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人民具有光荣的爱国革命传统。抗战期间，上海成为沦陷区，400万市民惨遭野蛮的烧杀掠夺，失去了尊严和自由。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上海人民奔走相告、鞭炮齐鸣，被贫病折磨的马叙伦此刻精神振奋、欣喜若狂，他即兴吟诗，以书豪情，诗中写道：

　　八载无欢伏海疆，自惭贫病辟戎行。

　　乍闻二尺传书至，喜动衰颜自觉狂。

　　这首诗反映了上海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迫切愿望。

　　但是，蒋介石一心想消灭共产党，维持他在中国的独裁统治，而国民党“接收”大员“光复”上海的种种恶行，更使上海人民感到失望和愤怒。

　　国民党集团到上海的“接收”，首先给人民带来的是经济上的巨大灾难。“接收”大员开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抢票子大发国难财。以“四大家族”为首的中国金融寡头，以统一货币为名，规定以二百兑一的比率，一律将伪币（中储券）兑换成法币。其结果是人民的膏血直接倾入“四大家族”和“接收”者的私囊，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仅一月之内，生活指数上升五倍以上。战后上海工厂停工，经济萧条。“接收”大员不但不恢复生产，反而勾结美帝国主义，让其大量倾销剩余物资，摧残民族工业。至10月底，全市90%的工厂停工，受失业与半失业影响的劳苦市民达160万至200万之众，几乎占全市人口的一半。

　　国民党的“接收”还给上海人民带来了政治上的歧视和压迫。8月17日，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宣布投降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就密令大汉奸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要他“负责维持地方秩序”，防止“市民滋肇事端”，完全把人民当作敌人对待。相反，他们对日本侵略者却百般抚慰。国民党在上海为日本人设立“集中区”，“在集中区的日本人受到异常周全优渥的保护”，“昔日的掠夺者们满箱满笼、满捆满载的卡车一辆一辆往集中区搬去，八年间一切的抢劫掠夺霸占的行为竟然合法化了，事实化了。当上海人民衣食不周，饥寒交迫时，这些失败的‘公民’竟有鱼有肉，无忧又无愁”。更令人发指的是，在国民党的指使放纵下，这些侵略者居然“仍拿着武器，在吴淞和城外一带，大声喝叫地检查行人”，继续在国人头上作威作福。而国民党政府却要沦陷区人民发扬所谓“大国民风度”，不准对侵略者以牙还牙。更有甚者，国民党当局还无理地剥夺上海人民言论、新闻、出版等基本自由权利。9月8日，国民党中宣部上海特派员宣布，今后上海的一切报章杂志，未经中央“核准”，一概不准发行。10月1日，在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下，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废除抗战时期在全国实行的“战时新闻检查法”，但又明令“收复区尚须暂缓执行此决定”，对上海报纸继续实行法西斯的“战时新闻检查法”，至12月，上海一些进步报纸被开天窗的事，仍屡屡发生。

　　随着“接收”大员到上海的，还有美国士兵的横行霸道、美式吉普的横冲直撞、美国军舰的耀武扬威、美国飞机的隆隆轰鸣以及各种美国商品的不断涌入。国家的主权被分割，民族的尊严被践踏。

　　所有这一切，使刚从日寇铁蹄下解放出来的上海人民，又一次蒙受巨大的屈辱和苦难，使他们重新陷入暗无天日的悲惨境地。

　　上海人民在苦难中逐渐觉醒。国民党军队违反停战协定、悍然向解放区大规模进攻的事实，昆明学生血的教训，“接收”大员的所作所为，使上海人民认识到，蒋介石内战、独裁、卖国的反动政策，是上海四百万同胞和全中国人民重新陷入苦难深渊的根本原因，也是陷国家于分裂，不得安宁的根本原因。为了国家前途、民族希望，为了自己的生存，人民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因此，一场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的群众性爱国民主运动就在上海迅速展开了。工人发动工潮，学生举行罢课，各界群众纷纷集会，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

　　随着运动发展的需要，代表人民正义呼声的进步报刊杂志如《周报》《民主》《文萃》《昌言》及《文汇报》等，冲破当局的封禁，先后创刊发行。文化界的进步民主人士通过这些刊物，大量发表文章，抨击和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弊政和罪行，鼓吹民主和平，鼓励群众起来斗争。文化界民主人士的宣传鼓动，有力地推动了上海民主运动的发展。

　　在此期间，斗争的实践使各界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认识到，为了更有力地向敌人进行斗争，有共同目标的志士仁人应该团结、联合起来，结成团体，依靠集体的力量与敌人展开斗争。于是各界群众纷纷发起成立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工商界成立了各行各业的工会，学生成立了“上海大中学生联谊会”，教师组织了“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中等教育研究会”，妇女界组织了妇女联谊会，文化界也成立了联合会。这些团体组织如雨后春笋，充满了生机，成为当时上海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民主促进会历史地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