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于协商筹建新中国的伟大实践。1948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布纪念“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热烈响应，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由此确立。回顾多党合作史，我们看到，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三十年中，中共领袖和民主党派领袖之间的个人交往，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打下了坚实基础。回顾这种交往，对我们弄清楚多党合作从何而来、因何而兴、如何坚持，对我们坚守初心、不负使命，继续巩固、发展、推进多党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良好的启迪作用。

一

　　草木有萌芽，江河有起源。多党合作从何而来？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袖与第一代中国民主党派领袖之间的交往，孕育并催生了多党合作，或曰，多党合作即来于斯。

　　和常人的交往一样，领袖们的交往也大致由相遇、相识、相交、相知、相信、相助这六个环节次第构成；而在这六个环节之前，往往还有“神交”先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第一代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与数位第一代民主党派领袖交往的史实。

　　毛泽东与民革荣誉主席宋庆龄的交往始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与宋庆龄（当时在上海）虽然“缘悭一面”，但其几十年的情谊由此“神交”而定。1926年1月8日，毛泽东与宋庆龄一起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相遇、相识，开始交往，并相互支持。1927年，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远在莫斯科的宋庆龄，高度相信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发动的武装暴动的正义性，她认为，这“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并表示：“假如我回国的话”，将“参加工农斗争”，与劳苦大众一道“战胜血腥的反动派”。1933年9月30日，宋庆龄在上海主持召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毛泽东在瑞金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致电，表示坚决作大会有力后盾；毛泽东等人率领中央红军达到陕北，宋庆龄致信毛泽东表示祝贺，毛泽东则对宋庆龄此举给予高度评价和热情称赞。毛泽东与宋庆龄的交往，被誉为“友谊与合作的一面旗帜”。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相遇始于1920年，交往则始于1945年。1945年7月，时值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炎培等6人为促使国共恢复商谈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这位“盖世的英雄豪杰”共同留下了“窑洞对”。与毛泽东的促膝长谈，“使他从朦胧中看到光明灿烂的前景，鼓舞了他追求真理的勇气，成为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延安归来，黄炎培顶着巨大的压力和威胁，不避“为共党做宣传”之嫌，发表了轰动国统区的《延安归来》。陈毅曾对黄炎培说：“那个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

　　在各民主党派领袖中，马叙伦与中共领袖交往甚早。“五四”以前，马叙伦与“南陈北李”就是北大同袍，也曾和李大钊并肩同北洋政府斗争。马叙伦先后两次冒着生命危险，帮助陈、李二人在反动军警的追捕中脱险。1927年，李大钊牺牲后，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室中“空无家俱，即有亦甚破烂”。家属无计为生，马叙伦遂与李大钊生前同仁友朋捐款相助。“四·一二”后，马叙伦利用自己的影响营救了不少共产党员。“西安事变”前后，他受中共委托两次入川，劝说刘湘采取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立场，减少了川军对红军和张学良部队的威胁。马叙伦与毛泽东，两位领袖曾经“往昔共事北大”，虽然“相交失臂”，但神交甚早。1948年4月，延安重光，马叙伦立即电贺“毛润之先生”；1946年6月23日，“下关事件”发生，马叙伦、雷洁琼等人身负重伤，毛泽东、朱德从延安致电马叙伦等代表，表达赞赏和慰问之意。“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陕北江南，隔山阻水，但领袖们的心是相通的、连在一起的。

　　毛泽东与李济深的相遇、相识始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参会，在此期间与时任粤军一师师长、江西善后督办的李济深相识（同年11月，李济深担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与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相遇、相识，并一同在黄埔军校共事）。

　　毛泽东与张澜的相遇、相识、相交虽较晚，始于1945年8月，但早在五四时期，张澜就从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口中听到了有关毛泽东的介绍，故二人一见面，就不约而同地称“神交已久”。继之，毛泽东多次亲临特园，与张澜“密谈”“长谈”“畅谈”，彼此倾吐心曲，使张澜等人如坐春风、如饮醍醐。自此，民盟在张澜等人的带领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上，迈出了与中共一致的步伐。

　　作为统一战线卓越领导者和模范实践者，周恩来与各民主党派领袖、无党派人士交往，范围之广、次数之多、频率之密，在中共是首屈一指。

　　周恩来与黄炎培的交往非常典型。周、黄二人的相遇，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我同职教社是有一段因缘的——在重庆职教社所办的‘星期讲座’讲演过，给《国讯》（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刊物—笔者注）写过文章”。其时为1938年。从那以后，周、黄二人结下终生情谊，面晤频繁，次数难以统计，有时候几乎是朝夕相见，用黄炎培的话说，就是多次与周恩来“长谈”、“深谈”。

　　抗战期间，周恩来与章乃器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其时主政安徽省财政工作的章乃器，每年都想方设法拨付三万元给新四军做军费，而国民政府下拨的军费几年总额也不过六、七万元；他利用手中资金，购得大批川盐、医药、粮食运到根据地，解决了皖西军民抗战的亟需，他还尽可能地将枪支弹药送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同时，章乃器还举办了两期财税训练班，培训了近700名学员。后来毛泽东见到章乃器时，曾握手表示感谢说：“你在安徽为我们党培养了一大批财经干部，并协助党建立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

　　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广交勤交民主人士。据不完全统计,仅1941年,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与中间党派在重庆的聚会商谈就有20多次。“民主之家”的特园，更是周恩来等人常诣之所。在南方局工作的日子，周恩来几乎会晤了所有民主进步人士在渝“群贤”。后来成为致公党主席的黄鼎臣回忆说：“周恩来在重庆负责南方局工作，从不放过任何同党外人士接近的机会。”连曾是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在他的回忆录中也由衷感叹道：“周恩来搞统战，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细数吾党同仁，难有与其相匹敌者也！”——其实，不是“难有”，而是根本没有！

　　中共领袖与民主党派领袖的交往形式主要有两种：会面晤谈、电函致意。

　　1945年在重庆谈判的43天中，百忙之中的毛泽东，在重庆“三园”等处，广泛而又深入地会晤了当时在渝的民主党派领袖和著名的无党派人士：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冯玉祥、李烛尘、胡厥文、郭沫若、王昆仑、许德珩等人。其中到特园有六次之多。这些会晤，有几次“密谈”都长达3小时以上。在此期间，毛泽东得知“九三座谈会”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特地会见了许德珩夫妇，明确建议：九三座谈会应办成永久性的组织。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鼓励和指导，“九三座谈会”更名为“九三学社”。

　　有关史料表明：从1938年5月到1945年12月，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举行的会面晤谈有120次之多 。

　　1949年，毛泽东在入住北京双清别墅大约半年时间里，先后会见了张澜、李济深、黄炎培、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司徒美堂、陈叔通等人。毛泽东向众人就新政权的建设、新中国的建立，咨诹善道，察纳雅言；而众人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故研究者与之将后来召开的新政协相提并论：“香山议国是，政协商国是”。其间，周恩来、刘少奇等亦做了大量工作。——中共领袖与民主党派领袖联手写下了足以传诸后世的团结合作光辉篇章。

　　1949年以前，中共领袖和民主党派领袖，各自身处不同战线，因此，雁帛鲤素，电报和信件就成了交往的最常见形式。限于篇幅，仅举二三例。

　　自1927年武汉一别，及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宋庆龄再次相见，18年间，二人电函不断，互通声息，情谊不断增进和巩固。

　　毛泽东十分擅长和高度重视发挥电函作用。仅1936年3月至8月，毛泽东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亲自致函各党派、民主人士、学术师友、社会贤达共70多人，将共产党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主张昭告天下。

　　新中国成立后，电函仍然是毛泽东与民主党派领袖及无党派人士交往常用的一种形式。仅以1949年10月1日——1950年12月31日这一时段内的毛泽东与党内外“复信”为例。当时，作为全国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日理万机，宵衣旰食、夙夜匪懈；同时还心负丧子之痛。但就是这样，毛泽东给党内党外回复信件竟达140多封，其中，“复信”民主党派领导人宋庆龄、黄炎培、马叙伦、程潜、柳亚子、陈铭枢、李烛尘、罗隆基以及陈叔通及其他无党派人士就有134封之多。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通过这样的交往，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在道义上、政治上、经济上、物质上都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袖和民主党派领袖在交往中，双方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推心置腹，开诚布公，“肝胆冰雪，表里澄澈”——这难道不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历史由来吗？

　　那么，这种交往何以就成了多党合作的起始？试问：没有交往，哪来合作？在这种交往互动中，共产党彰显了领导力，赢得了真诚的朋友和真心的诤言；民主党派显示了自身价值，获得了前行的动力和奋斗的方向。

　　相遇、相识、相交、相知、相信、相助——这是中共领袖和民主党派领袖们交往的大致轨迹，而多党合作正是沿着这轨迹形成、发展、前进，从新民主主义时期进入社会主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