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受邀与回顾

　　去年四月初，华东师范大学姚南强教授来电告知，北京大学王勇教授来沪，要来看望我。我与王教授素昧平生，他既欲屈驾枉顾，我唯有扫径以迎。几天后的一个傍晚，王勇教授带着他的助手来访。他告诉我，北大宗教系拟举办因明论坛，特邀邀。我去作专题讲演，我听了自然很高兴。因明是一门思辨方法论，唐代玄奘大师由天竺东旋，将之传入中土，曾盛极一时，然宋元以降渐成绝学。后又几经沉浮，故如今亟需作抢救性的研究，北大举办因明论坛，在推动因明研究和培养研究人才上无疑增添了一份重要力量，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自然倾力支持，而且我主持的一个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恰好在前不久完成，可以抽出时间来准备讲稿，所以欣然接受了邀请。

　　其实早在一百年前，北京大学就在唯识论和因明学的研究上有所作为了。1916年底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学堂，他很重视印度哲学和佛教哲学，尤其是唯识论，故他不拘一格地延请梁漱溟先生至北大任教。梁漱溟先生于1917年在北大讲《印度哲学概论》，又于1919年讲《唯识述义》，其中均讲及因明，并由此引生吕澂先生与梁漱溟先生关于《理门论》现、比二量颂文诠释的讨论，梁氏起初不服吕氏的批评，后来弄清吕氏所说有据，即表示信服。甚至表示：“我请大家若求真佛教、真唯识，不必以我的话为准据，最好去问南京的欧阳竟无先生。”“还有欧阳先生的弟子吕秋逸先生，欧阳先生的朋友梅撷芸先生也都比我可靠。”[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自序》，《梁漱溟全集》第一冊第2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显示出一个学人求真求实的学术风度。

　　当时在北大师生中还出现过研讨因明的情况。1919年3月，北大学生陈嘉藹在同学傅斯年、罗家伦主办的《新潮》上发表《因明浅说》第一品。陈嘉蔼少时学过论理之科，进入北大以后，由学习印度哲学而旁及因明。他在北大学习六年（预科2年本科4年），比较逻辑与因明的长短，撰成《因明浅说》。《浅说》第一品发表后，陈嘉蔼将《新潮》分赠梁漱溟、太虚、冯友兰等人。太虚给以礼节性的好评，梁漱溟和冯友兰则致信对《浅说》第一品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梁漱溟并在信中对傅斯年在《新青年》和《时事新报》上有关因明的一些说辞提出批评。陈嘉蔼节引梁漱溟和冯友兰原信中的话并给予相应的答诤，由此展开了一场论诤。论诤主要在梁漱溟与陈嘉蔼、梁漱溟与傅斯年、冯友兰与陈嘉蔼之间通过书信往来展开。这些通信的大部分内容由陈嘉蔼整理后，以《因明答诤》为题，刊于《新潮》第十卷第5号。然而陈嘉蔼与傅斯年当时年轻气浮，均强辞为辩。在《因明答诤》发表后，梁漱溟又写信给陈嘉蔼作进一步阐述，但陈嘉蔼未作答复，《新潮》也没有刊出此信。当时梁漱溟虽任北大讲席，但很年轻，仅26岁，只比陈嘉蔼、傅斯年大二、三岁而已，冯友兰与陈嘉蔼则是1915年同时考入北大文科中国哲学门的同窗，可见其时年轻的师生与同学之间对因明的讨论还是有相当热度的。

　　1922年梁漱溟受蔡元培校长的委托，专程去南京支那内学院礼聘吕澂至北大任教，但呂澂是欧阳竟无先生的得力助手，结果欧阳先生未予同意，便改请熊十力去北大讲授唯识论。1923年，熊十力所撰《唯识学概论》讲义由北大讲义课出版。1925年，熊十力复在北大开讲因明学，并编撰讲义《因明大疏删注》，随讲随编，当年完成初稿，后经多次修改，于1926年7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館出版。《北京大学日刊》于11月中旬连续刊出通讯，宣传说：“此书已经商务印书館印行，较北大讲义课所印者，颇多增改。是书综括纪纲，删削繁芜，简明博大，于佛教因明之精采，阐发无遗。其间颇有创解新知，足以裨益读者神思，诚为希有之名籍，凡治逻辑者，当以是为参考，研内典者，必以是为指南。”确实，熊十力的《因明大疏删注》出版后为治因明者常备。但是，熊十力后来撰《新唯识论》却引发了一场论诤，其中也涉及一些因明问题。起初，熊十力在北大讲唯识论，并将《唯识学概论》讲稿络绎寄到南京支那内学院与师友交流，得到支那内学院诸公的支持，并在出版《内学》第二辑时刊出其《境相章》。但是后来熊十力逐渐对唯识学说繁复的名相产生忧疑，决定重砌炉灶，弃旧说而另创新唯识学，著《新唯识论》。他在《自叙》中说：“《境论》初稿，实宗护法，民十一授于北庠，才及半部。翌年，而余忽盛疑旧学，于所宗信极不自安，乃举前稿尽毁之，而《新论》始草创焉。”[《熊十力全集》第2卷第9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932年，《新唯识论》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后，当即遭到很多质疑，最有代表性的批评是支那内学院刘衡如所写的《破新唯识论》，此文所述承继了欧阳竟无先生的观点，欧阳先生还特为《破新唯识论》作了序，明确表态：“衡如驳之甚是，应降心猛醒以相从。”[《熊十力全集》附卷上，第3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然熊十力不服，又作《破破新唯识论》来反驳，在刘恒如与熊十力的论诤中，也涉及若干因明问题的讨论。熊氏的《新唯识论》虽为唯识学重镇之南京支那内学院诸公所不容，却得到蔡元培、马一浮等名流的支持，马一浮还为《新唯识论》作序推介。由于蔡元培校长的支持，1933年2月，熊十力的《破破新唯识论》由北大出版部出版。这一年的秋天，正在北大讲唯识和因明的周叔迦撰写了《新唯识三论判》一书，由北平直隶书局出版，对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刘恒如的《破新唯识论》以及熊十力的《破破新唯识论》都提出了批评。他在自序中说：“余昔年通读三藏，而独苦唯识之书难读，闻黄冈十力前辈，方授唯识于北庠，只以缘悭，无由请益。既而余授唯识于北庠之翌年，熊君自南来，讲说其所著之《新唯识论》，余购而读之，未竟，友人有以刘定权（刘恒如）君之《破新唯识论》见遗者，熊君因复有《破破新唯识论》之作。。纵观三论，始知熊君非真见道者。”“熊君造论，而刘君破之;刘君述破，不唯熊君再破之，余亦非之。”[周叔迦：《佛学论全集》·第2册，第60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其时，太虚法师和印顺法师也都写过评论，熊氏还对印顺的评论写了答辩文章。

　　周叔迦先生是1930年到北平的，他比熊十力先生年轻15岁。来京后曾任教于北大、清华、辅仁、中法、民国大学、中国大学等高校。1931年，他在北大讲授因明，所撰《因明学表解》讲义，用表解的方法来介绍因明学的理论，讲义由北大出版部印行。1932年他在北大讲唯识论，所撰讲义《唯识哲学》由北大出部印行。后来又讲《因明人正理论释》，用的是他在民国大学讲学的讲义。后来他又用《因明新例》的讲义来讲因明，讲义由北大初印，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舘出版。《因明新例》比较通俗，流通较广。

　　此外，还有一位陈大齐先生也是老北大的因明重镇。他在北大的时间更早、更长，1914年就任教于北京大学堂了，曾任教授、系主任、院长、代理校长等。他原本教的是心理学，后来研究兴趣转向了逻辑学，并由逻辑涉猎因明。曾撰《因明入正理论浅释》一书，1933年戴季陶为之作序。他在北大讲逻辑时常与因明作比较。后来又撰《因明大疏蠡测》一书，这是他于1929年当代理校长前后开始着笔的，他在代理校长任内一年有余，然后调任国民政府考试院从政，一直到1938年才在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任上利用公余之暇完成此书的。出版则更晚，迟至1945年8月才由私人助印面世。此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虽非完全在北大任职时撰成，毕竟始于北大，故亦在此记上一笔。五十年代以后，陈氏在台湾又有因明著作问世，就不在此列了。

　　5月下旬，北京大王勇教授发来微信见示，我讲学的时间定在6月22日。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发来海报，是彩色的，有我的半身像，以及讲演题目和时间地点等。

　　我由家人陪同，乘6月21日东航班机赴京，抵达北京已是将近下午2点，来接机的是博士生汪楠。她在出口处一见到我隔着老远就机灵地招手。从机场到北京大学乘出租车要一个多小时，从闲谈中得知，原来她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杨武进教授的博士生。楊武进教授我是熟识的，我与杨教授的导师孙中原教授也有三十多年的交谊。车子开到北大，王勇教授已在我下榻的光华管理学院宾馆等候多时了。一番寒喧后，王勇教授陪我们乘电梯上3楼登记入住，嘱我好好休息，晚间参加欢迎宴会。

　　下午5时许，博士生汪楠来接我们去不远处的北大博雅国际酒店，在一间宽敞的包房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刘培育教授和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佛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四龙教授，以及王勇教授等几位师生都已先期到达。我与刘培育先生40年前相识于杭州西湖边上的蝶来饭店，此后也经常见面。去年夏天在浙江大学参加第二届因明学国际会议时，我们有幸在蝶来大酒店（原蝶来饭店）聚餐，又重温旧事，我还即席吟咏了怀念故友的一首七律。这次他听说我来北京，特意赶过来看望我。北大的李四龙教授是一位中年人，我们虽是初会，但他告诉我与小女沈海燕（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相熟，二人是同行，学术上有交流，我们的关系一下子就拉近了，彼此相谈甚洽。席间，王勇教授谈到他在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文献中发现有印度因明的相关内容，我殊感好奇，希望他能将相关情况整理出来，进行研究。刘培育教授得知我这次演讲的题目后说：“这个题目可是有点深！”我说：“确实比较深，不过讲的时候我会由浅入深、深入浅出的。”晚宴后，又合影留念，体现了邀请方的一片热情。

　　二、重游未名湖

　　第二天早餐后，我在家人陪同下从光华管理学院宾馆出来，重游了北大未名湖。1979年秋，我第一次来北大访友，曾匆匆参观过未名湖，只觉得博雅塔挺雄伟，未名湖则有些荒凉，大概是经历十年动乱，年久失修之故吧。我那次来北大，主要是造访南亚研究所副所长王心川先生的。那时的南亚研究所由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所址就设在北大。后来王心川教授来上海公干，亦顺道至华东师大一村舍下小叙。岁月如流，数十载匆匆而过，王先生如今年届鮐背，听说已回到江苏常熟老家去安度晚年了。而我则以杖朝之年来北大讲学，得以重游未名湖，怀旧之心油然而生。

　　未名湖的早晨，一片宁静，只有几个年轻人坐在博雅塔下湖边的长椅上喁喁私语。湖边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博雅塔了，它挺拔地耸立在未名湖东南角岗丘上的松柏丛中。朝曦将塔影印在湖面上，晨风习习，水波漾漾，涟漪映光，恰如给塔影披上了一层轻纱。博雅塔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佛塔，它其实是一座建在水井上的水塔，建成于1924年，屹立在岗丘上至今已近百年。当初是为燕京大学供水所需而建。为了与周边的古典建筑群相协调，所以将水塔建成仿通州燃灯古塔密檐十三层的样式。站在博雅塔下的湖边向西望去，可见偎依在湖心岛东岸的石舫基体，光秃秃的，有几个青年男女在那里走动。据说石舫上原有画舫式样的木构建筑物，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被毁。

　　我沿着南岸小径漫步而行，时值初秋，小径红稀，然湖周岗丘上树色森森，亦令人心怡神爽。走了没多时就见到一座红色的单体建筑，这就是所谓的花神庙。花神庙其实是原慈济寺的山门，慈济寺失火焚毁，仅存此山门孤立于湖边。据说当年莳花太监常来此处祈求花神护花，故后来又称此山门为花神庙。从花神庙南面拾级而上，在被焚的慈济寺原址，埋葬着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骨灰，碑文为周恩来所擬。汉白玉的墓碑上镌刻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16字，系叶剑英所题。

　　从斯诺墓下来，复沿着南岸往西而行，经过一座小石桥，便来到建在岗丘上的临湖轩。临湖轩是一座掩隐在翠竹与青松之中的三合院古典建筑，是未名湖畔享有盛名的处所，原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住所，它的厅堂常用来举办舞会和婚庆，如1929年吴文藻和冰心的婚礼，1935年费孝通夫妇的婚礼都是在这里举行的。“临湖轩”之名是1931年由冰心所起，后来又请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题匾额，悬挂在大厅的门楣上。

　　从临湖轩出来，继续沿着湖边小道漫步而行，不远处可见一石碑，就近细看，原来是乾隆诗碑。碑身横立，碑身两面均有乾隆题于丁未年（乾隆五十二年，1787）的诗各一首，此时乾隆已是七十八岁的古稀老人。诗虽写得平平，但各记一事，并加自注，亦颇可读。一首是七言诗《种树》，记种松有感;一首是五言诗《土墙》，记昔年为练虎神枪而筑五尺土墙以防枪子伤人。题诗之后均钤有“古稀天子之宝”和“犹日孜孜”二印。这座碑非常精致，碑身与碑座四边均饰有双龙戏珠的浮雕，尽显皇家气派。据说原系圆明园畅春园的遗物，燕京大学建校后移至此处。

　　在乾隆诗碑旁不远处，立有蔡元培先生的铜像。蔡先生在北大人的心目中是“永远的校长”。他任北大校长将近十一年（他自称“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对北大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影响深远。蔡元培先生的铜像后面树木葱茏，铜像前鲜花铺地。我在像前徘徊凭吊良久。

　　在乾隆诗碑西侧小丘上有一座尖顶圆亭，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座钟亭、内悬大铜钟，钟体上雕饰着多幅二龙戏珠的图案，并有满汉两种文字纪年，汉文是“大清国丙申年捌月制”，可见这是一件古物，铸造精美。钟亭的构造很精致，有六柱围绕，梁上内外均画有花鸟、山水、人物等彩绘。后来得知，这钟亭之所以建在山丘上，是为老燕大报时所用，钟声可响彻全校，现在则纯为未名湖畔一景（可惜钟内有不雅涂鸦）。

　　从钟亭下来，沿湖走去，可见湖中有一翻尾石鱼置于水面，下有石基。石鱼体型硕大，鱼口朝上，翻尾及背，雕工精美，栩栩如生。据说翻尾石鱼原系圆明园旧物，圆明园被焚毁后，几经转展移置于未名湖.。然‘‘文革“中又遭刼难，被推翻沉入湖底而受损，后经修补重立于湖中。湖边立有“未名湖”石碑，然只是一块铭石，并非文物。

　　再往前走，就到了未名湖的北岸，这里排列着两个坐北朝南呈品字形的古建筑群，这就是德、才、均、备四斋，每两斋的中间有一座庑殿顶的二层正房，左右两斋则是歇山顶的二层楼房，正房与两斋间有上、下两层走廊相连。四斋的南面山墙外均有廊柱，气势壮观。据说当时购买燕大校园的地价是四万银元，而德、才、均、备四斋的建造费用却大大超过购地的总价！

　　在备斋前的湖岸边，有一座西式束腰平桥通向湖心島，我过桥时漫不经心，没仔细观察，只觉得其束腰的桥形有些奇特。事后一查，原来此桥也颇有来历，乃圆明园西洋楼方外观的遗物，方外观是乾隆所宠爱的香妃做礼拜的清真寺，此桥是香妃去方外观时的必经之桥。此桥当在20世20年代移至此处。过了桥就是湖心岛，湖心岛上遍植松、枫，岛上筑有一座八角亭、雕梁画栋，廊柱环绕，古色古香。岛亭外观为一层，实际上有台阶可通地下一层。此亭建于1930年，是为纪念燕大副校长鲁斯义而建，故又名鲁斯亭。走下岛亭，我在岸边近距离又仔细观察了石舫，然后返回备斋。

　　在备斋的左后方，又有体、健、全三斋，形制各异。其中体斋是一座八角亭式的两层楼房，比较小巧;其后的健斋则体型较大，体、健两斋间有廊梯相连。全斋更在北面，我没有再过去，便又折返湖边。

　　沿着湖岸往东走去，可见嵌立在小丘边山石之中的石屏风。石屏风由四块长条青石组成，每块条石上题有一句诗，每句诗的四周有浮雕的边框，边框上端雕有卷边荷叶和回云，下端雕有两排莲花（均为浮雕），很精致，形似四扇条幅，故此景亦称四扇屏。四扇屏上所刻的四句诗很有意思：第一句“画舫平临蘋岸阔”（似指泊在湖心島边的石舫），第二句“飞楼俯映柳阴多”（似指其旁的古典建筑群）。第三句“夹镜光澂风四面”（似指未名湖碧波荡漾），第四句“垂虹影界水中央”（似指未名湖沿岸柳丝依依）。其实四扇屏并非此处旧物，据说乃是圆明园福海南岸“夹钟鸣琴”的遗物，圆明园被焚毁后，四扇屏几经转展才移至未名湖边。上述四句诗当是咏“夹钟鸣琴”景色的，所云乃与未名湖畔景色巧合而已。四扇屏的题诗之后未落款，有云为乾隆御笔，故又称乾隆四扇屏。

　　沿着未名湖东岸向南而行，只见在假山和树木的掩隐下有一排颇为壮观的古典建筑，由主楼和两侧耳楼组成，上盖庑殿顶，下有须弥座式样的台基，很有气派。原来这是一座体育馆，内分地上、地下二层。据说此馆建于1931年，原名华纳体育馆（因由美国富兰克林·华纳捐资所造），现名第一体育馆。在此馆后面，有一很大的操场，我来的时候，就是沿着操场东边的小路走到博雅塔下的。

　　从体育馆出来，沿着未湖东岸又走回到了博雅塔下。我走上浓荫环抱的塔基，在长靠椅上稍憩。近旁立有一碑，记载着国务院于2001年7月18日公布北大未名湖燕园建筑群为第五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吾心不由肃然。游览了一上午，有些累了，便原路返回宾馆。

　　三、走进“哲学门”

　　因晚上有讲学任务，下午在宾馆客房内休息，并对晚上的讲学内容再作一些思考。现在讲学时兴用PPT，我们老一辈的人只会粉笔加黑板的老一套，不知道怎么做PPT。临来北京前，儿子根据我的讲稿帮我做了一个，输入我`的平板电脑（我82岁时才学用平板电脑写文章），说是讲学时可由接待我的博土生按照我讲学的进程代为操作。但是来北京后我一看不太合意，又来不及重做，故决定弃用。反正北大宗教系已将我的讲稿打印出来，听讲者人手一份，我需要引用文献时只须照着讲义讲即可。但是我讲的题目确实有点深，所以一下午我都在思考如何深入浅出地来讲演的方案。

　　晚饭后博士生汪楠来接我，乘电梯到底层大厅，见汪楠的博导杨武金教授也来了。寒喧过后一起向镜春园走去，大约走了十来分钟就来到了未名湖东北侧镜春园遗址内的人文学苑。这是包括哲学系、宗教系、中文系和历史系等所在的一组古典建筑群，红墙黛瓦，错落有致，辅以开阔的庭院，并有碧水相依，景观颇为优美。王勇教授和李四龙教授已在“哲学门”的楼前迎候，我们快步上前。趁着天色未暗，博士生汪楠赶紧给我们合影留念。

　　这是一幢二层的古典式建筑，门楼上方悬挂着褐底金字的门额，上书“哲学门”三字，正门两侧挂着褐底金字的“哲学系”和“宗教学系”两块直牌。“哲学门”是北大早期设立科系的名称之一，如冯友兰于1915年考入北大文科中国哲学门，所以当我看到门额上的“哲学门”三字，忽生怀旧之感。

　　我随着众人进入哲学系最大的一间会议室，此室约可容纳百人。参加听讲者多为北大、清华、中国人民大学等校的硕博士生和老师。讲演开始前，有好几位听讲者拿着我写的几种著作来要求我题签。其中多为中华书局出版的《因明正理门论译解》一书。我深为好奇，这么冷僻艰涩的书他们居然也会买来读，我一问才知道，清华大学书法研究所有一个读书小组，参加者多为清华、北大、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博士生和博士后，正在借助我的译解学习《因明正理门论》（这是古印度逻辑之父陈那的奠基之作），令我颇为感动。。

　　论坛由王勇教授主持，人文学部副主任李四龙教授致欢迎辞，显得颇为隆重。我的学术讲演，原题是《因明六因理论与西方言语行为理论》，邀请方在出海报时改成了《因明六因理论探析》，大概是出于文字上简约的考虑吧，我没有反对，但是我讲演的时候，还是将二者作了比较阐发，反正“探析”的范围可大可小，不妨碍作比较研究。

　　我在讲演中首先指出，自唐代三藏法师玄奘西游东旋，引入印度的新因明以来，因明之学曾盛传一时，后来几经沉浮，几成绝学。但它毕竟是世界三大逻辑源流之一，何况它已经融入中华文化，更在藏传佛教中享有重要地位，故亟需拯救和弘扬。然后转入正题，诠释了几个问题：

　　一、因明中用到“因”这个词，大致分别指谓三个概念：一是狭义的因，即三支论式中的因（相当于逻辑三段论中的小前提甚或中词）;二是广义的因，即将因和喻（喻相当于大前提）合称为因，亦即推理的前提;三是语用意义上的因，这个“因”指的是由宗（宗相当于论题或结论）和因、喻三支组成的整个论证式。这个语用意义上的“因”，正是本次要讲的六因理论所谓的“因”。它是从论辩中立论者与敌论者二元对立的层面来剖析其言语施受的过程，将施出的过程分为言生因、义生因和智生因三种，将听受的过程分为言了因、义了因和智了因三种。.

　　二、六因理论在印度本土已不见于文献记载，最早的记载见于玄奘门下大德文轨和窥基

　　等人据奘师口义所撰的论疏，所以六因理论当由玄奘大师首传于我国。国外研究印度逻辑的学者包括印度本国的量论学者并不了解六因理论。所以我们在参加尼泊尔召开的量论国际学术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六因理论的学术报告，引起与会各国学者的浓厚兴趣。

　　三、我将因明的六因理论与西方语言哲学家奥斯汀和塞尔的行为语言理论作了比较分析。奥斯汀和塞尔将言语行为分为语谓行为、语旨行为，语效行为三种，大体上对应于六因理论中的言生因.、义生因和智了因三种，不及因明六因理论详备。当然，言语行为理论所构建的是一个语旨（语义）逻辑系统，这是六因理论无法与其比拟的。不过二者都是从言语施受过程着眼的，只是侧重点不同，各有短长而已。因此六因理论实际上也就是印度中世纪的言语行为理论。

　　然后是提问和答问。看来整个报告会的气氛还不错，令我颇为自慰。散会后又有几位要求与我合影，然后谦恭握别。

　　我在北京只住了两晚，第三天一早就离京去了秦皇岛。乘着讲学之便，顺道游览了北戴河和山海关，圆了我多年来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