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外公病重住院。在这段住院的日子里，几乎不谈过往的他，和我们深情回忆起他与周恩来一次终身难忘的会见。那次会见，成为外公人生至暗时的明灯和重要的转折点。

　　外公一生中多次见到周恩来。2015年我在中央档案馆查到两份史料，一份是1943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华中局转周恩来的电报：“恩来同志：徐伯昕有意来延请示行止（一）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因韬奋病危已秘密抵沪，彼人颇想来延安，他原电转上盼即复。（二）徐电如下 去复得指示，深为振奋，留桂十月，将内地业务重加调整，于八月底抵沪 至前数电渔兄托转恰（“渔兄”应为张友渔，1927年入党，1939年至1943年间在重庆、香港、桂林都参加过生活书店的工作，任过总编辑，同时在党的香港文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任职），本拟照原定计划北行，唯李兄（韬奋—作者注）及留沪部分人认为此行内地色彩加重劝留。昕因环境日恶，重赴内地既少意义，势亦不便留沪，又徒费时日，虽经沦陷区危局赴延安，既有任何困难亦所不顾。究应何处理，候复指示行止。昕22日。”另一份是1943年12月周恩来自延安的复电：“潄石转汉年：请告徐伯昕兄仍以留沪秘密主持书店或其他事业转来延或去渝为好。盖上海根基能保留一分于将来有益也。万一存身不得我们欢迎兄来延学习。周恩来亥佳延安。”（见中央档案馆抄件）这是周恩来通过饶漱石转潘汉年，又辗转给外公的复电。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这两份电文，反映了外公北上追随党的决心：“既有任何困难亦所不顾”。周恩来的复电对外公以兄相称，电文内容，既反映了他对外公从事的出版事业，计之深远的殷殷希冀，也反映了他对外公兄长般的关怀。

　　生活书店于1932年7月成立，她的创始人韬奋先生和外公，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以至于书店的制度接受了从苏联归国的胡愈之建议（1933年参加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入党，生活书店章程的起草者，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采用当时独一无二的全员股份制和管理民主制。从1938年到1939年不到两年时间，生活书店不仅没有因战争停滞，反而在战火中迅猛发展。借着曾经《生活》周刊“拥有着中国出版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广大读者”的影响，带着“销行到国内各地和南洋、日本、欧美各国”的态势，因着坚定无畏的呼号抗战和竭诚为读者服务，生活书店在全国建立起庞大的发行网，分支店达55个，流动供应所9个，除新疆、宁夏、西藏、青海外，遍及后方14个省份，还在海外设了分支店。生活书店的出版物传播真理、启迪民智、宣传抗战、服务读者，得到的喜爱与支持盛况空前，在国统区有着巨大的影响。

　　这是一支新的年轻的进步出版队伍，外公作为生活书店的总管34岁，在当年异常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困顿的境况中，管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出版队伍，对外公的意志、智慧和能力无疑是挑战和考验，也是淬炼。

　　1937年11月，为适应全国同胞对于抗战文化的需求，生活书店决定到内地建立分店，总店由上海迁至武汉。当时，根据国共两党协议，中共中央在武汉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到达武汉，任党的长江局副书记。生活书店的到来，和她的一举一动自然受到周恩来的关注和重视。其后，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并直接负责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在他卓有成效的工作下，生活书店密切配合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普及革命理论、宣传和教育群众，“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1949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成为中国人民进步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党对生活书店的领导，在政治斗争复杂的特殊时期，以党的个人和书店个人联系的方式呈现，并由此逐步展开和有效进行。外公接触最多的是周恩来。1938年2月，外公约请周恩来为汉口生活书店总店的全体人员作《关于当前抗战形势和青年的任务》的报告；同年12月，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迁至重庆，外公请周恩来和徐特立分别作《关于抗战形势》和《读书与学习问题》的报告；1939年6月，又约请周恩来针对广州、汉口失陷后的形势，在重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作《抗战第二期的文化工作》的报告。这些个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及面对书店全体同仁的报告，增进着外公对党的认知，加深了外公对党的方针政策的了解，为外公与党长期合作打下了基础，也对生活书店的出版工作起到了思想指导和出版方针的引领作用，生活书店开始秘密再版延安出版的书，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等，生活书店还接受八路军办事处提供和推荐的书稿，出版了如《中国文化丛书》《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救亡文丛》等。

　　然而，自1938年7月，从国民政府颁发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起，由于韬奋和外公多次拒绝国民党的收买，并不惧威胁，开始受到打压和迫害。“皖南事变”后，更是要置生活书店于死地。生活书店各分支店除重庆分店、香港分店和海外分店外，先后均被封闭停业，40多人被捕，其中大多是负分店经理之责的书店中坚，更有同仁牺牲于狱中。外公眼见自己和同仁们历经十余年艰辛创建的事业被毁于一旦，忧心如焚，义愤填膺，二度呈文蒋介石，要求撤销查封令，但是不仅石沉大海，且遭到变本加厉的迫害。

　　在生活书店最困苦的时期，周恩来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政治上、精神上和工作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具体实际的指导。1939年初夏，在生活书店西安分店刚被查抄封闭时，周恩来即约韬奋和外公在曾家岩50号会面，商谈如何保持生活书店和向敌后抗日根据地设书店的问题。1940年形势日益恶化，周恩来又约外公等人在红岩嘴中共办事处，商议那些难以在国统区存身的书店工作人员撤退问题，研究向敌后发展的具体部署，指示以民间企业形式，到华北和延安建立书店，加强解放区的出版事业。南方暗，北方亮。外公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派人去苏北根据地开设大众书店，并亲笔书写了书店的大字名牌，其后还运去一批马列主义著作和抗战图书。

　　在1940年夏的一次国共谈判中，周恩来向国民党递交了一份解决目前危局，加强团结抗战的提案，提案中要求停止查禁各地书报杂志和封门捕人。外公写下万字控诉长文，公开《生活书店橫被摧残经过》，印了万份，带领同仁分发各报馆和书店订户、国民参政会各议员。重庆各报迫于国民党的压力不敢刊载，唯有延安《新中华报》连续4天全文刊载（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生活书店被摧残封杀真相在党的支持和公开揭露下，得以大白于天下。《新华日报》并在增刊上公布了《周恩来致张冲函》等7份文件和临时解决办法12条，揭露成都、昆明、桂林生活书店被封等事实。这份增刊除随报附赠，还印成单张零售，并通过党的地下组织系统，向各地散发。在周恩来的抗议下，已下达对生活书店重庆分店的封店令，当局未敢执行，这是唯一得以保留的生活书店分店。但国民党并未罢休，造谣生事，企图威胁重庆生活书店自动停业。对此，周恩来和外公商谈今后工作部署时，明确指出：重庆生活书店仍要坚持下去，除非国民党来封门。

　　皖南事变后，生活书店总管理处难于继续留在重庆。在周恩来的关切下，决定迁往香港。1941年4月，外公赴香港。未久，香港被日军占领。当时，内地200多名文化知识界人士，因国民党当局迫害，也散居香港继续进行抗战活动。他们刚躲过国民党一劫，又遭日军追捕。周恩来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外公和书店的危难时刻。周恩来指示八路军住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被困留香港的许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是我国知识界精英，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免遭毒手。”中共南粤省委、东江纵队及中共香港市委，在八路军办事处组织下，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秘密大营救。香港地下党对这批人大多不认识，亦不知他们散住何处，听廖承志说外公爱书，找到他就能找到许多人，于是派人在外公有可能去的旧书市场蹲守三天。外公第一个被找到，接着滚雪球式完成了寻找任务。1942年1月，外公换上准备好的唐装，乔作难民，带领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部分职工，历险从香港撤至东江游击区。

　　但是蒋介石对生活书店并未收手。下密令，搜到韬奋，就地处决。此时，书店人员隐蔽疏散各地，国统区也只剩一家重庆分店在艰苦坚持。书店的方向在哪里，怎样继续办下去？韬奋先生和外公的出路在何方？外公和隐藏在梅县乡下的韬奋先生研究了生活书店在国统区的布局及今后工作计划。决定由外公秘密回重庆，向周恩来请示汇报。

　　对这一次的会见，41年后，外公在病床上仍记忆犹新。1942年7月底，外公经衡阳、桂林辗转到达重庆。边给重庆生活书店的同仁们讲述店史，激励他们坚持下去，边等待与周恩来见面。8月10日，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单独约见外公。外公根据与韬奋在东江商定的意见，汇报了生活书店在国统区的布局、干部配备和工作发展情况，请示书店今后工作方针。

　　外公清晰的回忆，谈了四个问题：第一，韬奋的出路，当时有几种方案，周总理认为再次出国，不仅取得护照不安全，并有可能遭毒手，最安全的是书店派人护送至延安，并安排了路线。第二，关于书店的工作，周恩来指示书店要继续办，在投资合营和化名自营的出版机构中，要分第一、第二、第三线，以利于战斗，免于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第一线仍用书店的招牌，冲锋陷阵；第二线比较隐蔽，保存实力；第三线要做长期打算，更加隐蔽，要办印刷厂。这次谈话后，外公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将已办机构逐一排队：第一线出版机构仍用书店的招牌，在政治上冲锋陷阵，准备牺牲；第二线偏重于出版理论性的书籍，比较隐蔽，保存实力；第三线以出版工具、技术或者历史、中外文学书籍为主，更加隐蔽。这就是外公电文中“留桂十月，将内地业务重加调整”的由来。这次谈话中，外公向周恩来吐露了想去解放区的决心和愿望。周恩来要他安排好韬奋安全送到解放区，安排好书店的三条线工作，从苏北出发，沿途考察解放区的出版工作，再到延安。也是这次谈话，外公向周恩来倾诉了要求入党的心声，得到周恩来推心置腹的明确回应：“我们早就把你当自己人了。但现在白区，等你到了解放区打电报给我，我和徐冰介绍你入党”。外公回忆，谈话进行了整整一下午，邓颖超和徐冰在座，中午和晚间均在曾家岩用餐。书店所在的民生路距曾家岩50号很远，50号门口布满了化装的特务。谈话结束后为安全起见，周恩来用自己的车送外公回民生路住所。这就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外公电文中，“去夏得指示深为振奋”的由来。这次长谈，给了外公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当夜，外公几乎通宵未眠，周恩来的话，一扫外公由港九战乱出来后的茫然郁闷，照亮了他暗夜中前行的路。

　　1944年9月，韬奋先生因病去世。外公携先生遗嘱，秘密到达中共中央华中局报告。在此外公实现了他的入党愿望，从一名抗日爱国的民主战士成为共产党员。韬奋先生去世了，党的领导还在。自此，外公一直是秘密党员，直至文革后期才公开党员身份。

　　以后还有多次在上海周公馆，外公直接联系周恩来汇报和听取工作指示，都是这次重庆会见的回声、延续和展开。他始终牢记周恩来的指示，为完成党的任务更加无畏地工作，直到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外公开始任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领导等职。外公从文化出版工作转到统一战线领域，思想有些转不过来。一次宴会，周总理脱不开身，请身边工作人员转告外公安心工作，并请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找他谈心。从那时起，外公专心致力于党的统战工作。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外公以他一贯的创新精神，带领民进走出了一条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新路子。外公工作重心的转移，也说明了周总理的知人善任。

　　1976年2月8日，周总理逝世。“四人帮”不许群众开追悼会，不许送花圈，外公住的院子被重点监管。外公仍然砍了院里自种的竹子做支架，买来材料，和院里的三联老同事及邻居们扎花圈，还亲笔书写了挽联。他组织院子里的男女老幼，把花圈分成几部分，分三路绕行，汇集天安门。众人在外公带领下向总理英灵敬礼、献花圈。追悼会结束，沉浸在悲痛中的外公，忘记了戴帽子和围巾，定定地立在大会堂门口的寒风中。

　　1984年3月，外公在北京医院逝世。邓颖超未听秘书阻拦，抱病前来告别。她对外公的子女说：“要学习你们爸爸的革命精神。”其实外公在他的一生中，何曾不是在学习周总理的革命精神。如今周总理和外公离我们而去已多年，但是他们的精神永存我们心中！

　　（徐虹，徐伯昕之外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