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多党合作的形成，领袖们的文化修养也起着极其重要作用；文化修养是一个比较空泛的大概念，具体言之，乃与文化修养孕育出的文史修养与礼仪修养分不开。

　　在中共领袖中，文史修养深厚者，最卓越的代表当首推毛泽东。毛泽东没有骄人的学历，只“读过五年半的师范”，但其学识之广博精深，一般学者难望其项背。以前，一些人对毛泽东的文化修养有些“腹诽”，以为毛泽东只是“故纸”看得多，殊不知，毛泽东在20多岁时就已经博览群书，“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亚当·斯密、达尔文、赫胥黎、孟德斯鸠、伏尔泰的著作亦曾深研。“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在延安，他向斯诺询问一些关于英国工党的问题，竟然使斯诺很快就答不上来了。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有这样的文字：“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一句话，毛泽东有着渊博的中西文化知识。所以，文史修养是毛泽东文化修养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

　　1945年9月2日，毛泽东再顾特园，鲜英做东。席间，张澜举杯敬毛泽东，引用李白诗句：“会须一饮三百杯！”；毛泽东也举杯相邀，陶潜的诗句脱口而出：“且欢共此饮！”也是在重庆，毛泽东会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人王昆仑、屈武、侯外庐等人。当王昆仑谈到《红楼梦》时，毛泽东也开怀畅谈，旁征博引，从《红楼梦》讲到《西游记》，讲的是古册史籍，以古喻今，妙语连珠，在场的人听得入了迷，忘记了时辰，无不为之感佩。须知，这些人多具北大学历，侯外庐还是著名史学家。沉浸醲郁，含英咀华。深厚的文史修养，毛泽东那支“开天辟地的神手”之笔就是佐证。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发表气势磅礴的文章《民众大联合》，学贯中西的胡适读后，夸奖是“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众所周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发表的《沁园春·雪》，轰动海内，使多少文人骚客发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喟叹。毛泽东逝世二十多年后，中国台湾学者陈永发有这样的评价：“他的文章不论是气势之豪迈，还是用语之生动，均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对文史掌故乡间俚语之熟悉，信手拈来，自然活泼，在近现代政治人物中确实难有匹敌。”若非文史修养极深厚，焉能如此？

　　民主党派领袖与无党派人士，有的进士出身（如沈钧儒、张元济、陈叔通——张、陈二人曾为翰林），有的是举人（如黄炎培）或秀才（如张澜），有的著作等身（如马叙伦），八斗五车，贤才俊彦。毋庸讳言，其中恃才傲物者（如柳亚子）亦有之。但为什么对毛泽东心悦诚服，甘愿“归如流水”，紧随“义纛所趋”，除了毛泽东的政治修养无人企及外，其深厚的文史修养也是一大原因：双方都是“学《诗》”之“会人”，焉无共同语言？

　　山川之秀，钟于人物。深厚的文史修养，陶冶出良好的礼仪修养。

　　《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饶有趣味地描写了毛泽东“扪虱而谈”的场景，以为毛泽东是不拘礼节之人，但他没有看到以下事实：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6人造访延安，毛泽东率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30位“中共大员”亲到机场迎接，礼节之隆重，实为“扫榻以待”之举，大有倒屣握发之风。

　　又一事实可见领袖们的礼仪修养：1945年8月28日，时年52岁不到的毛泽东乘机抵渝，时年73岁的张澜与时年67岁的黄炎培冒着酷暑赶赴机场迎候。毛泽东与迎接之人一一握手，答礼道：“很感谢！”他在人群中发现张澜，不待乔冠华介绍，绕过去亲切地拉住张澜的手久久不放，真诚地说：“大热天气，你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周恩来忙来与张澜握手，互道阔别；中共重要领导人“王若飞也对张澜执礼甚恭”。张澜对毛泽东也十分敬重，毛泽东顾特园时，只要张澜在彼，必恭候迎之。

　　1949年4月，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会见各民主党派领袖和无党派人士，其表现出的礼仪修养更是叫人叹为观止：他先后接待了张澜、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等人。毛泽东对他们十分尊敬，亲切相待，每次老先生到了，他都出门相迎，亲自搀扶下车、上台阶。以往不太爱修边幅的毛泽东，甚至连自己的衣着也要讲究一番，他说，这是对老先生的尊重。“坐轿”“候轿”的礼仪更是绝无仅有：对时年八十有二而又体弱多病的司徒美堂，毛泽东要求工作人员把老人用轿子抬上山来。毛泽东在大门口等着，见到司徒美堂，连忙上前搀扶，他在左侧，警卫战士在右侧，一直扶着走到会客室。不惟去双清别墅如此，新中国成立前后，司徒美堂还多次享受坐“轿子”的待遇。新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交代大会秘书处特制一把藤椅，由工作人员抬他进入会场。其他诸贤也有如此礼遇：开国大典当天，张澜、何香凝等人也是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的。

　　尽管毛泽东是人民领袖，但有人总喜欢用古时帝王未“登基”时总是要“礼贤下士”的眼光来看毛泽东，其实大谬不然。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对民主人士礼仪备至，社会主义时期也一如既往，今略举二三例：1949年10月9日，全国政协一次会议结束后，对张元济，毛泽东亲自“送于门外”；1950年4月2日，应教育部长马叙伦要求为《人民教育》创刊号题词，他在复信中非常谦虚地说：“示悉。遵嘱写了几个字，是否可用请酌。”1952年，在中南海，毛泽东亲自为“上司”程潜划船（之前，同柳亚子泛舟昆明湖，毛泽东亦亲操船桨，致“汗珠流面”）。可见，毛泽东的“礼贤下士”是一以贯之从未稍减的。

　　毛泽东的礼仪修养还反映在他的书信中。毛泽东的书信，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先生”的最多，也有呼对方为“兄”自称为“弟”的。如“五一”口号发布次日，毛泽东致信李济深和沈钧儒，就称二人为“先生”，信中还四次称两人为“兄”，自称为“弟”：“任潮、衡山两先生”，“想二兄必有同感”，“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兹托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在给马叙伦的复信中，也称其为先生，不仅如此，而且在给他人指示时也称马叙伦“马先生”。

　　至于周恩来，其接人待物的礼仪修养也可为“士则”“世范”。如果硬要用古人的话来形容，则“先生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诚贯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是比较合适的。

　　原民建中央主席胡厥文说：在许多年的交往中，从来没有听到他对党外朋友指手画脚。他坚定的信念，明澈的思想，宽阔的胸怀，巧妙的论对和模范的行动，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为之折服。原致公党主席黄鼎臣说：周恩来具有虚怀若谷的儒雅气质，谦虚诚恳，接人待物彬彬有礼。一位党史专家这样评价周恩来；教养和魅力兼备，具有仁爱之心，善解人意，大爱为民。周恩来的魅力与他的教养分不开，而他的教养突出表现在对他人的尊重和关怀。在许多外国人眼中，他是一位受到中国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熏陶的领导人。

　　中共第一代领袖的礼仪风范，也使整个共产党干部队伍“礼贤下士”蔚然成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响应“五一”口号北上，无论到达哪个解放区，都有“返乡归里”之感。叶圣陶、柳亚子、宋云彬等人在日记中写到：到青州，“当局为余等筹备卧车一节，头等车一节。”“足见招待之周到也”；青州的党政军首长都“在站迎候”。“侍应员之服务亲切而周到，亦非以往所能想像。”“招待我人如此隆重，款以彼所从不享用之物品与设备，”“服用至舒适，为夙所未享。”共产党人待人处事之态度，“其言至亲切，余极为满意。”共产党干部、叶圣陶老朋友曹葆华，“谦和朴实，大有延安风度”。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为什么对民主党派领袖如此竭尽礼节之仪？这不仅是“序齿不序官”，因为他们是“人中麟凤”，是“三不能”之“大丈夫”，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君子，是具有“横渠四为”之志士，更因为他们在“第二条战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民主党派的领袖们为什么带领自己的政党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既是因为毛泽东是一位“旋乾转坤，与民更始；开物成务，示我周行”的人民领袖，也是因为共产党领袖的礼仪修养是“诚于中行于外”。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正是这样的礼仪，叶圣陶写到，“皆希望中共作得美好，为新中国立不拔之基”；正是这样的礼仪，使得一位民主人士如是说：“共产党待我如国士，我也当以国士报之。”他们的话，应该也是所有民主党派领袖的心声。

　　综上：第一代中共领袖和第一代民主党派领袖的交往，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人之相敬，敬于德；人之相交，交于情；人之相随，随于义；人之相信，信于诚；人之相处，处于礼；人之相知，知于心”。因此，这样的交往、这样的修养，为多党合作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友谊基础、感情基础，自然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第一代领袖们先后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留下的胜迹，将永远光耀祖国大地，成为后人（不仅仅是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珍藏和珍视的宝贵财富；他们亲手开创的多党合作，历久弥坚，为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不断建功立业；他们奠基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断完善，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空前严峻的国际形势，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第一代领袖们在交往中表现出的个人修养，永远值得我们崇敬和学习。作为参政党成员，我们要坚守初心：忠于国家和人民，矢志不渝地拥护和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始终“在正道上行”；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要加强政治修养，增强政治信念的坚定性、政治立场的原则性、政治鉴别的敏锐性、政治忠诚的可靠性；我们要继承和学习民族的优良传统，不断改善自身知识结构，提高自身修养水平，善于结识和广泛团结更多朋友，为壮大统一战线作贡献；我们要做好中国共产党“知无不言的挚友、过失相规的诤友、亲密无间的良友”，努力履行好参政党成员应尽的职责，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习近平提出的“四新”厚望。

　　（作者唐明远系民进四川省委参政党理论研究会会长，民进成都市委会原副主委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