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数额占到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巨额赤字不得不依靠发行货币来弥补。国民党政府1947年的法币发行量达30多万亿，比1945年抗战结束时增加25倍，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如果以抗战前夕的物价为标准，到1947年7月就上涨了6万倍。国家经济面临总崩溃，民族工商业大批倒闭，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失业人数陡增，公教人员的生活陷入绝境。国民党政府加强对各阶层人民的层层盘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为了取得美国的支持，国民党政府不断签订卖国条约。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战卖国政策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它自身已经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而危机的日益深化，又进一步引起各阶层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人民革命高潮正在兴起。①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抗，尤其是各爱国民主力量的团结联合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集团的反动气焰，引起了当局极大的恐慌。国民党集团为了维护它在国统区内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统治，疯狂镇压人民群众，不断制造白色恐怖，他们决定向民主党派开刀。1947年5月2日，国民党当局公然宣称中共“以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促进会四大基干层作号召”，“准备利用一切机会去动员……力量”，进行反政府的活动。第二天又在《中央日报》发表所谓政治观察家的评论，说“素以独立、和平、合法自诩之民主同盟及其化身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团体，其组织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其行动亦系循中共意旨而行”，他们所倡导的民主统一战线，“亦为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5月4日，国民党中宣部向各地发出训令，要各地“揭露”民盟、民进、民建等人民团体的所谓“共产奸谋”，并称“民盟……连同其化身之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团体，实为叛党之干部，一切行动均听命于中共”，②发出了有计划迫害民主党派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信号。民进及其他爱国力量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民进和民盟、民建等对国民党的谰言立即给予揭露。国民党发出高压信号的第二天，适逢民进招待各民主团体讨论时局和民主运动情况。出席招待会的有民盟沈钧儒、罗隆基，民建黄炎培、胡厥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许宝驹，人民救国会史良、沙千里，农工民主党章伯钧，国际人权保障会吴耀宗以及马叙伦、王绍鏊等。大家对当局的行径十分愤慨，一致表示要联名向国民党当局提抗议，同时致书国民党总裁与各国使节，声明立场。后来考虑到如果各团体联名，则很可能中敌人圈套，因此四团体决定，由各团体各自发表宣言。5月9日，民进召开理事会议，讨论向国民党抗议事，③12日，《文汇报》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张院长（岳军）公开书》。《公开书》揭露国民党“创此罗织周密之计划，对人民组织有力之民主团体，作一网打尽之企图，以遏制民主运动之生长，其目的首在对付上海之前文所列各民主团体（即指民盟、民建、民进、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而并威胁一般趋向民主之民众。”这封信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奸计，正气凛然地表明了民进为争取民主不惧威胁恐吓乃至迫害的坚强意志。

　　①参看《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8月。

　　②国民党《中央日报》1947年5月4日。

　　③以上均见中国民主促进会理事会会议记录，1947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