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报》专版

　　主讲人简介：

　　杨朝明，全国政协委员，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博士生导师。现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出版有《儒家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出土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儒学精神与中国梦》《〈孔子家语〉综合研究》《从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等著作，主编有《儒家文化面面观》《孔子事迹编年会按》《论语诠解》《孔子家语通解》等著作，发表文章300余篇。1998年以来，多次应邀到世界各地讲学或参加国际性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尤其致力于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弘扬，为社会各界举行讲座数千场。曾获“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改革开放40周年山东省社会科学名家”等荣誉称号。

杨朝明

　　编者的话：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及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精神的精髓在于对人性尤其是人的价值、人的道德的思考，这是礼乐文化的基本属性所在，也是传承的意义之所在。值第36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在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本期讲坛邀请杨朝明委员讲述礼乐文化与道德人生。

　　中国精神是数千年历史文化积聚而成，中华民族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是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核心。从孔子等先秦时代的儒家开始，中国人就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在孔子看来，大道得以施行，需要天下为公，需要人们的公共意识和公德意识，也就是人的社会性基本要求。中华道德是礼乐文明的实质性内容，孔子“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记载在《礼运》篇中，正隐含了中华礼乐文化对于道德人心的规范意义。“礼也者，理也”，早期思想家“务治”，思索社会的协调与和睦，正是从“人心”与“道心”的关系出发，希望人们克己反躬，明道守礼。

　　中华礼乐文明的特质

　　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周公和孔子的地位极其重要。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基础，孔子则进一步发扬光大。从本质上讲，中国礼乐文化是关于人性与人的价值的追问与探究，应该属于“元知识”或者“元理学”的范畴，是追求真理和启发智慧的哲学。

　　西周以前，中国礼乐文化已有漫长的形成过程。根据《礼记·表记》，后人把夏、商、西周的文化分别称为“尊命文化”“尊神文化”“尊礼文化”。周代尊礼，人文理念上升，而周代礼制是在损益夏商而来。考古学家看到，龙山时代中国已经有了礼制，中国礼乐文明有广阔背景和深厚底蕴。

　　礼的概念比较宽泛，就概念而言，广义的礼包括乐在内。分而言之，礼与乐有别；统而言之，则乐和狭义的礼都是礼的组成部分。《礼记·祭统》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可见礼的最后落脚点在于人心的整合。乐亦如此，乐起源于劳动，后来则被赋予“通伦理”的含义。礼在长期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周礼对前代礼的继承与因循应该是其主要方面。周公赞赏齐国从其俗、简其礼的做法，也反映了周初制礼的实际。周公制礼在因循前代之礼时，根据周初实际加以损益，使之更加适用。

　　礼具有“决嫌疑”和“济变”“弥争”的功能，古人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可以想见，礼乐文化一定内容丰富。周代制礼作乐，包含对国家管理体制与方法的设计，大而至于政治、军事，小而至于衣冠、陈设，无不有义，这些典章制度以及礼仪，都应本着孝、忠、信、义等准则进行设计和推衍，目的是为了“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

　　有学者说得好，礼的范围之广，简直可与“文化”之概念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礼学实即上古文化之学。礼包括礼制、礼仪、礼俗等层面。礼制指礼的制度，比如《周礼》（或称《周官》）。一般认为《周礼》成书较晚，多不相信周公作《周礼》的说法。其实，《周礼》作为国家职官的设计，不像《仪礼》那样人人需要关心、可以关注。周公制礼作乐不会是周公本人向壁虚造，应该是周初周公的主持下继承夏商既有的成果；另一方面，《周礼》国家管理体系架构，它或许只是藏于官府，为少数人所了解，该书后出不为常人所易见。孔子适周问礼，关注周公德业，思考“周之所以盛”，他感慨地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老聃是“周守藏室之史”，即周藏书室之史。孔子观周，“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很可能就是学习《周礼》。

　　《周礼》是礼之“体”，《仪礼》则是礼之“仪”，《礼记》（包括《大戴礼记》）则是礼之“义”，阐发的礼的意义与内在精神。孔子说：“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道是价值体系，就是信什么的问题；德是行为规范，在于怎么做。有了礼之“体”的设计，《仪礼》就以具体的礼文，让人理解和体会。比如，射礼培养人的平和中正，乡饮酒礼激发人的爱敬与孝悌，冠礼让人体会义务与责任，丧、祭之礼则如曾子所说使“民德归厚”。《仪礼》中的人生礼仪，助人成长，强化成人、成德、正名意识，让人思考社会角色。《仪礼》与《周礼》相互配合，《周礼》相当于分配任务、强调责任与分工，《仪礼》则在于提升格局，提高认识，提振精神。做人的根本问题解决了，才能把《周礼》的制度落实好。

　　中国礼乐文化内涵丰富，究其本质，就像春秋时期鲁国人所云：“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礼的制度、仪式表达着礼的内在意义。礼义是抽象的礼的道德原则，周人说：“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任何礼仪都不可离开礼的内在精神，否则就失去了礼的意义。行礼不本于义，就像耕地不撒种子。

杨朝明部分学术著作

　　早期中国的“成人”观念

　　在“礼”（或“理”）的意义上，我国古人思考“人”本身，例如《礼记·礼器》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涵摄天、地、群、己不同的维度，人就要“成人”，就要有自身的特性，就不能不考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问题。中国古代圣王深深思索、细细掂量“人心”与“道心”的关系，认定人必须遵循礼的规则。

　　中国儒学就是“人学”，是关于人本身的学问。在早期古文字中，“儒”的象形字作“需”，为从雨从而、上下结构的会意字，像人沐浴濡身。孔子儒家则不但洗干净身体，还要洗干净心灵。《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礼记》说“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人明于礼义，方能为人。

　　在孔子儒家思想中，“成人”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人们使用这一概念，往往着眼于年龄、体能和智能，较少注意其道德内涵，其实它多指人格养成。人生而幼，不可谓成人。幼而学，学而长，人的学习与成长，应是社会道德内涵不断扩充的过程。早期儒家强调人与禽兽的区别，无非是讲人具有社会性，具有道德属性，应与其他动物有本质不同。

　　在孔子那里，“成人”首先必须是“有知识的人”，首先应当对社会有基本的认知。颜回向孔子请教“成人之行若何”，孔子说：成人应当通达人类本性的原理，通晓各类事物的变化，了解各种物象产生的缘故，洞察风云变幻的根源。在孔子看来，一个人有了知识，具有了成人的素质，然后再施以仁义礼乐的教化，这才具备了“成人”的德行。

　　子路请教“成人”的问题，孔子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人聪明有智、清心寡欲、勇敢无畏、多才多艺，具有“知”“不欲”“勇”“艺”等素质，也不可谓之“成人”。孔子强调的仍然是“礼乐”，以“文之以礼乐”作为人之成人的必要前提。看到财利想到道义，见到危难勇于担当，长期困顿不忘平生诺言，就可以谓之“成人”。可见，成人要有正确的价值观。

　　孔子有关于“人情”与“人义”的论述。孔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人情就是人的基本情感，人义就是作为人的应有意义。在孔子的心目中，处理父子、兄弟、夫妻、长幼、君臣诸种关系时，人人按照自己所具有的社会身份尽力做好自己，这是为人处世的基本要求，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遵循。

　　所谓“成人”，首先必须认同人义，进而遵循人义而自觉践行。圣人以礼治人情，修人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就可以得到社会的和谐。父子、兄弟、夫妻属于家庭关系，长幼可以看成社会关系，君臣则是工作关系。人人讲道德，按照各自的身份以做人，各正名分，就会呈现出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所以，人之为人，首先是礼的要求，是道德要求。

　　孔子认为礼“达天道，顺人情”，对端正人心、整顿社会具有重要价值，他曾描绘出了一个顺应天理人情、循礼而行的“大顺”境界。礼制是先世的君王用来承续天道、陶冶人情的，它取法于鬼神，具体体现在丧祭、乡射、冠婚、朝聘等礼仪当中。所以圣人如果用礼来教化百姓、进行治理，就一定会在内心深处牢牢树立规矩、规则意识，那就不难达到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