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生于1956年10月1日。尽管那时候新中国还刚成立7年，还很贫穷弱小，家人仍是欢天喜地地为父亲取名为“国庆”，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新中国了，他们再也不用受到外国列强的欺凌了，他们已经翻身当家做主人了，这，于尚不能吃饱穿暖的他们来说，已然是最值得庆祝的事。

　　和他们那一代绝大多数人的求学经历一样，父亲的求学之路是非常坎坷的。他们那一代人，用母亲的话来说，能让孩子在三年自然灾害后活下来已是非常不易，能供孩子上学读书的更没多少人家。关于父亲求学的经历，有许多的小故事，说来也有些心酸。小时候，因为家里穷，父亲自然是没法上学的，要上山下地干农活，年幼的他只能边干活边偷偷地到乡下的学堂听课，常常在外忙一天，晚上在忽明忽暗的煤油灯下自学，条件异常的艰苦。为了能看些书，小小年纪的父亲就壮起胆去村里的“右派”、“地主”家去借，为此还被认为“没有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而被严厉批评。即使这样，父亲也是凭着顽强的意志，磕磕绊绊地读到了高中毕业。

　　虽然，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但这个国家也确实是建立在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旧躯体之上，基础薄弱得不能再薄弱了。虽然，在父亲能上学的阶段，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基本恢复，国家也规定了人民公社管理的中小学教育经费由县级财政负担，同时也收取一定的学杂费。但贫弱国家的县能有多少财政？又能有多少家庭负担得起一个甚至多个孩子的学杂费？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坚持求学之路的可能更多依靠的是自己对知识渴求的强大内驱力吧。确实，能够使一个大国站起来，已经是竭尽全力，在教育方面，能够给予的也已然倾其所有。

　　高中毕业的父亲在农村务农的同时，先后担任了村里的小学民办教师和公社的高中民办教师，而由于国家当时处于特定的历史阶段，他的求学之路也被中止，只能以自学为主。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之后，欣喜若狂的父亲明白自己求学的机会又到了，于是报名参加了考试，尽管后来考得高分的他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进入大学深造，但国家对于教育的重视使他获得了到湖南教育学院函授的机会。1980年，他又在有关部门和好心人的帮助下进入岳阳师范学院就读，再一次踏上他梦寐以求的求学之路。

　　是的，经过三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国家也已经强大不少，经济不断进步，国家实力也是越来越强。自然，稍微富裕了一些的国家在教育领域就有了切实行动，仅在教师的培养方面，就下发了不少文件，提出“要尽快建立和健全省、地、县、社和学校的师资培训网”“经过有计划的培训，使现有文化业务水平较低的小学教师大多数达到中师毕业程度”等政策要求。父亲也是乘着政策的东风，再次踏上自己的求学之路的。孜孜以求的父亲也验证了“读书改变命运”这句朴素的话，一步步实现了由民办教师到公办教师、由中小学教师到中师教师、由人民教师到国家公务员的身份转变，不变的是，他一直坚持学习、坚持写作。

　　1977年，求学未果的父亲也得到了生活的另一番馈赠，那就是我的降生，同样，父母也是满心欢喜，为我取名“幸华”，这个名字意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非常幸福的”。几年以后，我的求学之路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是1983年进入小学的，当时，生活在农村的我在进入小学之前甚至还接受了一年的学前教育，那时叫“红孩子班”。村小是我童年抹不去的记忆，附近几个村庄的同龄人都在同一所学校读书，几乎没有不去上学的小伙伴，所以，小伙伴们的生活都是同步的，早上背着书包一起上学，放学后一起在村庄里面东家串西家，周末则是帮家里干干家务活或农活，闲时就聚在一起玩。无忧无虑，大约就是说的那时候的我们吧。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祖国经济实力更加增强，对教育的投入也是进一步加大；人民的生活也随之步步高升，没有人家需要孩子帮家里干活了，而那点学费也是不在话下的，将未成年小孩送到村小读书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到了1986年，国家更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我国的适龄儿童必须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且所有的费用均由国家承担。想必那时，所有的小孩都至少有一所学校、一间教室、一套课桌椅安放他们的童年吧。

　　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学习中匆匆而过。1995年，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回想起来，当时的我根本没想到自己能考大学、能考上大学，因为，考大学，太难了！周围的同学大多初中毕业去了中专或职高，奔着考大学而去读高中的也大多未能进入高等教育系统，即使进入高等教育系统的同学也大多去了专科。1995年已是我国改革开放后近20年了，改革开放给国家带来的经济发展时飞速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是惊喜的。那时候，读书几乎成了每个孩子的必走之路，父母们对于教育的态度也日渐重视，这一切基于一个前提，国家对于教育的大投入和政策引导国民观念的转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我国对高等教育的有限投入，当时的高等教育还处于精英阶段，毛入学率非常低，这也是当时大学如此难考的最重要原因。

　　2006年，我考上硕士研究生，并开启了边工作边读书的生活。回想起来，促使我考上研究生的重要原因是国家和社会对学历的日趋重视以及工作的需要，当时，在高校已经有一份安稳管理职位的我忽然发现身边好多同事都是研究生毕业了，于是深感“本科生不好混了”的我立马捡起书本，挑灯夜读，考上了湘潭大学的研究生。后来，从事教育研究的我也知道了，高等教育有一个从“精英到大众到普及”的阶段发展历程，该理论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的阶段称为精英阶段，在15%-50%之间的阶段称为大众阶段，在50%以上的阶段称为普及阶段。而这些数字的变化都是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不断加大投入的结果。2006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在1998年的扩招后进入大众阶段了，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不断增长，这大约也是我感到危机的原因吧。但这一年，我更大的收获不是考上了研究生，而生下了我的第一个女儿。

　　2012年，我记得，当时的QQ还是我们的第一大社交软件，那年的9月1日，我发了一条QQ说说：“我和宝贝同一年入学”。嗯，你猜对了，那年我进入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女儿进入小学开始接受义务教育。那时，我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刚刚颁布实施，在义务教育领域，我们听到最多的应该是“均衡”一词。这短短的两个字，背后却是我国310194（2012年数据）所义务教育学校的县域内基本均衡，想想，这是国家多大的投入？而那时，也正值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并在教育教学中不断深入融合的时期，起步便在岳阳市中心城区一所小学的女儿对于快乐学习的定义已然完全不是我进入小学时的定义了。美丽的校园、有理念的校长、优秀的教师、精心的课程设计、信息化教学设备、无限的网络学习空间、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设备先进的活动室等等才是她们这时快乐学习的来源。

　　现在，尽管终身教育早已成为我的理念，但不可否认，我的在校学习生活已经结束，而大女儿也跨入了一个重要的学习阶段——高中，还有我那2019年才出生的小女儿也将步入学前教育阶段。回顾我们一家三代的求学经历，是从父亲要自己解决读书问题，到国家保证我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且有较小的几率接受高等教育，到国家保证我女儿接受优质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且将来有较大的几率接受高等教育（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1.6%）的历程。这一历程也正是我国教育从难上学到有学上到上好学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已经走了几十年，并将继续沿着越来越好的方向一直走下去。

　　祖国在成长，我们也是。

　　作者隋幸华，北京大学博士，湖南理工学院讲师，民进岳阳市委会副主委。作者父亲隋国庆，岳阳市原副市长、原民进中央委员、民进岳阳市委会原主委。作者女儿，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