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努力完成调整经济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国大地发生了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历史悲剧。“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全国人民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1）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2）【（2）《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7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民进同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中学红卫兵向民进中央发出“通牒”，勒令在72小时内“自动解散”。26日，红卫兵查封民进中央机关并抄走全部印章。民进被迫停止办公。与此同时，各地方组织也相继遭到冲击，被迫停止活动。不久，冲击越来越烈，迫害相继而至。中央及许多地方组织被“砸烂”，房屋被占，档案被毁，大批干部被赶出机关，下放五七干校或农场劳动。广大成员再次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在政治上遭受歧视，很多普通教师会员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更有一大批会员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受打击迫害，被抄家乃至隔离、坐牢，精神上受尽凌辱，肉体上饱受折磨和摧残，有些同志甚至含冤死去。据统计，五届中央委员会99名委员，在“文革”中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致死的有12人，遭打致残的4人；50人被抄家，45人被关押(包括隔离审查)。地方上遭受迫害的民进会员为数更多。全会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冲击和迫害。

　　在这十年中，民进领导人马叙伦于1970年5月4日逝世、王绍鏊于1970年3月31日逝世、许广平于1968年3月3日逝世、林汉达于1972年7月26日逝世、车向忱于1971年1月8日逝世，中央常委冯宾符、许崇清、陈秋安、吴研因、梁纯夫、严景耀等同志，有的因病去世，有的因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病后又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去世，这是民进又一个重大损失。

　　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广大民进会员依然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人民群众，相信自己的组织，表现了难能可贵的忍辱负重、不屈不挠的崇高品德和献身精神。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教育战线掀起所谓“反复辟”“反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鼓噪“反潮流精神”、狠批“师道尊严”的阵阵恶浪中，民进的许多教师会员看在眼里，痛在心底，在欲教不能、欲罢不成的困难情势下，依然坚守岗位，抵制歪风邪气，恪尽人民教师的光荣职守。广大机关干部在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情况下，也尽一切可能和力量，千方百计地保护机关的财产和资料，尽量使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其他会员同志也都坚守自己的岗位，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宴请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招待会上说：“在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里，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很多成员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绝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政治考验，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是难能可贵的。”（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广大民进会员正如邓小平所说，在“文革”动乱中经受住了考验，得到了锻炼。他们在自己的组织被砸烂，人的尊严遭到肆意践踏的恶劣环境中，依然坚定不移地相信共产党，相信人民群众，相信自己的组织，充分表现了知识分子对人民事业的赤诚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