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成立后，立即以积极战斗的姿态，投入到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卖国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

　　针砭旧政协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协会议在重庆召开。参加者有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无党派人士9人，共38人。召开这次会议是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时商定的。①当时社会上一些人对这次会议抱有很大希望，但民进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不经过同国民党的斗争和较量，国民党是不会轻易答应人民的要求的，因为它根本没有诚意。但是既然要开会，则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支持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尽可能使会议取得积极的成果。因此民进对这次会议采取了既冷静又积极的慎重态度。在会议召开之前，民进理事马叙伦、郑振铎、周建人、张凤举等就纷纷撰文，②表示对会议的关注和希望。他们指出，要取得会议成功，必须了解民意，尊重民意，应顺时代潮流，尤其是执政的国民党应当首先无条件地还政于民，实现民主政治。他们对这次会议由国民党蒋介石召集主持表示担心。马叙伦尖锐地指出，国民党对此次会议早已作了种种规定和限制，把其他与会代表当成客人，自己则以主人自居，这根本就不是平等协商，国民党的目的，是想让政治协商会议“做他的猫脚爪，借此叫中共放下武器，和赶快召集原有的国民大会来替他捧场，再借宪政的招牌保持一党专政的实权，仍还是挂羊头卖狗肉！”他说，为了使会议真正成功，首先就“必须把政治协商会议的地位变客人做主人，把它的性质也变做最高政权行使机构”，同时“揭出索政的鲜明旗帜”，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全民政府，商讨建国方案，如果这几件事不能在会议开始时就办到，那么会议应该“立刻停止”，“使全国更明了国民党无还政的诚意。”③当时国民党为孤立共产党，操纵会议，在代表名额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拉拢民盟的企图遭到失败后，更加紧了对社会贤达（即无党无派者代表）的收买和胁诱。马叙伦等对国民党的这一手早已看透，他们在文章中大声呼吁参加政协会议的无党无派者代表：“你们做了四万万多无党无派的我们的代表，你们应当服从我们的意志，把我们的意志做你们应付的标准”，我们的意志就是“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体”，“要立刻取消一党专政”；他们并告诫说，诸位代表“切不可胡乱作左右袒，切不可作执中无权的子墨”，一定要认清形势，掂量肩上的担子，“不要让他（指国民党）再拖延了。”④马叙伦、郑振铎、周建人等人所造的舆论，对共产党在政协会议上同国民党进行斗争是有力的支持。

　　1月l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当天，民进在上海也召开会议，专门研讨对政治协商会议的立场态度。11日，民进发表《给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公开表明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希望和要求。《建议书》指出，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已不是国共（两党）的协商会议，而是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的全国人民代表的协商会议”，“责任实很重大”，民进希望这次会议“一定更是挽回危机打开僵局的会议，一定更是解决一党专政，奠定民主政治，捩转整个中华民国历史的革命会议”，为此民进呼吁全国人民“运用一切力量，来促其成功”，以此为契机，“产生一个崭新的真正民主的中华民国”。为达此目标，民进“以人民的立场”，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组织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政治协商会议代行正式最高权力机构职权,原有国民大会代表应宣布无效、重行选举，修改“五五宪章”，⑤绝对保障人民一切自由，各党党费应由各党自行负担，发展民主化的经济等七项具体建议。

　　1月21日，民进又与上海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中等教育研究会等团体联名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立即停止内战、国大代表必须重选等四项建议。在此期间，民进主要领导人马叙伦等，继续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蒋介石在会议中耍弄的花招，鼓励参加会议的其他党派团体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坚持原则团结战斗，争取会议的成功。⑥

　　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爱国党派、爱国人士的努力和斗争下，会议最后取得了一定成果。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关于改组政府的协议等五项协议。按照政协决议，真正的国民大会应当是在全面停战的和平条件下，由改组后的民主联合政府召开。

　　对此马叙伦等也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指出会议“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虽然有了成果，但是和我们的希望距离还远”，他们特别提醒全国人民，目前“民主基础人权的自由还是不曾兑现，特务还是不断地表示他们工作的紧张，我们不能不怀疑到国民党还有什么法宝作最后挣扎”，因此民主运动的责任“不但不曾解除，而且加重了”；他们还尖锐地指出，现在人民需要的不是宣言，“要的是实践，要的是事实”，“为政不在多言，惟力行如何”，因此强烈要求国民党拿出实际行动来，呼吁全国人民监督国民党不折不扣地执行诺言和决议。⑦

　　但是，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顽固立场不变，使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成了一纸空文。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集团在南京单方面召开了“国民大会”，遂使政协解体。

　　较场口事件

　　1946年2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墨迹未干，在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地重庆，就发生了国民党特务殴打爱国民主人士和群众的“较场口事件”。这个事件证明，中国民主促进会对政治协商会议的看法是正确的：国民党对会议没有诚意，他们不想兑现自己的诺言和签订的决议。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为庆祝政协会议的成功，促使五项决议贯彻实施，2月2日，由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等19个团体发起，决定于2月10日上午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并邀请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为总指挥，推选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章乃器等20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

　　2月10日晨，当参加大会的群众团体陆续进入会场时，由中统特务组织秘密拼凑的另外一个所谓“主席团”成员吴人初（重庆市工会理事长）、刘野樵（重庆市农会常务理事）、周德侯（重庆市商会理事）等登上了主席台。会场两侧布满了特务打手。周德侯叫嚷要刘野樵当执行主席，并悍然宣布开会。李公朴、施复亮上前阻拦遭到毒打。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马寅初等和新闻记者及劳协会员60余人也被打伤。这就是“较场口血案”。正当暴徒、特务行凶的时候，周恩来、冯玉祥等赶到。于是特务暴徒遂四散而去。当晚，政协各方代表举行紧急会议，推举周恩来等四名代表向蒋介石当面交涉，并带去周恩来、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联名写给蒋介石的抗议信，信中，对国民党暴徒行径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这件血案引起了海内外极大的震惊。

　　消息传到上海，民进领导人立即发表了《民权到底有保障没有？》《重庆有我们的中央政府吗？》《惩办暴徒与防止日本法西斯“卷土重来”》《对于较场口惨案再说几句》等文章，严厉谴责国民党政府的暴行，同时指出，通过这一事件，“也可以明白：白纸上写的黑字是没有什么用的。‘和平建国纲领’的实施，必须由我们国民们的力量来督促之，必须由我们国民们自己的力量来奋斗，来求其实现的”，“现在离‘成功’还甚远，黑暗的势力，在阻碍着‘和平统一团结民主’的发展”，“我们要保障民权，恐怕非经过一番大大的奋斗不可，非联合一切开明的力量来共同奋斗不可！”⑧民进并联合民建、民盟上海支盟、救国会上海分会和上海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40多人紧急集会，通电全国慰问受伤诸公，要求国民党政府严惩凶手。

　　2月l7日，由民进和民建、民盟上海支盟、救国会上海分会、小教联、妇女联谊会等40余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政协代表、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沈钧儒茶会，通过联名宣言，要求政府立即实现政协会议决议案及四项诺言，电慰“较场口事件”受伤诸先生及严惩凶犯等。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这次会议还一致决定发起组织中国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上海分会，并公推民进为召集人。

　　“较场口血案”后不久，国民党召开了二中全会，终于亮出了全面反对政协决议的黑旗。他们鼓噪“政协决议的通过是国民党的失败”，“是党国自杀”，叫嚷“不能把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蒋介石也扬言对政协决议要“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公开叫嚣要破坏和撕毁政协决议。针对这一严重情况，马叙伦连续发表了《写在国民党二中全会期内》《国民党二中全会闭幕后》和《当前一个严重问题》等三篇文章，愤怒指出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是要使全国人民“再流一次政治血”，其结果必然是被“时代轮子辗坏！”

　　为争取民主连续进击

　　在上海各界爱国民主运动的大潮中，民进组织以昂扬的斗志和大无畏的气概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揭露其伪装民主的真面目。

　　组织玉佛寺公祭。1946年1月13日，上海各界一万多群众在玉佛寺公祭“一二·一”昆明惨案中遇难的于再烈士，民进以组织名义参加，常务理事马叙伦、王绍鏊、陈巳生及郑振铎、许广平、林汉达等到会。当天，七千名大中学生及各界民众共计万余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位于江宁路安远路口的玉佛寺，参加了在大雄宝殿前庭园中举办的悼念活动。惨案发生后，于再烈士的胞妹于庚梅打算在玉佛寺为胞兄做一堂超度祭奠佛事。中共上海地下党决定全力支持于庚梅为烈士举办悼念活动，扩大祭奠规模，把家祭与公祭结合起来。当日8点多，公祭开始。主祭团由享有崇高威望的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沙千里、郑振铎、许广平、仲华寿等7位著名人士组成，马叙伦担任主祭。于庚梅女士介绍了于再烈士的生平和遇难经过，马叙伦先生宣读了祭文，柳亚子先生代表上海人民向烈士敬献花圈。马叙伦、林汉达、许广平和上海各界代表相继发表讲演，愤怒声讨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公祭大会一致通过了给蒋介石和正在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电报，提出“严惩昆明惨案主凶、保障人民自由”等八项要求。公祭大会结束后一万余众举行了示威游行。这一场别开生面的万人公祭大会，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对唤醒民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后，马叙伦参加了于再纪念委员会，亲自编辑出版《“一二·一”民主运动纪念集》。

　　支持上海大中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2月1日，马叙伦、周建人参加上海大中学生声援南京临时大学被捕同学大会，并发表演讲，支持学生运动。2月16日，上海大中学生联合会在天蟾舞台举行捐募助学金联欢大会，许广平、林汉达应邀参加，林汉达在会上发表演讲；马叙伦、周建人在《文汇报》撰文，支持助学运动。3月9日，马叙伦应邀参加上海临时大学学生联欢会，发表《东北问题之我见》的演说，指出所谓东北问题乃是中国政治制度不民主的产物。

　　抗议国民党反动当局屠杀进步青年。年初，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不得已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但在《停战令》生效的第二天（1月11日）清晨，驻守南通的国民党军队就对苏中解放区南线前沿的如皋白蒲镇发动突然袭击并侵占了白蒲镇，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白蒲事件”。3月18日，南通文艺协会、省立南通中学、南通女子师范等，为欢迎军调小组到南通，举行集会，为了表达反对内战，期盼和平的心声，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动当局对此极为恐慌，策划了屠杀进步青年的阴谋，8位南通青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次屠杀被称为“南通惨案”。民进为“南通惨案”发表宣言，并参加由上海各界组成的“南通惨案后援会”。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等还参加了南通惨案报告会。马叙伦在会上指出，在当今社会上，争取民主就要准备付出血的代价，“我今天在这里讲话，就准备会后出不了大门”。民进领导人还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抗议国民党特务又一次制造血案。

　　揭露伪装民主的上海市参议会议员选举。3月下旬，国民党当局为伪装民主，宣布进行有条件限制的上海市参议会议员选举。民进发表了《反对不合民主的上海市参议会宣言》。马叙伦、周建人、郑振铎等人也发表《反对不民主的上海市参议会》《不要包办的市参议会》《我们要求民主的选举》等文章。

　　支持上海工人运动。4月11日，上海第四区电力工会成立，林汉达应邀参加成立大会；12日，马叙伦、林汉达等应邀参加上海美商电话局产业工会成立大会；13日，马叙伦、林汉达又应邀参加上海百货工会成立大会。

　　吊唁“四八”遇难烈士。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等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参加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后，与叶挺、邓发等一起乘坐美式运输飞机返回延安。因气候恶劣，飞机迷失方向，于下午2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遇雾撞山，机上17人全部遇难。4月17日，民进理事会发唁电凭吊“四八”遇难的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烈士。

　　支持中小学教师请愿活动。4月25日，为抗议物价飞涨、学生失学、教员失业，上海小教联、中教研究会等发动生活斗争，组织中小学教师一千五百人到教育局请愿。小教联理事长葛志成率队参加并邀请林汉达作演讲，鼓励广大教师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小教联顾问马叙伦、周建人等在《联合晚报》上发表《从人心说到教育》《科学与自由》等文章，积极支持中小学教师争取生活权利的斗争。

　　民进成立后的一系列斗争，不仅向社会和群众表明了它的政治立场，而且其鲜明的态度和英勇的斗志，吸引了不少团体组织纷纷与民进联系，进行联合斗争。

　　①《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应迅速结束（国民党）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取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新华日报》1945年10月12日。

　　②马叙伦：《写在政治协商会议以前》，《民主》第12期；《政治协商会议的暗礁》，《周报》第17期；《写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以前》，《民主》第14期。郑振铎：《勖政治协商会议诸君》，《民主》第13期；《再勖政治协商会议诸君》，《民主》第14期。周建人：《关于新年的希望》，《民主》第12期；《欢迎新年声中的几句话》，《周报》第17期。张凤举：《给政治协商会议》，《民主》第14期。

　　③马叙伦：《写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以前》，《民主》第14期。

　　④马叙伦：《写在政治协商会议以前》，《民主》第12期。

　　⑤“五五宪章”即国民党立法院于193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公布日期为5月5日，所以又称为“五五宪章”。

　　⑥马叙伦：《政治协商会议的大礁是什么？》，《周报》第20期；《关于国民大会最后的饶舌》，《民主》第16期。周建人：《结束一党专政与改选代表》，《民主》第16期。郑振铎：《论整军》，《民主》第16期。许广平：《让人民站起来》，《民主》第16期。严景耀：《论民主与法治》，《民主》第16期。

　　⑦参见郑振铎《政治协商会议以后》、马叙伦《写在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以后》，均载于《民主》第17期。

　　⑧郑振铎：《民权到底有保障没有？》，《民主》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