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各种生物作为地球生命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地球生态环境稳定以及食物链的正常运转具有重要作用。而人为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增多等问题对人类生存造成了一定威胁，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近年来一直是全球两大热点和难点环境问题，与之对应的政策措施又往往具备协同效应，二者之间相互影响。

　　目前，民进中央提出这两大挑战的协同治理还存在一系列问题：

　　一是部门间统筹机制有待加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相关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由相关的委员会或领导小组来进行统筹。要进一步发挥应对政策的协同性，需构建高效顺畅的协作机制。

　　二是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提高。当前，气候变化正在威胁我国国土生态安全格局和生态脆弱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给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新的挑战，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认知、适应能力建设、自然保护地管理、技术标准设定等还存在不足。

　　三是协同治理政策研究不充分。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协同治理需要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统筹资金、技术、标准和监管政策，然而我国相关的政策研究尚不充分。

　　由于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问题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民进中央对此提出了几点针对性建议：

　　一是形成协同治理的政策框架和治理体系。坚持中央统筹，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推进的国家战略和行动指南：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加大力度降低碳排放总量，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的适应工作。结合推进构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制定科学、可量化、易操作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统筹修订“双碳”、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打破政策壁垒。制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治理的国家方案”，健全部门间协调的程序性制度安排。通过形成保护联盟或伙伴关系，建设跨区域生态保护廊道和自然保护区。搭建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信息在内的数据平台，分享相关信息，提供决策咨询。充分调动国内外各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加强对话沟通，促进协同行动。

　　二是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重塑集约、智能、低碳、韧性、可持续的城镇基础设施，促进城市韧性发展。统筹考虑区域综合自然资源禀赋、新能源发展及成本、产业转型战略，实现碳中和产业布局。将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双碳”目标相融合，制定有利于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混合用地政策，给未来发展新能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提高生态系统碳汇及适应能力以更多的生态空间，促进生物质能的保护、开发与利用，确保降碳、增汇、适应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增效。

　　三是推动有利于实现碳中和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贸易与合作方式。构建可持续的贸易、投资与国际合作体系，统筹国内国际可持续发展政策，降低协同治理成本。构建多元气候合作的对话机制与治理体系，推动全球碳中和进程。制定《巴黎协定》及WTO框架下的多边环境贸易规则和可持续投融资机制，探索全球化重塑和双循环模式下的可持续贸易模式，优先建立大宗农林产品的绿色供应链、价值链，建立非毁林产品的智能认证体系和商品贸易可追溯体系，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综合利用水平。加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环境合作。

　　四是加强生态系统修复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协同效应研究。在国家层面上，生态系统碳汇与关键濒危物种丰富度之间存在一致性，应继续探索气候变化及极端天气事件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的影响和对策，推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恢复主流化，制定协同治理的优先序。发展“自然向好”型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通过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寻找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增加碳汇能力的方法，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增效。

　　民进中央提出的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的提案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它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当前发展既要“金山银山”也要 “绿水青山”的决心，在宏观层面极具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