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卫生事业关乎人民健康。过去一年，国家致力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推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好医院原副院长、民进中央科技医卫委员会副主任姚树坤多年来持续关注医防融合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今年两会，他带来《关于以医防融合服务为基础 提升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的提案》，建议通过加强公共卫生专业人员队伍建设、提升基层公共卫生专业复合能力、加强信息化融合建设等措施，提升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姚树坤 受访者供图

　　姚树坤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指出，坚持预防为主，深化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是打赢慢病防治攻坚战的根本举措；医防融合，是有效应对重大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力抓手；“强县域、强基层”则是推动分级诊疗的基础。

　　医防融合，推动“治未病”

　　《21世纪》：医防融合是你近年来持续聚焦的重点。为什么要坚持预防为主？如何推动“治已病”向“治未病”转变？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个人要肩负起怎样的责任？

　　姚树坤：目前临床上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治疗主要是降压、降糖等对症治疗。实际上，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脂肪肝等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几乎一致，也相对明确，包括体重超重、高盐饮食、精神紧张、吸烟饮酒等。如果能避免这些危险因素，就可以未病先防。

　　所以说，去除危险因素是上述慢性病的对因治疗，是最理想、最有效，也是成本最低的治疗。它可以通过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实现。要做到健康管理，还需要对服务对象的生活方式与健康状况进行长期系统化的追踪。

　　公共卫生机构是健康教育与健康管理的组织者、指导者，基层卫生机构是主阵地，全科医生、乡村医生是主力军。我建议通过绩效考核，强化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基层卫生机构的健康教育与健康管理职能与责任。将人均居民公共卫生经费的一定比例用于健康教育与健康管理，并将部分健康管理费用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畴。

　　相较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者而言，患者或许更加信任各级医疗机构的专科医师，依从性也更佳。专科医师在诊疗过程中的健康教育是纠正患者不良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最有效方法，也是提高疗效的根本措施。因此医疗机构需要培养医护人员健康教育知识与技能，要求其把健康教育切实落实在医疗过程中，并对其健康教育工作进行量化考核。

　　要更好地进行健康管理，建成健康管理互联共享网络颇为关键。我认为，在保障数据安全前提下，可通过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手段建立居民健康数据共享平台，将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基础数据库，与健康数据监测、健康体检、膳食调查等外部数据源加强对接，逐步实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大数据管理，优化健康服务体系。

　　但归根到底，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如果明知不良的饮食习惯与生活方式会损害健康，但还非要坚持，那么健康也难以得到保证。

　　《21世纪》：应当如何加强医防融合，从而有效应对重大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姚树坤：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尤其是基层的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带来巨大考验。医防融合形神不兼备，临床与公共卫生协同不畅，是当前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制的特点和弱点。

　　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亟待推进。一是加强公共卫生专业人员队伍建设。设置公共卫生医师配备标准，鼓励公共卫生人员下沉基层，加强全科医师培养。

　　二是提升基层公共卫生专业复合能力。加强公卫人员和临床人员的交叉培训，探索公卫医师在一定范围内获得处方权，培养基层临床和公卫复合型人才，探索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参与基层公共卫生服务。

　　三是加强信息化融合建设，解决信息系统中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孤岛”现象。

　　体现医务人员劳务技术价值

　　《21世纪》：在集采提速扩面的背景下，要如何进一步深化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规范医疗机构收费和服务？

　　姚树坤:核心的原则就是收费与服务要相一致。近年来，我国取消了公立医疗机构药品耗材的批零差价，同时推进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有力降低了药品耗材虚高价格。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要建立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动态调整机制，使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能充分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务技术价值，以此更好地调动医药护技4支队伍的积极性。

　　譬如临床药师就在科室的实际运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需要用专业知识为医生提供科学的临床用药指导，包括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否要对剂量进行调整等等。比方说抗肿瘤的靶向治疗药，在用药前要首先做基因检测，根据检测结果来决定是否用药。这些工作都应该在临床药师的监督指导下开展，才能为患者提供兼具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的药物和药学服务。在我看来，要尽快落实药事服务补偿，建立绩效激励机制。

　　《21世纪》：妇幼儿科、精神卫生、老年医学等方面存在哪些服务短板？又当如何补齐？

　　姚树坤：在公立医院，这三个科室的共性就是服务风险大，医务人员的投入多但诊疗收费偏低，进而导致大量的人才流失，要么调整到别的科室，要么外流到民营医院。

　　像儿科，面对婴儿幼儿，稍微用药不慎或者抢救不及时，脆弱的生命就将逝去；近年来高龄产妇或有基础病的产妇数量增多，产科面临的风险也相对较大。在精神卫生方面，“话疗”是精神科医师的法宝，他们往往要为单个病人的心理疏导投入大量的感情精力，但收入却不尽如人意。至于老年医学，一方面我国的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老年人对于健康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老年人面对的不仅是看病问题，更重要的是病后的康复护理，这也面临一定的人才与资源缺口。

　　近些年来，国家不断健全完善妇女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鼓励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开设精神科与老年医学科，并加大专业人才的培训力度。但比起招引专职人才，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留住现有人才。要适当提升上述科室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医院的薪酬及保障制度予以一定程度倾斜，同时还应为上述专科医生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在人才培训方面，要侧重于本科毕业后的医学教育以及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的规范化培训。医学院校本科教育阶段一般只设置临床医学专业，也就是一级学科，才能更好地夯实临床医学生的基础。上述学科均属于临床二级或三级学科，不应要求医学院校在本科阶段开设，这是违背医学教育规律的。

　　“强县域、强基层”

　　《21世纪》：如何推进分级诊疗，扭转“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门可罗雀”的局面？

　　姚树坤：“强县域、强基层”是推进分级诊疗的基础。目前基层防病治病能力还存在一定短板，最突出表现为人才缺失、医务人员知识技能不足造成健康服务能力低下。

　　我认为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包括四点。第一是加强全科医师培养，培养一大批高质量的全科医师。全科医师不是什么病都会看的通科医师，而是在完成常见病多发病诊治的基础上，能够履行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和健康教育为一体的职能，真正在基层实现医防融合，提高防病治病能力。

　　第二，地方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提高基层卫生技术人员的待遇，改善他们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使基层和农村卫生机构招得来人，留得住人。

　　第三，深化对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对口帮扶机制。一是将医疗卫生对口帮扶纳入新的东西部协作结对关系。做好省际间对口帮扶的衔接，确保工作不断档、力量不弱化。二是深化医疗卫生对口帮扶机制。组织东部的医学院和医疗机构对西部本土人才开展业务培训和定向、委培培养，加强本土人才培养。加大对基层卫生室和县乡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的帮扶，完善远程医疗项目。三是国家级和东部医疗机构帮扶西部省级机构，当地省级帮扶县市级，而西部县市级医院应该把上级医院的专家请进来，把自己的医生送出去，到上级医院去进修提高。四是关心关爱对口帮扶医生。在公开招聘、岗位聘任、职称晋升、岗位等级晋升、考核、培训等方面加强激励。

　　第四，正是我前面所说的，加强基层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

　　另外，还应扶持县级医院的建设，尤其是加强心脑血管病的急救能力，譬如心梗患者的冠脉扩张以及脑血管病的溶栓治疗等手术在县级医疗机构应当能够开展。

　　在提升基层防病治病能力的基础上，要进一步落实医保差别化报销政策，拉开基层卫生医疗机构与城市三级医院的报销比例，合理引导就医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