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西汉)晁错《论贵粟疏》

　　2021年5月22日，一则令人悲痛的消息传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逝世了!细雨朦胧的长沙城顿时沉浸在悲伤的气氛中，成千上万的人们不约而同涌上街头，追着灵车依依送别:明阳山殡仪馆，从全国各地自发赶来悼念的群众络绎不绝，鲜花堆积如山；相关信息在网络刷屏，引发全网追悼;中外各界--从联合国到各国政府，从党政高层到普通民众，纷纷表示崇高敬意和深切哀悼。

　　袁隆平的逝世为什么如此牵动人心?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辞世为什么会引发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因为他“把无数人从饥饿中拉了出来”，因为他毕生致力于解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吃饭问题，因为他再次触动了人们对于饥饿的深刻记忆，因为他又一次唤起了世人对粮食安全的警惕。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人为万物之灵，这个万物之灵对物品的消费需求也是最繁多最讲究的，而最基本的莫过于满足口腹之需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嘛。口腹之需，进而又有口腹之欲，这让人生增添了多少事儿!清代李渔不禁为此大发感慨道:“吾观人之一身，眼耳鼻舌，手足躯骸，件件都不可少。其尽可不设而必欲赋之，遂为万古生人之累者，独是口腹二物。口腹具而生计繁矣......以致人之一生，竭五官百骸之力，供一物之所耗而不足哉!”(《闲情偶寄·饮馔部》)

　　苦涩的幽默之中，颇有点造化弄人的意思。然而，事实不就是这样吗?

　　“口腹具而生计繁矣”，既然上天赋人以口腹二物，人类只得首先为饮食三餐而奋斗了。“食之养人，全赖五谷。”从茹毛饮血，到种植五谷，吃喝，始终是人类最基本的消费，粮食，始终是人类最重要的消费品。

　　有一条微信段子中这样写道:三十年前，人们生活困难，无奈才吃野菜和玉米面;三十年后，人们减肥保健，尝鲜爱吃野菜和玉米面。调侃打趣之中却揭示了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进步，揭示了三十年之间饮食消费的巨大差异，更揭示了仅仅就是三四十年前，许多人还还得为吃喝犯愁的冷峻事实。是啊，当今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大概很难想象缺衣少食、吃不饱饭是什么滋味，更难以想象无米下锅、吃糠咽菜是怎样一种情形了。不能不说，你们是幸运的，幸运生长在一个太平富足的时代!生活在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度!其实，仅仅是你们的父辈、祖辈，就曾经历了饥饿的折磨。也就是说，我们拥有现在这样物质富足、衣食无忧、人民安居乐业的日子，也就是这几十年间的事情。

　　“让天下人吃饱饭”，这是袁隆平生前朴素而宏伟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他也确实让这个愿望变成了现实，让中国以及世界无数的人们远离饥荒的噩梦。而他这个愿望，就与他亲身经历的食不果腹、饥肠辘辘，甚至途有饿殍的残酷事实密切相关。

　　饥者有其食，人人有饭吃，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然而把目光投向悠远的历史，却成了数千年来人们难以企及的奢望。在某种意义上说，数千年来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先人们与饥饿作斗争的历史，就是求温饱、求生存的历史。中国也不例外，从远古直到近现代，关于饥荒侵袭、人民逃难逃荒、饿殍遍野的记载从没有断绝。(哪怕是当今世界，又何尝没有依然遭受饥饿威胁的国家和地区?)有学者指出，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里，温饱问题的解决一直很艰难。即使历史上号称太平盛世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也只不过是大部分国民勉强解决温饱，仓库里有一点余粮。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温饱问题、粮食问题之所以长期以来很难解决，还在于它实在来之不易，有太多的条件制约着它的大量生产。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没有高产品种，产量低，又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广种薄收，孟子时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才能做到“数口之家，可以无饥”，要做到国富民强谈何容易!(由此可想想高产的“杂交水稻”、“超级水稻”的意义有多重大!)粮食作物生长周期长，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大半年，也许还换不来一年的温饱，因为它还时刻受到土壤、气候、病虫害等的巨大影响。正如一篇叫《粮食的散文所说的:“一粒稻谷，一颗麦子，从发芽到分蘖抽穗，到最后长成谷粒，那是天和地还有人一同来到一株稻秧上的结果。为了这，你需要一块合适的土地，需要将人与畜的劳作连同肥料一起加入泥土，还需要一份阳光一份雨水。人能够做的，只是地面上的一此事情。天上的事情还需要上天的恩赐。”更何况还要承担赋税、徭役呢!西汉大臣晁错不失为一位关心民瘼的贤良大夫，他满怀同情地写道:“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生产决定消费，要满足人们生存发展最基本的消费，怎能不重视发展粮食生产?

　　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晁错说:“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说过:“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这其实道出了古今中外所有国家为政的根本基础。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国家而言，粮食安全是压倒一切的国家战略底线、“压舱石”。任何时代，粮食是人类食品的主体，充足的食品是社会稳定、人民健康、经济发展的前提。古代儒家圣贤在构想理想社会的图景时，也充分认识到了满足人民的基本消费需求、解决温饱问题的前提性意义。孟子就明确地说，“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而“养生丧死无憾”，仅仅是“王道之始也”。而要实现“王道”，则还要做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都无不重农抑商，无不把农业作为安邦定国的根本大计。

　　西汉建国初期，汉高祖刘邦由于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措施，使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逐渐得以恢复。汉文帝即位后继续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重视农桑，促进了农业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但同时出现了商人兼并农人，农人流亡，甚至“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的现象，商人的实力、实际地位今非昔比，“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商业发展导致谷贱伤农，大地主、大商人对农民兼并侵夺加剧，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官僚、商贾的淫侈之风日益增长，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社会现象，这些都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粮食的积贮，很不利于西汉封建政权的巩固。晁错从维护封建帝国的长治久安出发，给汉文帝写下《论贵粟疏》这篇著名的政论文。文章全面论述了“贵粟”(重视粮食)的重要性，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

　　晁错的这篇奏疏，体现了典型的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思想，也充分体现了他对于粮食安全对国家战略发展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到汉文帝时期，土地、人口增多了，天公作美，多年没有发生大的水早灾害，社会呈现出安定发展的景象，但是晁错居安思危，看到了背后隐伏的危机，那就是农业地位削弱，粮食储存不足，正如同时期贾谊所说，“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一旦发生大规模的灾荒、战争(为防止匈奴入侵，边塞陈兵无数，本已耗粮巨万)，国家势必马上陷人动乱之中。晁错怀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劝谏汉文帝“贵五谷而贱金玉”，“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这样才能拥有百姓，拥有天下。他认为统治者保民安民，让“民不冻饥”的措施在于“为开其资财之道”，而资财之道不是离开土地经商致富，而是让人民回归土地，从事农业生产，这是当务之急。他把脱离粮食生产的商人等称为“游食之民”，为了抑制这些游食之民“积贮倍息”“操其奇赢”，兼并农人，伤害农业生产的行为，他提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的主张，认为这样才能“国富法立”。

　　晁错的这篇奏疏还体现了黜奢崇俭的传统消费观。黜奢崇俭是中国古代消费思想的核心，它配合古代经济生活中的重本抑末、轻徭薄税，构成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三根支柱。在历代思想家看来，黜奢崇俭是解决消费问题的最佳方案，晁错也不例外。黜奢崇俭的消费思想注重产品的实用价值，正所谓“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就是这个意思。消费水平则以温饱为限，将温饱以外的消费视为奢侈。像文中所描述的商人们“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乘坚策肥，履丝曳缟”，不但要求吃穿用度全是奢侈品，而且争奇斗艳以炫耀身份地位，显然是奢靡浪费，是作者所反对的。传统消费观把满足人的自然性需要的消费视为节俭，并把它上升为道德层面，倡导俭以养德，安贫乐道，即孔子所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这些观念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我们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黜奢崇俭不但要求普通百姓个人消费方面节制欲望，勤俭节约，也要求抑制统治者的奢侈生活。统治者的奢侈必然加重人民负担，导致民不聊生。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历来都是受到亚厉批评利指责的，诸如酒池肉林之类，历来都是统治者生活极端奢侈、毫无节制的反面典型。因此，无论在思想意识还是实践上，黜奢崇俭的观念都使得少部分统治者的奢侈行为有所收敛，有些甚至很节俭。如西汉文、景二帝，就以节俭闻名于世，不仅自己生活俭朴，还多次下诏谴责奢侈。这对于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也起到了正面的作用。晁错的建议，被汉文帝采纳，应该说，晁错对文景之治的形成是有历史功绩的。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新中国成立之初，帝国主义者曾预言，中国共产党没有能力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因为在中国“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然而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生产力的解放，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优良高产品种的不断培植和大面积推广，我国几千年来粮食紧缺的问题从根本上得以彻底扭转，中国依靠自身力量端牢自己的饭碗，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并且“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农业科学家的历史贡献，再怎么评价也不为过。

　　“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党和政府，在雷厉风行反腐倡廉、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同时，始终没有放松粮食生产，始终着力保障粮食的战略安全。总书记反复强调，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曾几何时，奢侈浪费的消费主义一度盛行，浊流滚滚;袁隆平--那位操心我们能否吃饱肚子的老人的离世，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唤起了人们珍惜粮食、节约粮食的意识。贾思勰说过，“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抚今追昔，居安思危，让我们始终保持对粮食的敬畏!

　　(作者系湖南民进雅礼中学支部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