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心，读明眼人治史之言更是烛照古今，心愈澄澈。读《陈寅恪读书札记》史部，有感于斯，偶有笔记，摘录如下。

　　《陈寅恪读书札记第一集》190页引《旧唐书》有“身未达则饰情以进，得其志则本质遂彰”之句。观照今日官场时弊，实为至言。

　　467页引《新唐书》马周上疏曰：“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可知“以人为本”之说，唐代已有。

　　538页引《新唐书》，提到当时朝中朋党之争，唐宪宗深以为虑，因而询问李绛，李绛答曰：“君子者，遇主知则进，疑则退，安其位不为它计，故常为奸人所乘。夫圣人同跡，贤者求类，是同道也，非党也。……趋利之人，常为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构毁，违其私也。小人多，谮言常胜；正人少，直道常不胜。”这种君子多舛，小人得势，绵延不绝的历史现象，被李绛几句话说透了。

　　554页，陈寅恪先生引白居易新乐府句：“以心感人人心归。”说施政之要。464页引《新唐书》魏徵陈事曰：“自王道休明，绵十余载，仓廪愈积，土地益广，然而道德不日博，仁义不日厚， 何哉？由待下之情，未尽诚信，虽有善始之勤，而无克终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谓同心为朋党，告讦为至公，强直为擅权，忠谠为诽谤。谓之朋党，虽忠信可疑；谓之至公，虽矫伪无咎。强直者畏擅权而不得尽，忠谠者虑诽谤而不敢与之争。荧惑视听，郁于大道，妨化损德，无斯甚者。”世风日衰，奸佞当道，一个重要的起因——陈寅恪先生批注：“未尽诚信”一语道破太宗之隐。诚信待下，诚信为民，是历代帝王难以做到的。

　　621页，《新唐书》札记，陈寅恪先生批注：“可知吐蕃为唐代唯一劲敌，与诸外族不同。”631页，又有批注：“唐之盛时不敌吐蕃，可见吐蕃之强大也。”这也是和亲的原因。

　　《陈寅恪读书札记第二集》80页《后汉纪之部》，陈寅恪先生特别摘出一句“夫天下之事而以一人，即精神内竭，祸乱外作。”批语曰：“‘一人’下疑有脱文。”先生多虑了。“以”有“仗恃”意，如《韩非子?五蠹》：“富国以农，距敌恃卒。”所摘句意为“天下之事仗恃一人，即精神内竭，祸乱外作。”言一人专权必起祸乱。

　　85页，引《后汉纪》：“袁宏（论寇榮）曰：……夫松竹贞秀，经寒暑而不衰；榆柳虚桡，尽一时而零落。此草木之性，修短之不同者也。”批语曰：“此可与皇侃论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义疏参观，皆六朝之清谈也。”“皇侃论语”，即成书于南朝梁武帝年间的皇侃《论语义疏》。在《论语义疏叙》中，皇侃对《论语》的撰集成书、“论语”二字的意义及“论"前“语”后的原因、《论语》的不同传本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皇疏不仅经注文并疏，兼存疑说，而且采用了“义疏”体的新注解体例。该体例在文体上采用了分章段疏解和自设问答的手法。无论是“子曰”还是“袁宏曰”，由松竹不凋，榆柳趋时，可知君子之风不同于时人。

　　89—90页引《后汉纪》：“袁宏（论刘宽）曰：……善治人者虽不为盗，终归刻薄矣。”批语：“‘善治人者’四字下，疑有脱漏之句，盖语意不贯也。”从这条批语看陈寅恪先生终归仁厚。你看历史“……善治人者虽不为盗”，与盗何异？说他们“终归刻薄”，不是顺理成章吗？

　　91页引《后汉纪》：“未有违失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矣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批语：“‘矣乎’二字不可通，疑‘矣’譌误。蒋本作‘失乎’，林国赞校学海堂本作‘违夫’，是也。”校勘细密。又引“末学庸浅，不达名教之本，牵于事用，以惑自然之性。”批语：“‘牵于事用’，即牵于名教之用也。”一针见血。今日之实用主义、教条主义，仍然以利己之条文“牵于事用，以惑自然之性。”

　　《陈寅恪读书札记》圈点、校勘、批语对人多有启发，可学者多矣。蒋天樞先生在《陈寅恪读书札记弁言》中说：“先生生平读书，用思之细，达于无间，常有小以见其大，复由大而归于细；读者倘能由小以见其大，斯得之矣。”我虽不能“由小以见其大”，但祈能与好学同道“由小以见其大”，不枉对先生之“立言”。

　　2017年7月18日于止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