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杭州是很有关系的。辛亥革命前他在两级师范学堂教书，这件事已经有不少人写过，我就不重复了。我要说的是他与吴山北麓的花牌楼的关系。

　　清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年），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因科场案下在杭州府狱，到二十七年（1901年）始行释出，整整关押了八个年头。在祖父关押期间，祖父的妾潘姨太太以及小儿子伯升（庶出的，但非潘所生）为了便于照顾，就在花牌楼租了一间楼房居住。所谓照顾，就是每天由男仆阮元甫在狱中小厨房替他做两三样菜，饭在家里烧好了由他带去；再是伯升每隔两三天去陪侍一天，除了自己读书作文外，就做些冲茶、倒夜壶之类的零碎活。但是到了第三年即光绪丁酉（1897年），伯升要到南京水师学堂读书去了，这差使就交给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去干。为什么不是鲁迅呢？原来鲁迅的父亲已于上一年去世，鲁迅是长房长孙，家里有许多事情要他出面调停；他只能在隔多少日子来杭州一次，看望在狱中的祖父。他每次来也都住在花牌楼寓里，前后不知道有多少回。

　　花牌楼是个大地名，具体说是小螺蛳山，当地人叫狗儿山。后来周作人写过一篇《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狱》的文章，后面还附有《花牌楼》诗三章，首章开头即云：“往昔住杭州，吾怀花牌楼。后对狗儿山，茕然一培塿。”这是指住房的位置；对去府狱的道路文章中也有说及：

　　我去看祖父，最初自然是阮元甫带领的，后来认得路径了，就独自前去。走出墙门后往西去，有一条十字街，名叫塔儿头，虽是小街，却很有些店铺，似乎由此处往南，不久就是银元局，此后的道路有点儿麻糊了，但走到杭州府前总之并不远，也不难走。

　　前半段周作人说得不错，不过到银元局后还须再往西走，不久就到府前街，府狱就在府署里面。所以周作人又说：“府署当然是朝南的，司狱署在其右首，即是向西。”

　　鲁迅不大喜欢回忆，尤其是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他说：“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祖父下在狱中，父亲又去世不久，两个身穿重孝的少年，踽踽来往于住处与府狱之间，没有好心情是当然的。所以关于杭州花牌楼的事鲁迅在以后的文章中压根儿就没有提过。就是周作人也说过“当时背景实在太惨淡了”的话。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周作人早年的日记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如丁酉年春天的一天日记云：

　　“廿八日：阴，去。下午豫亭兄偕章庆至，坐谈片刻，偕归。收到《壶天录》四本，《读史探骊录》五本，《淞隐漫录》四本，《阅微草堂笔记》六本。”

　　日记上写到去看祖父的时候，便简单的写一个“去”字。豫亭为鲁迅的号，后又改作豫才。章庆是他家帮工的人，他的儿子运水，也就是鲁迅小说《故乡》中的“闰土”，因为“运”与“闰”二字方音相同，土则是水的代替字。

　　鲁迅的祖父以“斩监候”的重罪关押在狱中，但他毕竟是个官，所以即使犯了法，在牢里的待遇也还是不同的，譬如行动就比较自由，独自住一间牢房，家人进进出出也不受阻拦。平时以读书解闷，读过后又将书带回绍兴，给孙儿们阅读。有一次，在一本《唐宋诗醇》中夹着一张字条，是教“诸孙”学做古诗的：

　　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词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

　　樟寿即鲁迅。而鲁迅、周作人的诗文也随时送给祖父批阅。如周作人在日记戊戌年三月下云：“二十日：晴。下午接绍函，并文诗各两篇，文题一云《左右皆曰贤》，二云《人告之以过则喜》，诗题一云《苔痕上阶绿》（得苔字），二云《满地梨花昨夜风》（得风字）。”这些八股试帖诗，在如今我们看来要感到无聊也说不定，但在科举时代是读书人唯一的功课，那是谁都非做不可的。

　　鲁迅的祖父在狱中除了读书之外，有时也跑到狱神祠去闲坐，和禁卒们谈笑，或者和强盗们谈谈。他平时喜欢骂人，自呆皇帝昏太后（即是光绪和西太后）起头直骂到亲族中的后辈，但却不曾听见骂过强盗和牢头禁子。他常讲骂人的笑话，大半是他自己编造的，其中有一则讲教书先生的苦况，云有人问西席，贵东家多有珍宝，先生谅必知其一二，答说我只知道有三件宝贝，是豆腐山一座，吐血鸡一只，能言牛一头。（后来我写信问过周作人先生，周先生说：“能言牛是指学生，豆腐山是说终年吃豆腐不会完，吐血鸡只看见鸡血做的汤，却不见鸡肉，所以这一定是有一只光会吐血的鸡了。”）从这些介孚公的言行中，我们仿佛也看到了鲁迅的为人与性格。

　　（作者为民进杭州拱墅区基委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