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报》专版报道民进代表委员为教育精准支招

　　每年全国两会，教育是全社会的高度关切话题。特别是刚刚过去的一年，可以说是教育热点之年：“双减”、课后服务、职普分流、劳动教育、大学生就业、五育并举、家校社共育……这些教育热点话题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也引起强烈反响，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努力构建高质量教育发展体系。

　　“双减”下教师负担加重 多措并举为教师减负

　　“双减”政策全面实施以来，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营造良好教育生态，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政策推进过程中，也出现了相关保障不到位，教师负担加重，课后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表示，不少一线教师在岗时间达11个小时以上，较“双减”政策前明显延长。一方面，由于增加了课后服务、假期托管的任务，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使得教师开展教科研等活动的时间被大幅压缩，教师专业发展和工作生活均面临较大压力。另一方面，“双减”对教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需要开展分层指导，动态调节作业总量，差异分层布置作业；要能够开设课后服务相关的课程；要具备多元评价的能力，在教学中实施综合且个性化的发展评价；要提升家校共育指导的能力，对家长开展适宜指导等，这些都使得教师工作压力增大。

　　“针对这种情况，需要相关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朱永新表示，建议调整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提高中小学师生比，适当增加教师编制总量。同时，针对“双减”政策对教师提出的新要求，对在职教师开展针对性的培训。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晓进建议，可以根据发展需要科学增加教师编制，实施弹性上下班制度，严格执行进校园清单式管理，营造清静的教书育人环境。

　　增加编制是从根本上减轻教师压力有效方法之一，有代表委员建议建立教师编制动态统筹机制，对市域内教师编制资源进行动态调整和统筹调剂，确保各学校师资增减基本与生源增减同步。同时要创新中小学教师用人机制，合法规范地使用劳动用工、劳务派遣、劳务用工、人事代理等编外用人方式，积极吸纳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扩大优质教师资源供给。继续促进教师交流轮岗，解决师资配置不均衡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辽宁省委会主委姜军则建议要积极推进稳妥解决编外教师问题，将基础教育探索面向综合类院校招聘优秀毕业生、职业教育探索面向社会招聘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政策落到实处。

　　提升校内课后服务质量 建立校外资源准入机制

　　校内课后服务是落实“双减”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大大压减校外培训机构，“减负”工作已取得明显成效。但同时，也出现了囿于学校课后服务资源贫乏、形式单一、质量欠佳等现实问题，不少家长及学生的满意度并不是很高，由此也导致各类违规补课屡禁不止、家教活动悄然兴起。为此，加大专项投入，切实增强师资配置，加快各类优质且可及的学习资源平台建设，创新课后服务的内容和形式，让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成为落实“双减”政策的关键。

　　朱永新建议，要充分考虑课后服务的管理、人员成本，在确定家庭的合理分担比例的基础上，核算不同类型课后服务的成本，并以此为依据，调整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确保课后服务的经费充足，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得到有效激励。为了更好地提升学校教育质量，并充分利用好社会上优质的教育资源，建议建立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购买机制。这其中，要明确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清单，明确校外机构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专业标准，明确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合格机构学校准入机制，以及建立校外教育机构公共服务购买经费保障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中华职教社常务副主任胡卫表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可依托专业研究机构，深入调研所在区域及学校课后服务需求，研制地方层面有关校内课后服务标准的总体框架，并综合考虑区域、校际和年级差异等因素，分类制定实施指南，鼓励探索多元化课后服务模式。此外，各地要从优化社会供给侧入手，做好各方面资源的统筹安排和余缺调剂，以弥补校内资源的短板和不足。

　　在他看来，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关部门单位要更好形成课后服务工作合力，积极协调社区、博物馆、科普基地、运动场馆、校外活动中心等各方面的教育资源，共同作用于学校课后服务工作；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也应该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面向社会引入公益性较强的各类素质类课程资源，分级分类打造丰富多彩的开放性在线课程资源平台，帮助不同层次、类型、特点的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源，从而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降低对校外学科补习的“刚需”和黏性。

　　消除普职分流恐 慌建议创办综合高中

　　根据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已达91.2%。在这其中，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所贡献的毛入学率不相上下。《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0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再次提出，要“坚持职普比例大体相当，适度扩大中职招生规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表示，“普职分流”是去年教育部出台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其对基础教育的震动不亚于“双减”，社会高度关注，各种意见层出不穷，有关家长和孩子的压力更是有增无减。因此，理智审慎地面对这一社会关切是目下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每一个家长和孩子必须面对的现实。如何让政策更合理、社会更认可，也是全国政协和有关方面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胡卫认为，高中阶段教育的“普职分流”模式，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由于事实上存在的职业教育“低人一等”问题，“普职分流”首先是被很多家长认为是“普职分层”，学生在中考时就被“分层”乃至“淘汰”到中职，令家长充满“普职分流恐慌”，同时也令很多中职校的师生对中职的认可度日益降低，这直接影响了中职的办学质量。

　　“因此，现阶段，对高中阶段教育再采取‘普职分流’方式，以专门进行中职学历教育的意义，已大不如从前。”胡卫表示，当前中等职业教育已从就业教育为主转向以升学教育为主，经济社会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普职分流政策”比例不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自身发展实际。

　　在胡卫看来，全面改革高中阶段教育模式，适时调整乃至放弃“普职分流”模式，已需提上议事日程。他建议，需要积极探索“普职融合”发展新模式。在试点基础上，逐步把更多高中办成综合高中，同时在每所高中学校开设普高课程和技能课程，并探索发展以专项技能培养为主的特色综合高中，实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渗透、深度融通；逐步推行综合高中学分制教学，高中生可用技能课程学分直接申请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并免修相应课程学分；建立并完善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把职教高考建设为与普通高考平等的高考类型，以充分扩大受教育者的选择权；稳步推进普高与中职合并重组，加快发展新型综合高中，逐步取消中考制度和普职分流模式，从而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服务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相关代表委员也建议，要通畅中高职升学渠道，加快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尤其是本科高等教育特别是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应大幅度增加对中职学生的招生指标。

　　大学生就业问题严峻 改变择业观仍是关键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发展之基。高校毕业生作为就业重点群体，其就业是整个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2022届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千万，比上年大幅增加167万人，就业总量压力加大。但由于外部环境和疫情发展、高校毕业生规模急剧增长和岗位需求增长乏力等多方面因素夹击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复杂，亟待提前谋划并采取有效对策。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云南省委会副主委、云南工商学院执行校长李孝轩建议，大力拓宽就业渠道，建议人社部门适当提前介入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及时向高校开放全国就业资源库，实现优质企业岗位资源多渠道共享。适当扩大全口径事业单位招聘，鼓励毕业生到农村地区、城乡社区等基层就业；推动国有企业适当扩大招聘；用好减税降费、金融支持、援企稳岗等政策，激励中小微企业更多吸纳就业，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持续扶持引导创业创新，围绕资金扶持、创业孵化基地创建、创业培训、典型宣传等措施，强化高校毕业生创业指导与引导。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则建议，开展高校学科和专业的现代化改造，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据人力部门统计，国家对新基建、新制造、高端护理等方面的人才需求远远超过供给。造成这个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原因是高校学科设置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

　　“此外，尤其关键的一点是还需要着力加强大学生职业规划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择业观。”倪闽景感叹，现在很多大学生往往选择“央国政”，不愿意去中小企业或到基层去就业。因此，厘清高质量就业的内涵十分重要，高质量就业绝对不是大学生初次就业的工资高，而是大学生岗位适切、用人单位人才需求满足和国家战略得到保障，要引导大学生以到国家建设一线和基层最前沿工作，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增长才干为骄傲。

　　“在就业群体中，还要关注保障特殊大学生群体的就业率，精准助业。”倪闽景强调，要高度重视贫困家庭、身体残疾、少数民族等大学生就业问题，政府部门要对特殊群体大学生就业率提出刚性要求，把就业率作为考核学校办学质量的核心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