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积极投身第二条战线斗争的同时，民进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十分注重理论学习和及时总结经验，从而加深对中国社会变革的现状和走向的认识和理解，明确自己的前进方向，制定适当的行动方针策略，带领会员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

　　参加第一次中间路线的论战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共和谈大门彻底关闭，和平的希望渺茫，反动独裁的阴霾又一次笼罩在渴望和平与安宁的中国人民的头上。曾以第三方面姿态出现的各民主党派不得不面对现实，思考今后何去何从的问题,于是“中间路线”的思想出现了。围绕中间路线，民主力量内部发生了一场深刻的讨论。这场讨论涉及面很广，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都发表了意见，民进、民盟、民建等党派还在内部开展讨论，一些中间阶层的民主人士也参加了讨论。之所以称作第一次中间路线的论战，是因为在1948年所谓“新的第三势力”又在美蒋扶植下，挑起了一场新的关于“中间路线”的大讨论。这就是民主党派关于“中间路线”问题的第二次大讨论。与第一次不同，这次讨论是发生在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御用文人和学者之间，是各民主党派以统一的姿态对所谓“新的第三势力”的政治阴谋的一次揭露。

　　中间路线有其历史渊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人提出“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是中间路线观点在中国最早的出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中的邓演达，一方面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政权，另一方面也不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中间路线观点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抗日战争中后期，一批爱国民主人士一方面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政策，另一方面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学说，不赞成将来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幻想建立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抗战胜利后第一次中间路线大讨论的缘起，是由于1946年12月22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提出，在目前局势下，“第三方面的立场‘没有中立，只有是非’”。以此为开端，以评判第三方面的各民主党派的立场为中心话题，许多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纷纷发表言论，各陈己见。

　　12月24日，《文汇报》发表民建会常务理事施复亮的文章《中立、调和与中间派》，首先对先前《文汇报》发表的社论进行回复。文章认为国共两党都离开了政协路线，内战才会爆发。在谁也无法消灭对方的前提下，只有“以拥护政协决议为当前的最高任务”，即坚持以政协决议为准绳的“中间路线”，才能挽救时局。1947年3月14日，施复亮又在新创刊的《时与文》上发表《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他提出，政协的路线在本质上是一种“中间性的或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为了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避免内战的继续进行，我们应该回到“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上来，因为只有它才是唯一“正确而且可能的道路”。为此，他希望中间阶层及中间党派团结起来结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以造成国共之间“举足轻重的地位”。①

　　施复亮两篇文章的发表在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人士中产生较大的反响，因为它首先提出了一个各民主党派的定位和价值取向问题，即各民主党派是国共外的第三方面力量，各民主党派走的路应该是有别于现在国共之外的路。许多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人士纷纷就此或发表谈话，或撰写文章，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于是，在爱国民主力量中间引起了争论，争论的实质，就是中国的革命应当由谁来领导，爱国民主力量应该依附于谁。

　　马叙伦首先对施复亮作出反应。1947年1月，马叙伦发表题为《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的文章，对“第三方面”和“中间路线”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首先指出，“第三方面”在本质上是不存在的。他说，现在“只有反民主的政府和民主的民众两方面，不能有第三方面”，“再有第三方面，就是帮反民主的忙的奸细，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再愿意再有这种事实出现。而且不愿在民主斗争里再听到这个名词”。他强调指出，中国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已经“没有调停两可的余地，只有勇往直前，以斗争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民主统一阵线，团结全国民主力量”，来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我希望第三方面这个名词，跟着过去的事实而过去，不让它再为民主斗争的障碍。”②马叙伦明确提出了中国不存在也不能存在所谓的第三方面，中间力量只能依附于民主或反民主阵营的一方；他并旗帜鲜明地表示，爱国民主力量只有与共产党站在同一条战线，才能有自己光明的前途。

　　民进理事李平心于3月21日至4月9日在上海《文汇报》连载《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兼与施复亮先生商榷“中间派的政治路线”问题》的长篇文章，指出，提出中间的政治路线，“在理论上极易模糊群众的政治路线，教大家更迷惘，更困惑，并易于限制徬徨分子的进步的可能性”，同时它还会“涣散民主力量，使第三方面由歧途而走向孤立”，因此我们“不能不警惕”。他强调说，在民主与反民主对垒分明的今天，只有加紧组成全国规模的民主联合阵线才是我们争取民主斗争胜利的唯一出路。

　　马叙伦、李平心的两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赞同。许多党派的代表人物和有影响的人士纷纷撰文发表意见，表示拥护。通过讨论，意见得到了基本统一，即政协路线不能成为“第三方面的中间路线”，第三方面只有赞成支持共产党的革命路线，向中共革命路线一边倒，继续与他们亲密合作才是正确的出路。③4月11日和13日，施复亮分别发表《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再论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兼答平心先生》，已经部分地接受了批评意见并表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

　　时至1947年5月，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各民主党派的压迫和打击。10月份，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至此，这项持续半年之久的大讨论无法也不能进行下去——残酷的事实与讨论的结局都已经证明了所谓“中间路线”的失败。

　　这场讨论在本质上是第二条战线上的爱国民主力量在革命关键时刻何去何从的一场大辩论，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首先，通过讨论，使爱国民主力量明确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包括中间阶级及各党派根本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从而为民主力量实现与中共全面的公开的合作做了必要的充分的思想准备。其次，这场讨论使民主阵线的广大人士受到了一次普遍的教育，加强了在赞同中共革命路线基础上的团结，扩大和巩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同时这场讨论也是民主阵营内部左中右不同政治分野的一次交锋，通过交锋，左翼力量取得了胜利，中间分子受到了教育并转向了左翼，右翼势力也发生了分化，从而有利于民主党派追上时代的潮流。马叙伦、李平心的两篇文章，对这场“中间路线”讨论的深入进行和最后取得圆满结果，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第五次会员大会

　　在参加“中间路线”大讨论的同时，1947年2月9日，民进召开了第五次会员大会。由于环境恶劣，出席这次会议的会员仅39人，不到全体会员的五分之二。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周建人、严景耀、徐伯昕、朱绍文、李平心、柯灵、谢仁冰等出席了会议。陈巳生任大会主席。王绍鏊代表第一届理事会向大会作会务报告。他首先说明自“六二三”上海人民推举九代表赴京呼吁和平，举行反内战大游行后，“政府对于民主运动之压迫加剧，本会及团联（即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进行工作自增困难”，本应召开的会员大会屡次准备皆受阻无法召开。这次得到马寅初先生帮助才得以召开，但终因环境险恶，会员不能全部参加。所幸理事会工作不曾间断。接着他全面总结了自上次大会之后理事会在组织和行动方面所开展的工作。

　　严景耀、马叙伦分别向大会作了国际和国内形势报告。严景耀指出，就整个国际形势来说，无论从世界规模的两条阵线的斗争，或是从美帝国主义者与中国反动势力的关系变化看，对于中国人民的新民主解放运动是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条件的。中国人民应把握住这一有利时机和这种有利条件，加强自身的团结，勇敢地向着新民主解放的道路迈进。马叙伦在国内形势的报告中指出，由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中国国内的形势已经处于非常时刻。他指出当前“我国经济矛盾百出，工商业与农业之危机日趋严重，已面临总崩溃之境地。”他分析说，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1.外货的倾销，直接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业，使整个国家经济走向殖民地化；2.通货膨胀，政府之支出75%至80%为军费，以致通货膨胀更恶性化了；3.官僚资本的发展，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利用特权来和基础脆弱的民营事业竞争，结果就是民族工业的被并吞和破产。马叙伦指出，经济危机是与民族危机、政治危机分不开的，而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乎政治的腐败”。关于国内政治，马叙伦说，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斗争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民族独立与民族毁灭，民主和平与独裁内战”。他说，政协决议奠定了民主的法统，“走政协的路，就能实现民族独立、民主、和平，否则就是民族毁灭、独裁内战。”他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和平民主统一团结的政治立场，称赞共产党“始终坚持政协决议”，敢于和国民党进行正面的交锋斗争，是国民党“最不容易对付”的对手。马叙伦结合当时正在开展的“中间路线”的讨论，深刻指出，政协会议的第三方面在激剧变化的形势之下，现在已经分化。现在民主和反民主的阵营壁垒分明，斗争尖锐，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加紧开展民主运动，因为只有人民发挥出伟大力量的时候，反动派才不敢嚣张，政治才能澄清，民族经济也才有挽救的可能。马叙伦说，全国各地的民主团体在这严重关头应当团结一致，扩大组织，开展集体的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来主动地切实地执行政协决议，为创立和平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与会会员对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国际国内形势报告进行了认真讨论。大家对理事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一致同意马叙伦提出的以后一段时间的斗争方向和任务。

　　大会选举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周建人、陈巳生、李平心、徐伯昕、严景耀、朱绍文九人为理事，柯灵、郑振铎、蔡尚思、余之介、董秋斯为候补理事。因严景耀即将离沪，大会当即决议由柯灵替补为理事。

　　大会并讨论了今后民进的行动原则和自身建设问题，大会认为，由于环境恶劣，会员大会不易召集，理事会也不能常与会员联系，故以后活动分小组进行，由各理事分头召集，每月一次。大会要求理事会积极争取同仁意见，以为工作进行之依据，同时希望各同仁多贡献意见，以便通声气而利工作进行。大会还批准了理事会关于发展新会员以加强本会力量的提案。

　　2月28日，第二届理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推举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为常务理事，并通过了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任命谢仁冰为秘书处主任，宓逸群、黄国光为秘书；陈巳生为联络处主任，金孟为干事；李平心为宣传处主任；陈巳生兼任财务委员会主任；周建人为研究委员会主任；徐伯昕为出版委员会主任。

　　第五次会员大会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是在民进经过了一年多的实际斗争考验后召开的。这次会议总结了过去的斗争经验，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同时选出了新的领导，作出了发展新会员、进一步加强会内团结和联系以加强组织发展、扩大战斗力等重要决定，这对发展以后的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①以上引文见《中立、调和与中间派》，《文萃》第12、13期合刊；《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时与文》1947年3月14日创刊号。

　　②《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马叙伦政论文选》，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4月，第296-301页。

　　③《文汇报》1947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