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展开，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日益重要。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队伍逐渐壮大，据统计，包括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医疗卫生、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从1949年的6万人增加到1955年的约10万人，尽管如此，知识分子在数量上远不能满足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这就要求一方面尽快大量培养国家建设所需的各种人才，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发挥现有知识分子队伍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一向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早在1950年，毛泽东就提出要“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①1951年10月24日，他又提出，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阶段中，知识分子在思想认识上应该有个适应过程，知识分子应该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并强调这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②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具有极高的爱国热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信服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经过近六年的社会实践特别是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运动的洗礼，通过思想改造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积极投身国家的建设事业，以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才干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但是当时在知识分子工作中还存在某些问题，共产党内有些同志没有充分认识到现代科学文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对科技人才的重要性缺乏认识，甚至存在不尊重知识分子的严重宗派主义倾向，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有宁“左”勿右的思想，妨碍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深入贯彻。1954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文教、科技方面的统战工作也列为统战部门的工作重点。切实解决知识分子中的问题，已提到中共中央议事日程上来了。为了改进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协调同党外知识分子的关系，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决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成立了由周恩来负责的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进行会议的筹备。周恩来部署并直接组织对知识分子状况的调查工作，指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及有关部门，先期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中共中央。

　　民进对中共的号召十分重视，认真贯彻执行。1955年11月23日到12月5日，总部连续三次举行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在京的中央理事、总部各部门负责人及部分有代表性的高级知识分子出席，分别由马叙伦主席、周建人副主席主持。大家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向关怀和重视知识分子的团结改造，而目前形势的发展，为这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民进有责任协助党和政府深入了解知识分子生活、学习和工作等方面的情况。为此总部制定了调查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详细计划发往各地，要求在一个月之内，有重点有计划地对有代表性的会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等方面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王绍鏊、许广平、徐伯昕、雷洁琼等分赴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西安、武汉等地，深入基层，召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听取意见。北京市分会重点调查了中学教师的情况，他们邀请了20多所中学里有代表性的老年教师举行了三次座谈会；天津市分会重点调查了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两所高等院校教师的情况。其他分会也都进行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总部根据这些材料，整理成《中国民主促进会关于知识分子调查研究的综合材料》，于1956年初呈送中共中央和政府有关部门。《综合材料》包括存在问题和建议两大部分。在存在问题中所列举的对非党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人事安排问题、工资和福利待遇问题等，都有较大的普遍性。在建议部分，提出了应该加强对非党知识分子的信任,放手让他们工作,应尽量对口安排知识分子的工作让他们发挥特长,应适当提高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改善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等八条建议，这些建议十分中肯积极，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和好评。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关知识分子工作的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高度评价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知识分子发生的巨大变化，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今后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周总理严肃批评了共产党内存在的排斥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此，他提出：“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毛泽东的这一号召为全国人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也对我国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再次阐述了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一贯立场和政策，并指出：当前的知识分子问题，就是中国现有的知识分子无论在数量方面、在业务水平方面、在政治觉悟方面，都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急速发展的需要；而政府若干部门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还有某些不合理现象，又在不同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力量的充分发挥，这就需要我们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改进。为此，他提出：“第一，应该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知识分子给以应有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放手地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待遇，使他们能够集中主要精力于自己的业务。”他还指出，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对于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具有极大的意义，他希望：“知识分子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自我教育的方法，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业务的实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这样三个互相联系的途径，逐步地成长为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③

　　周总理的报告使全体与会委员受到极大鞭策和鼓舞。出席会议的民进同志积极参加讨论，发表意见，把自己考察和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反映到会议上，增强了说服力。周建人在全体会议上发言，表示完全拥护周恩来同志的政治报告，并代表民进全体同志重申：“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这样才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知识分子深切的期待！”

　　为贯彻落实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精神，推动全体会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进一步协助党和政府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民进总部于1956年2月9日召开了中央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交流和总结会员进行自我思想改造的体会和经验，周建人副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更多更好地贡献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民进的根本任务，从这个根本任务出发，全会各级组织当前的中心工作就是：进一步团结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帮助他们逐步地把自己改造成为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提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一切力量。

　　会议通过了《关于拥护和贯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决议〉的决议》，强调全会要进一步认真贯彻知识分子的政策，协助党和政府做好知识分子工作；要尽力鼓励、帮助会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继续通过社会实践、业务实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提高社会主义觉悟，逐步地把自己改造成为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

　　《决议》下发之后，各地分会认真贯彻执行。上海市委会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在代课教师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就及时整理出《关于代课教师的问题和意见》，经总部转送国家教育部。教育部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反映的情况是应该注意的”，要求有关司局“迅速设法解决”。这事在上海的代课教师中引起很大反响。各级组织还通过细致的工作，帮助自我改造较慢的同志转变。天津民进对一位被认为是后进的老教师进行耐心帮助，使他很受感动，后来在各方面都有积极表现，并加入了民进组织。他激动地表示要把自己的余年整个地献给人民教育事业。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在论述党和非党的关系时，不赞成苏联共产党的一党制，坚持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合作的方针，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在讲话中生动地比喻说：“我们的方针是要把民主党派、资产阶级都调动起来。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是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弄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

　　1956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言，他指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同存在，互相监督，首先是对共产党起监督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提出，同时就是再一次地宣告，同党外人士实行合作，是共产党的一条‘固定不移’和‘永远不变’的原则。”

　　1956年9月，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在今后我们“应当采取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写入大会决议，要求共产党各级组织“必须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并且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级政协机构的作用。”④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而提出的，它正确地反映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也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和需要。它的提出，明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实行亲密合作，是共产党的一条“固定不移”和“永远不变”的原则，充分表达了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诚恳意愿。实行这一方针，可以使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团结和帮助各民主党派发挥他们的作用，也可以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发展和完善。这一方针的提出，也使全体民进会员受到极大鼓舞。同志们纷纷表示，这是共产党对我们民主党派的极大信任，同时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贯彻这一方针，对民主党派来说，必须加强思想改造，提高每个成员的政治觉悟，同时也要求共产党走群众路线，接受民主党派和群众的监督。

　　各地分会采取多种形式如召开座谈会、举办演讲会、组织宣讲队到群众中进行宣讲等，表示热烈拥护，并在实践中努力贯彻执行。民进杭州市委会在学习这一方针时向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提出建议，希望党委在宣传这一方针时要落实到单位党支部，使民主党派能在单位党支部的领导下，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认真听取了民进的意见。总部还针对学习中反映出的一些认识问题，请领导人撰写文章或在会刊上登载辅导学习材料，帮助会员澄清模糊认识，从而提高广大成员的思想觉悟。

　　①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②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1951年10月24日。

　　③《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3月，第186页。

　　④《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56年10月，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