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是一个大地域概念，按传统研究习惯今天我们的讨论是否还称“吴文化”即吴地文化。吴地文化源远流长，至今仍是滋润着江南一带吴地人民精神素质的活文化。曾有专家指出：吴地文化的三大核心价值，一是泰伯的礼让精神和开拓创新意识；二是言偃的大同小康思想和礼义的政治理想；三是范仲淹的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先忧后乐的境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地域性，江南吴地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它既蕴含着中华大文化的历史内涵，也具有与自身地理环境相融合的区域文化特色，它是锦绣江南的灵魂。

　　吴地文化特色可概括为“崇文重教，尚德务实”，其丰富的内在蕴涵与精神特质彰显着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理念与发展动力。“尚德崇文”，今天重温祖先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品味它的历史人文精神，我们便可明白：“德”，内涵“礼让”、“友善”、“关怀”、“谦和”、“开拓”……这是建立在个性化心理修为之上的文化品质。仁者爱人，“让德”“至德”是吴地文化的历史内核。三千二百多年前，泰伯、虞仲奔吴，三次让贤于季历的故事，正体现了高风亮节的“礼让”与“和谐”。几百年后，孔子参拜鲁庙，瞻仰周公，聆听韶乐，感慨系之，称赞“泰伯其可谓至德已矣！”遂之，儒家学说将至德精神作为核心，道家将至德精神作为准则，法家将至德精神作为天道。“德”作为人伦至理，融入华夏文明千秋万代的血液之中。“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既“和”既“礼”乃为德，此为内倾之德。而德的外在形式，便是儒家学说所倡导的“达则兼济天下”。

　　《论语·尧曰》记载孔子说的“不知礼，无以立也”。据《礼记·孔子燕居》记载，孔子对言偃诸门人说“礼也者，理也”“即事之治也”。孔子感到言偃实有“南方之强”气，故不厌教诲地与他讨论“礼运”之说，使其明晓有关培养和追求理想人格是作为“仁人”的起步和归宿之理。言偃引夫子之教，在以后的社会实践中“设制度”，创新相应的“礼之用”典范。孔子又凭其切身经历感受，诉之“文质彬彬”的音乐，正所谓“立于礼，成于乐”。《礼记·孔子燕居》论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乐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因为“乐”能调节启始人际矛盾，理顺冲突中的人际关系，诚然，这种“乐”之“化”力是有条件的。如孔子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而“仁”就是“爱人”“知人”。据此，孔子又指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于是言偃遵循夫子教诲，学成之后即赴鲁吴边境武城充邑宰，开创了礼乐化教的治城实践。整整九年内的礼仪之举，打开了“人和”之局面，其礼乐化教成功的社会实践赢得了孔门及百姓一致的赞誉，所谓“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这一弘扬人类真善美的价值追求精神启示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人士在社会发展中不断的醇化与创造。

　　言子忠实的承继并发展了孔子治国平天下中关于“礼治”的学说，成为“三代礼仪典章的代表人物”。言子的礼乐化教，深刻阐述了儒家“至德”的核心理念，表述了对天下苍生的人文关怀。这里的“至德”，既表达了礼让的谦逊之德。也表达了友善的关怀之德，更表达了开拓的创造之德。这就是“化教”的结果，这也就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代代相传，明德笃志，砥砺奋发，锐意开拓、执着创业的精神动力。

　　千年以来，中国人典型的生活方式是礼乐生活。中华文明是内足文明，不向外扩张，养成宁静、平和的自然意识与生存态度。敬畏民众，亲近自然。这种礼乐生活方式的建立则需要依赖多种形式和层面的人文审美教育，即美育教育，形成集体意识的社会氛围。中华民族历来将生命的情调寄托在礼乐生活的审美境界之中。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在全国实现小康社会的今天，互联网时代社会心理危机也无情地逼近现代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当物质得到广泛的解放与倡扬，人往往会开始藐视崇高，精神的高原就会沉寂和陷落。不能否认，这些年来，我国文化生态危机与人文精神的失落已造成了一个感性欲望泛滥，非常世俗化的社会现象，时尚的鼓噪、精神的平庸已反映在信仰生活的失落，情感生活的缩减与文化生活的粗鄙上……面对一个浮躁不安的时代，我们尤其需要思想的滋润和审美的纯化，需要传统文化中“礼乐化教”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人文精神。

　　近日网络微信上流传这样两个故事。说的是：“拾荒妈妈”张菲共抚养了三十多个弃婴。长大后都从不联系她，只有一个孩子联系过她，原因竟然是借钱。某大学18个高材生逃票进入黄山探险被困，在救援过程中警察张海宁坠崖牺牲，被救的学生却默然以对。葬礼上没有一个来悼念。

　　看到这种社会现象，我相信大家的心情都会十分沉重，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得到了很多，为何随之又失去了很多？我们这个民族奇迹般地进入了“世界大国”，却在某一方面又令人心寒地出现了民族精神倒退的危机？沉重的社会反思给我们每一位治政、经管或从文、从教者都带来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如何振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提升传统的“礼乐化教”中的人文精神？是的，社会文化生态的失衡，关键在于社会信仰危机。人心金钱至上，社会标尺沦落为以挣钱为唯一目的。在这个充满怀疑的时代，我们依旧需要信仰！因为信仰的缺失带来人性的危机！当代中国人需要找回我们祖先身上曾有的“贵族精神”，这就是君子之风：自信、诚实、坚毅、敬业、博学、友善、礼让、担当……等等，这种民族人文精神的现代回归，不正是当代中国人文化自信、自强与自觉的表现？“君子之本，知行合一”，一位作家说得好：“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中华民族传统是以人文理念为根本支点的家国情怀，其核心理念为“敬天爱人”。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突出人格理想，是由于社会人格的分裂与冲突。儒家学说的“礼乐化教”，其核心乃是人文精神的弘扬。所以儒家讲求“内圣与外王”。内圣——道德修养；外王——道统为王，“圣王合一”即天人合一。此为从孔子、言子到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人格理想，而人格理想的追求就是解决心灵的安顿。

　　诚然，历史在演变，时代在进步，礼乐化教中的传统人文精神应该而且必须向现代人文精神递进，追寻现代人文精神的历史性、社会性的转型。这就是：新时代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与求真务实的实践理性相融合的创新性发展；经世致用的工具理性与当代实践不断提升的创造性转化；崇文重教的社会风气与公益道德守则的深入人心以及互联网时代现代生活方式构建中全民美育素质的普遍提升，从而努力培养出知礼识仁、积善让德，具有社会担当的一代新人。要知道，一个重礼仪、重审美的社会，才能孕育出经典文化与艺术的硕果，这就是美育的普遍意义。

　　注：本文为言恭达先生在2022虞山文化论坛——言子与江南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