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一行动使中国开始更充分地理解与适应自由贸易制度，也使中国经济在更大程度上卷入了国际分工体系，培育了中国的优势产业，加快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速度。同样地，中国接受WTO的农业条款，总体上也对提高中国的食物安全水平作出了贡献，并从长期看有利于中国农业发展与食物安全保障。

　　全面看待加入WTO对中国农业发展的意义

　　加入WTO之初，中国社会存形成了比较浓厚的对农业前景的担忧氛围，害怕农业发达国家的廉价农产品冲击中国市场，使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自己手上。现实也是中国的农产品国际贸易由顺差很快变为逆差，粮食（含大豆及其他谷物的转化品）进口量逐步占到了国内使用量的20%左右。但我们不能以此否定中国加入WTO、接受农业条款的意义。

　　首先，在WTO框架下，入世使我国制造业优势得以发挥，国民经济整体更加强大。国际贸易优势归根结底是由产业相对比较优势决定的，一个国家不可能每一个产业都具有国际贸易优势。相对于国内其他产业，我国的制造业总体上具有比较优势。所以，即使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我国在入世之后仍然保持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国民经济实力的增强有利于国家财富分配实现由攫取农业向反哺农业的转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认为中国入世是以牺牲农业换得了工业品市场。

　　其次，中国入世以后逐步扩大了粮食等食品原料的进口，增加了国内食品的有效供给，使食品价格相对稳定，国民食品开支的相对水平不至于过高，因而实质性地提高了国民福利水平。近几十年来，我国居民的预期寿命与平均身高有明显增长，这与国民营养水平提高不无关系。

　　再者，我国农业发展中出现的某些难题其实与WTO关系不大。我国农村的确存在显而易见的耕地撂荒现象，有朋友以为这是扩大农产品进口的恶果。这种看法基本站不住脚。从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看，农产品价格必然是相对下降的，农民收入增长要靠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竞争条件下，被撂荒的是生产力低下的土地。如果不能通过土地整理而实现土地生产力提高，那些地块被撂荒或实现退耕还林，并非坏事。我国农村脱贫事业的一部分工作与贫瘠土地上的农民有关，他们中的一部分撂荒土地完全可以理解。国家已经采用过的多种形式的移民入城政策，是帮助这些农民改善生产生活的有效办法。切莫以为中国不接受WTO的农业规则，这些农民的日子就会好过。

　　最后，从中国的现实看，入世行动对中国保护生态环境也是积极因素。从长期发展趋势着眼，笼统地说中国“人多地少”是没有根据的；说传统的精耕细作农业会承载所谓中国文化传统也属皮相之论。兼顾经济成长的环境保护必须建立的技术进步与制度变革的基础上；土地的可利用数量也是这两个因素的函数。但技术进步与制度变革需要一个过程。中国社会对食品需求增长的速度很快，如果没有粮食等食品原料的进口增长，短期内不免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才能满足中国的食品供应。在这个意义上，说进口粮食就是“进口土地”，是有道理的。当然，我们也有理由希望通过技术进步与制度变革改变这种格局，使粮食产量增加与生态保护相得益彰，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过程。

　　贸易摩擦之下规则要讲，谈判能力也要讲

　　中国入世以后，农业领域的贸易摩擦相对较多。这是指围绕WTO的农业条款的落实而引起的诉讼和贸易保护对抗，而不是指类似美国针对华为公司使用长臂管辖政策这种现象。WTO的农业条款本来是为了扩大农产品自由贸易。事实上，农业条款制定的初衷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WTO成立以来，世界农产品贸易规模不断增大，世界饥饿人口相对减少，与WTO的农产品贸易规则不无关系。但是，这些进步并不意味着贸易摩擦会减少。

　　贸易摩擦可以说是国际贸易的题中应有之意。实施贸易监督需要多种成本，特别是涉及到一个国家各级政府对农业支持时，关于贸易条款执行的监督成本更高；若要简化规则、增加强制，则又产生权威运行成本。在平衡这两种选择时，不免会留下制度上的投机空间。国际贸易组织如同其他国际机构一样，只能是一个拖沓低效的组织。农产品主要生产国家不弄点摩擦出来，似乎是犯傻，此其一。其二，农产品贸易摩擦也与WTO的运行机制有关。WTO协议包括大量双边协议，而双边协议的重点不一定是一般农业条款的重点；违反双边协议不一定就直接违反一般条款，反过来也一样。双边协议的内容会随着两国经济的变化而产生修订的必要，因为很多变化在当初常常很难预测。中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时候，美国人高兴，中国人悲观。美国政府给国会的报告说，在双边贸易协议中，中国作出了单方面让步，而美国只需要给与中国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待遇就够了。不曾想中国发展速度很快，对国际市场廉价农产品进口需求持续增加，以致粮食进口低关税配的使用额常常被突破，更高关税的粮食也可以进入中国。由此便产生了新谈判的空间；谈不拢便是摩擦。其三，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农产品领域与农业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涉及重大利益攸关。农业优势国家当然想多出口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且他们有显著的粮食成本优势。如果因为进口增加过快导致的一连串事件，使农村待转移人口增长速度显著快于城市新增就业机会增长的速度，就业形势就不会乐观。假设中国对所有国家都实行粮食（含大豆）贸易双边零关税政策，且罕用非关税壁垒，可以估计中国国内粮食市场的价格水平会降低，而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水平会提高，短期内中国财政补农的压力会增加，国际上的饥饿人口的日子会更难过。能使这两种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得以避免的贸易摩擦，未必不是好事。所以，完全消除贸易摩擦既不必要，也无可能。除非有类似前不久中国关于一氧化碳转化蛋白、二氧化碳转化淀粉的那样的骇人技术真正实现产业化，或者干细胞生长为肉块的技术成为工厂化低成本的技术，农产品国际贸易摩擦会是一个常态。

　　从以往一段时间看，中国在贸易摩擦中略显被动。我们需要总结经验，特别需要更充分了解谈判对手的情况，在今后WTO新一轮贸易谈判中争取主动。美国有关机构的数据表明，美国农场多年来处于亏损状态，但为什么美国农业还生存得不错？美国有约4000多万非美国籍的移民，受到移民部门追究的就有1000多万。这些人当中有多少在农场做工？他们的工资水平是否具有竞争性？农场的会计准则与不合法雇佣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与美国的农业优势有关系。欧洲农业领域也有类似问题。从我的观察看，我们在贸易摩擦的应对中没有提出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对谈判对手的情况缺乏深入研究。

　　增强开放自信，炼好发展内功

　　关于粮食安全，我们需要有更开放、开明的理念。“大国担当”是一个好的理念。在农业领域，大国担当就要表现为不仅考虑自己的饭碗端牢，还要关注世界厨房的安稳，让世界人民都饭碗满满，端得牢靠。粮食安全与否归根结底要讲粮食的可得性，而可得性不仅是数量问题，更是成本与价格问题。新加坡不产粮食，但新加坡人民无吃饭之忧，因为新加坡有自己的贸易优势。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粮食的可得性问题要复杂一些，但有一点要有清醒认识：如果不能稳固建立满足粮食基本需求盘的农业生产的成本优势，我们最终将不得不把食物可得性建立在更大规模的粮食进口的基础上。一般而论，扩大贸易规模，深化国际分工，是世界农业效率提高的基础，也是世界厨房安稳的根本之道。

　　有人担心中国农业的深度开放会使自己的国际地位受损。这个担心没有充分根据。设想极端的情况，有人的确想拿粮食禁运作为制裁别国的武器，但最终谁制裁谁是说不准的事。农业的生化革命时代到来以后，粮食禁运从来没有成为有效的解决国际冲突的武器。当今世界上确实有百姓吃不上饭的国家，但那基本是其国内政治出了问题，与贸易自由无关。如果中国农业的比较优势确实怎么努力也增强不了，那我看也就没有必要坚持自己的饭碗自己盛，自己的口粮自己备。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的农业优势提升的空间还很大。在中国人的饭碗问题上，我们不妨做一个乐观主义者。

　　即使过去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利用存在严重浪费问题，表现为单位城市建成区面积的GDP产出率远低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有效耕地面积还有望扩大。这个结论有数据支持，这里不做展开陈述。中国有望完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保证14亿亩粮食高产播种面积；即使每亩平均产出1200斤，便是8.4亿吨的粮食收成，遑论其他土地上的粮食或粮食替代物（含杂粮、薯类、坚果类等）的产出。中国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淡水养殖规模，有海洋捕捞，更有可资改良利用的面积巨大的草原。如果这几项资源的利用达到较高的现代化水平，其所产肉类折合粮食当量可达到1亿吨左右（不包括饲料粮食消耗）。总体上，中国完全有希望自己产出超过10亿吨粮食当量的食品及工业原料。关键是要把农业成本降低到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有竞争力的水平，为此，我们需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加快城市化步伐，促进乡村地区的中心市镇建设，创造农户就近兼业条件。这些一揽子措施的实施一定会降低我国农业成本，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要相信贸易摩擦的不断产生与化解会促进世界贸易制度的进步。封闭是找死，竞争方可存活。这是人类社会演化的基本经验。贸易竞争中的双赢是贸易的天生机制。经验还表明，贸易关系中的优势一方通常不会把一套置对手于死地的贸易规则强制给贸易伙伴。美国近些年探索了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一些新政策，总体上有利于降低国家政策对农产品市场的扭曲程度。中国近年也开始在支农政策上努力做适应WTO规则的调整，尽管面临不小压力。只要中国综合性的改革措施持续发力跟进，这些调整的压力会不断减少，农业竞争力会逐步提高。 

　　（党国英，民进中央参政议政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乡村公共服务研究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