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联陞(1914—1990)字莲生，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在陈寅恪先生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租庸调到两税法》，嗣后赴美，就读于哈佛大学历史系获硕士与博土学位，即留哈佛任教。著有《晋书食货志译注》《中国史专题讲授提纲》《中国货币及信贷简史》《中国制度史研究》《汉学散策》《汉学论评集》《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等。从经济史入手，兼治文史，曾任赵元任先生助手，与胡适论学谈诗二十年，谊兼师友，卓然大家。作为海外汉学的先驱者，杨联陞先生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诸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读杨联陞先生《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偶有笔记，摘录如下。

　　杨联陞先生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是一种近乎神话的不切实的想象。“有人常以中国之世界秩序为一以中国为中心的层级。理论上，此秩序最少是有三方面层级的：中国是内的、大的、高的；而蛮夷是外的、小的和低的。然而，对整个中国历史加以观察，即可发现这个多面的中国中心之世界秩序，是在不同的时间，从许多程度不一，甚至有时几于零的事实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神话。”

　　其实，“中世纪时，许多中国人崇拜印度，因为那是佛教的老家。”[梁]释慧皎《高僧传》卷第一《汉洛阳白马寺摄摩腾》：“汉永平中……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六《四十二章经续第一》：“昔汉孝明皇帝……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尊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于是道法流布……于今不绝也。”陈寅恪先生在《读书札记三集》中也提到《历代三宝记》：“帝遣使往通天竺，于月氏国遇摄摩腾。”唐三藏取经，更是家喻户晓的历史，无需引证说明。

　　又有许多时期，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并非高于邻邦。臂如汉与匈奴，唐与突厥以及后来的吐蕃，宋与辽、金、元之间的关系都是如此。如宋帝与辽帝即以兄弟相称。南宋高宗与金人媾和，被迫接受臣的地位。汉唐为了维持边境的和平，常常把公主或皇家女子嫁给蛮族的领袖。每年还要送大量的礼物给邻邦，实际上就是朝贡。《陈寅恪读书札记第一集》621页，《新唐书》札记，陈寅恪先生批注：“可知吐蕃为唐代唯一劲敌，与诸外族不同。”631页，又有批注：“唐之盛时不敌吐蕃，可见吐蕃之强大也。”唐与吐蕃博弈，力不能敌，是和亲的原因。

　　杨联陞先生说：“讨论中国的世界秩序，尽可能分清神话与事实，当属重要。”“李雅各在1872年出版的《春秋左传》英译本序言中，曾严厉批评中国的官吏和人民不能够‘了解中国仅是世界许多独立邦国之一的事实’。”

　　古代儒家应对外族很不客观，《左传?襄公?襄公四年》：“戎，禽兽也。”就是认为中国是大的、高的，而蛮夷是小的和低的。《左传?僖公?僖公七年》：“管仲言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表现出的治理天下的心态，杨联陞先生名之曰“绥靖论”。另一种观点是征伐外夷，使之屈服，名之曰“主战论”。如此看来则有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看法，但是《春秋》的传统又强调“王者无外”，“换言之，理想的国君应该是一实实在在的天下之王而无内外之分。”这种观念源远流长，应该消除。

　　事实上，处理边安问题不像理想主义想象的那样，而是困难而复杂的。朝贡、质子（把皇室子弟作为人质留在外邦，取得相互信任，以维护和平）、和亲、修长城、战争，其艰难困苦深入历史的骨髓，不是概念、修辞和诗意的文字所能描述的。

　　杨联陞先生说：“郭嵩焘觉察到19世纪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局面，而且认定中国必须尽全力去了解洋人，他的识见即使不超过当时全部的人，至少也比大部分人来得深入。事实上，在洋务的圈子里，李鸿章得其大，沈葆桢得其实，郭嵩焘则得其深。”中国必须尽全力去了解洋人，这是国人应有的视角和心态。除此之外，自大和自卑都无济于事。

　　2021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