颇为欣慰的一项成就。

　　（四） 先生非酒人

　　人教社同事刘国正在张志公生前曾赠诗曰：

　　“豪饮传天下，先生非酒人。一心为赤子，五卷著雄文。博采兼中外，精研析古今。笑看桃李盛，更酿百年春。”

　　其中“先生非酒人”一句，后来被广为传诵。张志公一生好酒擅饮，这是圈内外皆知的。每次大会小会用餐，把盏言欢最晚离开餐厅的大多是他和三两酒友。叶至善曾撰文《大酒缸》追忆他，两位古稀老翁常常嘬酒聊天忘了时辰，饭店服务员收拾好别的桌子，都远远地“瞄着”他俩。张志公本就善谈，如果趁着几分酒兴，则更是思维敏捷，纵横捭阖，很多学术上的灵感往往都是在酒桌上闲聊产生的。但他一生勤奋严谨，从不因酒而耽误正事更不沉湎于此。就如刘国正所说，他不是酒人，不过以酒为友，饮酒如谈心，借以遣怀。酒，只是给他的生命添了一点潇洒。

　　先生好酒、好烟、好茶。到了晚年，又添了一件嗜好：糖果。现在的人教社同事回忆起他，依然可以描绘出一幅场景：身材颀长须发俱白的老先生，兜里随时揣着一把花花绿绿的糖果，连作报告也不时要摸出一颗放进嘴里，神态悠哉。实话说，“烟酒糖茶”这四样大都不利于老人健康。于是亲友还有学生都劝他放弃这些不良嗜好。但他却倚仗滔滔辩才，大谈自己东方式的养身之道：这四样东西单吃不行，但一块吃却是可以相生相克的，如果陡然戒掉了，反而会打破体内的平衡。劝的人，也大都无奈何地由他去了。想说服他，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因为他实在太能说了。

　　张志公的口才卓绝，可以自如应付各种场合的口头表达，如演讲、报告、即席讲话、辩论、主持会议或者闲谈。几乎有缘见过他开口的人，都会不惜一切溢美之词来形容他的口才。与大多数长于著述而讷于言谈的传统学者不同，张志公十分在乎口头表达对人的感染力。他常常引用西方叔本华的名言：“没有一件事情比把一个普通的道理讲的让很多人不懂更容易；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把一个深刻的道理讲得让很多人都懂更难。”为此，他偏爱简明、实用和通俗的文风和语风。吕叔湘称他善于把学术问题写得通俗易懂，而他更善于打比方来把深奥的道理说明白。比如在全国修辞学会的成立大会上，学者们对于修辞的研究对象、范围争论较大，很难达成一致。张志公主张不要急于确定对象和范围，如同建公园，不要忙着修围墙，而是对人们认为可能属于公园的亭、台、楼、阁、水榭、小桥、流水、花、草、树、石都展开研究，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明确起来哪些应属于公园，否则围墙修早了，容易把一些亭、阁划在外面，再迁进来，就难了。一个巧妙得体的譬喻，让大家都搁置了争议而注重具体研究，事后多种研究成果也都证明他这番话的前瞻性。

　　张志公常说修辞就是“运用语言的艺术”，而他驾驭语言确实达到了艺术的境界，听其讲话或者上课，都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和丰收。通过“语言表达”这门综合艺术，足以显示他多方面的修养。某次参加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张志公匆忙间把拟好的讲话稿丢在家里了，却凭着强闻博记和急智发挥做了一场高潮迭起的学术报告。会后，有杂志社去向他索要讲稿，不料老先生手里只捏着一张列有几点备忘的小纸条。他到大学给研究生讲课，每次只带一个小笔记本进课堂，却从不翻开来看。数个小时的课侃侃而谈一气呵成，思路清晰，逻辑严密。他的“通才”特质也在讲话中得到充分发挥。他学兼中西，涉猎广博，不但精通英、法、俄、日等多种外语，还可以惟妙惟肖的模仿多种方言。因此，言谈中方言外语、诗文戏曲、中外掌故、街头巷语，他是信手拈来，恰到好处，听者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晚年张志公是学术界非常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良好的协调能力和语言表达艺术，常常可以化解各种学术纷争甚至一些政治困境。90年代的北京语言学者们都记得一场“硝烟味十足的学术论辩”。1991年夏天，一个民间的学术团体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认可，擅自向台湾语言学界的一些学者发出了邀请函，要举行两岸首次汉字学术研讨会。等到台湾学者们申请入关被拒，矛盾上诉到政府上层时，就陷入了一个两难困境。由于两岸彼此隔绝已经40多年了，台湾学者对于简体字和拼音方案知之甚少，大都是持批评意见，此次前来名为学术研讨，实有“讨伐问罪”之势。但是，如果能借此学术研讨之机，让台湾学界人士了解更多的真实情况，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沟通和宣传。最后，学术研讨会还是被允许召开，但约定不涉及政治问题，而且要求张志公主持的北京语言学会来共同主办。会议一召开，如众人所料，双方几十位学者就开始唇枪舌战、火药味十足，很多已经不是学术探讨而近乎吵架。每次陷入僵局，73岁高龄的张志公就站出来以半诙谐、半严肃的方式来引导会议的走向。比如，他说“你们推广国语比我们推广普通话的成绩要好得多，这是客观事实，我们必须承认；你们没见过兵马俑，没见过编钟，这也是客观事实，你们也无法更不必否认。如果冷冷静静的客观的说话，想吵也吵不起来。要是我非说我们推普比你们推广国语成绩好，你们非说台湾有更大的兵马俑，那不吵怎么办。咱们都被人家叫做‘学者’‘专家’，可千万别给我们炎黄子孙的‘学者’‘专家’抹黑，让人家说我们开的是吵架会，连贩夫走卒都不如。当然，请海峡彼岸的朋友不要误会，我刚才的话，首先指的是他（指己方的一个吵得最厉害的年轻人）”。会场一阵哄笑，笑过后自然就不好意思吵了。一席话滴水不漏，包含着缜密的逻辑力量，客观的立场，恰当的譬喻，严肃的告诫，轻松的调侃，不由人不服气。几天会议下来，两岸学者们都觉得收获颇多，也奠定了一个继续探讨沟通的学术氛围。但为此殚精竭虑的张志公却大病了一场。

　　张志公一生勤于思考，不断在喜悦和痛苦的交替中，寻求自我否定和超越。比如对于传统语文教育方面的长期探索，几十年中他前后著书四册，分别命名为“初探”“再探”“再认识”，到《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几乎就是一串连绵跋涉的足迹。在对于“汉语辞章学”30年的思考中，他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最初是把它作为一门语言、修辞、逻辑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后来又定义为“研究诗文写作中运用语言的艺术之学”，最后归结为“语言学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语言运用之间的过渡性桥梁性学科”。即使在与癌症相抗争的最后几年，他的心里依然对语言学的发展和中学语文教学中许多问题念念不忘，希望有如过去那样通过自己的思考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但身体健康和精力的与日俱下，他已经难以长期、系统地用脑，自信心也在减弱。他曾询问来探病的同辈语言学者王宁，“你觉得我的脑子还清楚吗？我总想找一些经常想问题的人来一块聊语文教学，就怕自己已经在胡言乱语了。”于是，他常常焦躁不安，但又不停的苦苦思考，带着自己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不断的思考中直至告别这个世界。

　　1997年5月，一代学术领袖张志公逝世。留下了著作等身的丰硕成就，也留下了未及出版的《张氏简明语法》等诸多遗憾。

　　自语独白 

　　勉力写完上述这一万多字，细读一遍，方觉得远不能概括先生一生。先生的学术成就有太多未能提及，先生的风度神采也未道出十之二三。非不愿也，力不能也，只能自愧无渊云之墨、严乐之笔。

　　我所依据的资料，大都是来自《张志公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书中撰文怀念先生的，都是与先生生前有过接触的各界人士。洋洋数十篇文字，从不同角度来回顾先生为人、为学、为道，堪称完备。我之所以还想做这篇文章，正是想从一个与先生素昧平生（先生在世，我因浅陋不曾闻名）的后辈角度，来试图对先生做一个全景描绘。以我的浅见，熟悉先生的亲朋故旧固然最有资格回忆，因为他们亲身领略过先生的不凡气韵，但我可能也有自己的优势，因为远离而少主观，因为陌生而少顾忌。

　　先生中西贯通的学问修为，或许在未来的人教社或者更大范围的学界，都难有后继。除了“一代通人”的“通”给我印象深刻之外，我还有一个强烈感觉，先生总在寻求一种“边缘”状态。因为其学问通博、见识清通，他擅长也乐于在不同领域之间寻找立足点。正如他30岁在大学教授外语的同时，开始了初步的语言学研究。他围绕人类语言的发生和初期语言的发展这一课题，广泛涉猎了人类学、考古学、地质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比较解剖学等领域的著述，完成了一篇高水平的论文。那是上世纪40年代，“边缘学科”“多学科”尚未被提及，张志公只是凭他天然的嗅觉和悟性，开启了自己的学问之门。这注定他和所有的语言学者都走着不一样的道路。他可以只做一个出色的语法理论家，但他偏偏要挪出大半个身子，站到理论与应用的结合部上，一生致力于语法知识的普及和实用化。他完全有资本做一个很西化、不断捣腾洋货的学者，因为凭借外语优势汉语学界难有人和他匹敌，但他偏偏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钻到旧时科举蒙学的故纸堆里，扒拉出一条条传统语文教育蒙尘多年的“借鉴经验”。

　　他定义的修辞学是边缘学科，他建立的汉语辞章学也是过渡性和桥梁性学科。他似乎从来不甘心居以某个领域的中心、深处，他总要时时来到常人无意驻足的交界点、分水岭，在这里左右顾盼，以他滔滔的辩才为各行其道的人们指点出一片柳暗花明。

　　这应该也是先生“通”的另外一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