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一直分不清“大方巷”与“大方向”。那时广播里总说，要坚持革命的大方向，我很奇怪为什么革命要坚持在我家？直到上学后才弄明白，“大方向”与“大方巷”之别。

　　儿时住的地方叫大方巷，这条巷子很长，一端在中山北路，一端在江苏路。巷子里有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的宿舍大院，有军人俱乐部的后门，还有军区的宿舍大院，印象最深的是这条小巷里有不少民国建筑。我家住在大方巷里的华安新村，里面有一个民国建筑群，大大小小七八幢洋楼。其中四幢洋房原属于一个人家，此人姓孙，为中南银行南京分行行长，行长有四房太太，一个太太住一幢。解放后行长和前三位太太去了哪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家就住在四太太的那幢楼里，与四太太一家共用一个卫生间一个后阳台。那是个灰砖灰瓦的二层小洋楼，除了四太太和她三个儿子，除了我家，楼里还住了另外六户人家。我们这栋楼的左后方一个大院与原民国政府最高法院只一墙之隔，记忆中，那围墙总有一个洞，时常被堵上又时常被捅开，我们一帮小孩子总爱从那个洞口钻过去玩。墙根下有一片菜地，种着各样蔬菜，能生着吃的就是蚕豆。于是，不等那些蚕豆长大，都进了我们这群缺少零食的孩子的五脏庙。趁着星期天没人办公，我们也会溜进办公楼里逛逛，长长的走廊和高高的屋顶及阴森森的感觉一直是我对此楼的唯一印象，因为长大后我再没进去过。

　　从我家往西走约400米是军人俱乐部的后门，从此门进去再从正门出来就是山西路百货大楼，我在山西路小学读书，穿过去就是条捷径。但此门的看守时常换人时紧时松，那时候小只觉得让我穿行的就是好人，相反就是坏人。我回家会跟父母说，今天值班的是个坏人，害我绕了一大圈，上学差点迟到。

　　华安新村的斜对面是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的宿舍大院，小巷里遛弯碰到《霓虹灯下的哨兵》的编剧沈西蒙和剧里的演员是常事，沈西蒙的女儿后来还与我是中学同学，就是大方巷走到头往左一拐，不远处的宁海中学。举着胳膊打着别样拍子的鲁连长，有回还指着我母亲的衣服对身边的女同伴说，就是要这样的衬衫，似乎是为某部戏找服装。那位“黑不溜秋靠边站”的赵大大其实是妆容，台下他没那么黑，还挺帅气。这条巷里走出的要么是气度不凡的首长，要么是帅气漂亮的演员，或许我后来的外貌控就源自此时的熏染。

　　小的时候，没有鉴别力却有超强的记忆力，整理整理这些记忆就整出南京的模样来。那时候觉得南京好吃好玩的东西太多了，感觉一辈子都吃不腻玩不腻，回卤干、拌凉粉、猪头肉，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父母说我好吃贪玩，长大没出息。长大后，我却不再稀罕这些吃食和那些个熟透了的景点，是我变了还是南京变了？都是，又都不是。

　　变，是客观规律，无论是我还是南京。

　　我都从“大方巷”与“大方向”也搞不清楚的小屁孩，变成了脑门站着三牌楼，眼角躺着四条巷的半拉老人，一座城市能没有变化吗？南京城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多了许许多多的高楼，多了宽宽阔阔的大路，但大方巷还在，还是一端在中山北路，一端在江苏路，长长的，大方向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