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哲学史回顾旨在说明认识自我、分析自我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一个永恒主题。西方近代哲学中虽出现了“认识论转向”，知识的问题成了哲学讨论的主题。但我们应该看到，知识论的讨论所以可能的前提就是人的自我的觉醒。知识论的讨论源于人的自我认识，为人的自我认识提供认识论的工具。

　　说哲学的主题是人并不意味着我们把哲学研究的范围仅仅限制在人的身上，而不重视甚或反对对外在事物的研究。与此相反，哲学正是因为“以人为本”，所以它才十分关注与人有关的一切研究。从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那些与人的生存关系最为密切的领域是首先进入人的视野的，与人的关系比较遥远的对象也就较晚引起人的研究兴趣。稍有哲学史的常识的人，就能轻易地看到，哲学研究的对象几乎涵盖了知识的一切可能的研究范围。但最后，哲学家发现，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尽管花了极大的精力，结果还是收效甚微。我们坚信我们身处的生活世界内外所能发现的种种令我们感觉惊讶莫名的奥秘必定有其原因，关于它们的真理也必定是隐藏在什么隐蔽的处所，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却在于我们至今还未真正找到使我们的研究或探索能够取得卓著成效的出发点。于是问题便成了这样的，即我们的研究应该从何处开始呢？

　　英国哲学家休谟可以说是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哲学家。他的研究表明，作为所有学科研究的出发点或基地的应该是关于人性的科学即哲学。为了给自己的论点提供论据，他进一步探索了人性科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之间的关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显然，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即使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人的科学，因为这些科学是在人类的认识范围之内，并且是根据他的能力和官能而被判断的。如果人们彻底认识人类知性的范围和能力，能够说明我们所运用的观念的性质，以及我们在做推理时的心理作用的性质，那么我们就无法断言，我们在这些科学中将会做出多么大的变化和改进。……数学、自然科学、自然宗教既是如此依靠于有关人的知识，那么在那些和人性有更密切关系的其他科学中，又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逻辑的唯一目的在于说明人类推理能力的原理和作用，以及人类观念的性质；道德学和批评学研究人类的鉴别力和情绪；政治学研究结合在社会里并且互相依存的人类。在逻辑学、道德学、批评学和政治学这四门科学中，几乎包括尽了一切需要我们研究的种种重要事情，或者说一切可以促进或装饰人类心灵的种种重要事情。”通过对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考察，休谟得出了他的结论：“因此，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希望借以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即是抛开我们一向所采用的那种可厌的迂回曲折的老方法，不再在边界上攻取一个城堡，一会儿占领一个村落，而是直捣这些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即人性本身；一旦被掌握了人性之后，我们在其他各方面就有希望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了。从这个岗位，我们可以扩展到征服那些和人生有较为密切关系的一切科学，然后就可以悠闲的去更为充分地发现那些纯粹是好奇心的对象。任何重要问题解决的关键，无不包括在关于人的科学中间；在我们没有熟悉这门科学之前，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得到确实的解决。因此，在试图说明人性的原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提出一个建立在几乎是全新的基础上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而这个基础也正是一切科学唯一稳固的基础。”（休谟《人性论》）可见，在休谟看来，人性科学或这种新的哲学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唯一的稳固的基地或出发点。结论自然也就是，不但哲学就连自然科学和自然宗教也都要以人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发现，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发展基本就是沿着休谟的路子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