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纠正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觉察的“左”的错误。同时，毛主席引用《礼记》上“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句话，提出要贯彻“弛”的方针，以调整几年来一直比较紧张的阶级关系和同民主党派的关系，端正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

　　中共各级组织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积极的具体的工作，大大缓和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间的紧张关系，调动了民主党派成员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推动和促进了民主党派工作的正常开展。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正是由于共产党正确贯彻了“弛”的方针，使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有了加强，民主党派在严重困难面前，经受住了考验，他们紧密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与党同心同德，为克服暂时困难和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共调整改善与民主党派的关系

　　自毛主席提出以“弛”来调整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后，中共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都认真贯彻落实。民进三大提出“服务与改造相结合”这一口号，就是根据同年8月中共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贯彻“弛”的方针而来的。1959年初，中共中央又宣布了“五不变”政策，即定息政策不变、高薪不变、政治上适当安排的方针不变、学衔制不变、根本改造的政策不变。这对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起到了很好的团结和稳定作用。

　　4月中旬，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和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同时召开，根据“政治上适当安排的方针不变”的精神，民进有比1954年更多的同志出席了这两个大会。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有马叙伦、王绍鏊等20人，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有许广平、葛志成等37人。

　　在对待非党知识分子的根本改造问题上，共产党也采取了更温和的政策。1959年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对党外人士的政治思想工作应当更加和风细雨，坚持正面教育，一般不进行群众性的批判和斗争。同年夏天“庐山会议”后，共产党又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但对待党外人士和民主党派，则采取了十分慎重、稳妥的做法。9月15日，毛主席在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时明确宣布：在非共产党人士中不开展“反右倾”运动，他还说，知识分子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毛主席的这次讲话，解除了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顾虑，使他们受到鼓舞。两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作出决定：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并宣布：“今后，根据右派分子的表现，对那些确实改造好了的人，还准备分期分批摘掉他们的帽子。”决定下达后，中共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纷纷贯彻落实。这年底，民进中央委员一级被错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中，有六人首批宣布摘帽。

　　民进五届二中全会和“神仙会”

　　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举措，体现了其在努力调整和改善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关系方面的真诚态度和积极行动，民主党派和广大非党知识分子也从中受到教育和激励。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得到了加强，互相间关系逐渐和谐融洽，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开始形成。在这样的形势下，民进举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五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

　　1960年7月25日至9月6日，民进在京召开了长达40多天的五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进行国内外形势和总路线的自我教育，交流自我改造的经验，明确今后的工作方向和任务。民进中央委员和地方组织负责人共271人出席了会议。

　　会前，民进中央和地方组织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3月，民进中央分别在上海、沈阳和武汉举行了华东、东北、中南地区工作会议，为开好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

　　这次会议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热情关怀。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亲切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等分别向代表们作了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民主党派前途及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出席了统战部举行的招待宴会，热情鼓励大家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社会主义服务，要不断学习，不断改造，做到老、学到老。这些都使与会同志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

　　王绍鏊副主席代表中央常务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他总结了民进三大以来的工作，肯定了广大成员在服务和改造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会议采用了以“三自”“三不”，即由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神仙会”的方式进行，开得生动活泼。与会同志在宽松的气氛中畅所欲言，在自由争辩中互相启发，互相学习，通过小组讨论会、谈心会、游园活动、经验交流会、报告会以及大会发言等形式，交流思想，接受教育，大家普遍感到心情舒畅，充满信心，收获颇丰。“神仙会”这种新的工作方法，既与知识分子的特点相适合，又与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任务相适合，使这次会议基本上做到了解除顾虑，敞开思想，揭露矛盾，提出问题，共同分析，自由辩论，达到了认清形势、明确方向、提高认识、解决问题、鼓舞斗志的目的。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会议通过了《决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全会各级组织的主要任务还是贯彻服务与改造的方针，推动会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推动会员积极参加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特别是教学改革运动，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次会议由于采取了和风细雨、自我教育的方式进行，从总体来说，是成功的，但由于当时“左”的思想并未根本扭转，会议在对待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问题上，仍有偏颇的看法。

　　会后，各级组织逐级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并纷纷采用“神仙会”的方式，在全会开展了一场广泛深入的形势教育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高潮。北京、上海、陕西、天津、杭州、武汉等地先后以“神仙会”方式召开会议，出席率均极高。上海六位中学校长自觉组织起来开“小神仙会”，解决共性的思想问题，会中央及时在会刊介绍了他们的经验，推动了基层组织“神仙会”活动的开展。1961年初，民进中央在年度工作计划要点中，提出各级组织要把推广“神仙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并要及时总结和推广好的经验。各级组织认真贯彻会中央指示，广泛运用“神仙会”方法积极推动会员进行自我教育，增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自我改造的自觉性。这项活动一直持续到1963年底才告一段落。

　　积极参加国家政治活动

　　民进三大以后，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民进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员，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表现出了认真负责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民进及主要领导人经常对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发表意见、表明立场，曾先后就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古巴、巴拿马、越南，美国政府策动反共阴谋、操纵第十四届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所谓的“西藏问题决议”等，发表声明、谈话或文章，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共和干涉中国内政、企图分裂中国的罪行。

　　1959年3月，民进中央发言人就西藏叛乱事件发表谈话，坚决拥护国务院为平息西藏叛乱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同年9月，民进中央常委会对中印边界问题发表声明，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处理中印边界的严正立场和正确方针。

　　民进领导人多次参加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有关教育、妇女、世界和平、宗教等方面的活动。许广平、谢冰心、雷洁琼、赵朴初及冯宾符、方明、古楳等同志曾分别到日本、印度、锡兰、苏联、古巴及东欧国家进行访问，开展友好活动，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加强中国与这些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民进领导人多次出席国家的最高国务会议，与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共商国家大事，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民进会员，除出席每年的例会外，还积极参加人大和政协组织的各种学习、参观、视察、调研及“双周讲座”等活动，并认真提出意见建议，供政府及有关方面参考。

　　196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民进与其他民主党派联合向党的生日献词，王绍鏊还发表了《永远跟着党走》的文章，表示民进今后“更要下定决心，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进行自我改造，逐步改造世界观，同工人农民一道，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贡献出一切知识和力量。”马叙伦主席于1958年6月5日在病榻前写下“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的条幅，勉励全体会员永远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永远跟党走。

　　广大民进会员在服务与改造相结合方针的鼓舞下，激发出了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尽智竭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全会涌现了一大批在社会主义文教事业和其他领域做出优秀成绩的先进人物和代表。

　　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民进中央候补委员、太原玻璃厂工程师王幸生，民进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科学技术出版社副总编贾祖璋，光荣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1960年6月，车向忱、吴若安、何炳麟、刘震华、杨明书、李楚材、刘佩琪、薛正、林耀华、张弦、张正芳、张淑贞、康明德、汪润泽、郑天挺、陈秀夫、刘公铎、杨一南等18位同志光荣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大会。北京、广州、杭州、上海、南京、天津等市也涌现了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受到了当地党委和政府的表扬或表彰。武汉市委会还在会员中掀起为文教事业“献智慧、献力量”的双献运动，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民进会员大部分是文教工作者，其中尤以中小学教师为多。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他们以本职工作为立足点，努力探索，勇于实践，在平凡的岗位上，为教育革命和教育改革，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他岗位的同志，同样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积极奉献力量。著名化学家、南开大学教授杨石先带领一班人，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研制出了一批新型农药，填补了国内空白，为农业增产丰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地矿专家王鸿祯、岳希新，农业专家黄敬芳，物理专家金建中、肖健、汪德熙，化学专家蔡镏生、刘复光，机械专家吴学蔺，医学专家刘震华、左克明、刘天香，经济学家巫宝三等都在各自的本职岗位上做出了显著成绩，为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脱帽加冕”和“三个主义”教育活动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进一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比较实事求是地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及时将会议精神向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通气，诚恳表示几年来国内工作的缺点和错误，责任在中国共产党，主要责任在党中央。出席通气会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深为共产党襟怀坦白、敢于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的郑重态度所感召，纷纷表示愿与共产党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克服困难。（1）【（1）《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9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1962年4月，第十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检查纠正近几年来统战工作中“左”的错误，确定了以发扬民主，调整关系，充分使用，耐心教育为统战工作的基本任务。（2）【（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75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这对进一步调动民主党派的政治积极性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与此同时，共产党还主动端正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向，重新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出科学判断。1962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广州的一次会上，毅然从实质上恢复1956年中共对知识分子阶级状况的基本估计，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陈毅副总理更在会上宣布：给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随后，周总理在当年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宣布了这一科学论断，重申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3）【（3）《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8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1962年4月19日，民进在京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与会同志对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科学论断反应极为强烈，一致表示深受鼓舞。会议认为必须把这一精神迅速传达到各级组织，动员全体会员，坚决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开创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克服暂时困难而奋斗。会议还提出，各级组织还应深入调查研究，了解会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的情况，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协助党和政府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会后，各地方组织相继召开会议，贯彻落实中常委的各项指示并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如谈心会、座谈会、学习观摩、调查研究、经验交流会等等，大大活跃了工作，使全会逐渐出现了一个政治上较为宽松和谐，工作上紧张活泼，组织上团结融洽的大好局面。

　　1962年9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导致了党内“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和泛滥。（4）【（4）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反映在统战工作上，则是否定了前阶段统战部为调整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紧张关系所做的大量工作，事事处处都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这根弦又被绷得紧紧的。

　　根据这一精神，全国政协常委会率先作出了“在全国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简称‘三个主义’）教育的活动”。这年年底，民进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作出决议，号召各级组织推动会员认真进行“三个主义”的自我教育运动。各地组织认真传达贯彻全会精神，在会员中广泛开展“三个主义”教育的工作。

　　“三个主义”教育运动也采取“神仙会”形式进行，这对广大成员敞开思想，正确认识形势，认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从而调动积极性，鼓舞斗志是有帮助的。但是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三个主义”教育也出现了不良的负面效应，在内容上表现为对所谓的“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民族解放运动支持要少）、“三自一包”（多留自留地，多搞自负盈亏企业，多搞自由市场，包产到户）等进行了不恰当的批判，在形式上表现为无限上纲，一切都从阶级斗争的高度出发，结果造成了思想认识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展开过火的政治批判等不良后果，损害了我会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