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促进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时代的产物。它的诞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有着深远的思想渊源，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并且被现实斗争所催生。

　　民进成立前的酝酿和筹备

　　蒋介石由重庆回到南京后，上海就成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前沿阵地。这时，党的地下组织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多次遭到破坏，不便于公开出面活动，因此，德高望重、富于社团经验和斗争精神、具有凝聚力的马叙伦就自然地成为联络上海民主人士和各爱国民主团体的核心人物。马叙伦不负众望，担当起了历史赋予他的责任。

　　当初，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由两部分民主力量组成。一部分是马叙伦所联系的从事文化、出版、教育等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另一部分是王绍鏊所联系的上海工商界和文化界爱国民主人士。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强烈的爱国民主思想。早在抗战爆发前，他们就在不同的岗位上，共同呼吁团结御敌，一致抗日；抗战期间，他们留居上海，在敌伪统治的恶劣环境里，坚持不屈地斗争；抗战胜利后，他们目睹国民党当局违背人民意愿、倒行逆施的种种罪行，怀着满腔愤慨，积极投身到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出卖国家主权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来。

　　以《周报》和《民主》两个刊物为阵地，马叙伦周围汇聚了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周报》和《民主》两个刊物以其创刊早、发行量大、内容丰富、观点鲜明而受到市民群众的欢迎。由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创刊于1945年9月8日，是抗战胜利后上海众多进步杂志中创办最早的刊物。《周报》在发刊词里提出的宗旨是“加强团结，实行民主”。马叙伦是《周报》的主要撰稿人，至《周报》停刊的一年间共写了30多篇文章。同年10月13日，郑振铎、徐伯昕、蒋天佐、罗稷南等创办了《民主》杂志，郑振铎任主编。马叙伦在《民主》杂志上连续发表了《思想解放》和《肃清贪冒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前奏》等文章，几乎每一期《民主》杂志上都有他的战斗檄文。《民主》到1946年10月30日被迫停刊，共出版54期。该刊物实际由生活书店主办，书店经理徐伯昕给了该刊巨大的支持。在这两个刊物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如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傅雷、严景耀、董秋斯、罗稷南及郭沫若、柳亚子、宦乡、夏衍等。他们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罪行，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大声疾呼并鼓动群众起来争取和平民主。其中马叙伦尤为激奋，几乎每期都发表署名文章。这样，马叙伦就成了这些主要撰稿者的领头人。为了互通消息，及时研究时局，商讨斗争策略，《周报》《民主》以及其他一些杂志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就经常相约聚会座谈。后来他们定期每两周在原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现西藏南路26号）的会议室碰头聚会，分析时事，商讨出版事宜和斗争策略。这些人的联系日益密切，关系也相对固定，于是成为一支有一定影响力的爱国民主力量。

　　与此同时，在王绍鏊周围，也集结了一批上海工商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抗战胜利后，王绍鏊全力投入反对蒋介石的爱国民主运动。王绍鏊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以工商界人士的身份开展工作，与上海各界爱国民主人士都有联系，在工商界、文化界和一些社会团体中有一定影响。王绍鏊以及陈巳生、谢仁冰、刘树梅、张纪元等人，早在抗战期间就经常在谢仁冰家秘密聚会，讨论抗日救国之计。抗战胜利后，王绍鏊又扩大联系了赵朴初、林汉达、梅达君、曹鸿翥、朱绍文等一大批民主人士。他们每星期一在上海的北京西路广和居饭馆楼上集会座谈。于是，这也形成了一股有一定影响和规模的爱国民主力量。

　　共同的奋斗目标，现实斗争的需要，使这两支队伍走到了一起。蒋介石继重庆谈判提出“统一军令”“统一政令”后，又散布“先统一后民主”的口号迷惑群众。对此，王绍鏊作了一篇文章尖锐揭露说：所谓先统一后民主，其实质就是要先消灭共产党，让一切权力都集中到蒋介石手中，让蒋介石一人一统天下。他指出，现时的中国，只能先民主，使国共两党平等，容纳各种意见，实行民主政治，这样自然水到渠成，统一也就是必然的事。文章在朋友中引起很大反响，大家建议将此文以意见书的形式去征求签名发表。文章传到马叙伦处，他当即为其精辟的见解所吸引，于是通过谢仁冰邀约王绍鏊见面。两人会面一见如故，相谈甚洽。王绍鏊历数蒋介石论调的虚伪与欺骗，马叙伦心悦诚服，欣然在意见书上签字并提议请双方朋友一起座谈开会。双方首次在北京西路的广和居楼上聚会。马叙伦方面有郑振铎、傅雷、唐弢等，王绍鏊方面有林汉达、谢仁冰、张纪元等。以后范围逐渐扩大，许广平、周建人、赵朴初、徐伯昕、柯灵、梅达君、李平心、曹鸿翥、刘哲民、冯少山等先后加入，地点也从广和居移到八仙桥青年会礼堂。他们不仅一起座谈时局，而且开始携手联合战斗。他们利用《周报》《民主》《文汇报》等阵地，联名发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在以《民主》编者名义发表的《我们的主张和态度》一文中，他们大声疾呼“和平奋斗救中国”，并提出实现民主政治、制止内战、压抑物价、惩处汉奸等政治要求，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针对美国政府怂恿蒋介石内战的对华政策，1945年12月中旬，马叙伦、王绍鏊利用马歇尔来沪之机，联络郑振铎、林汉达、徐伯昕、周建人、许广平、严景耀、唐弢、柯灵、傅雷、周煦良、李平心、郑效洵、谢仁冰、罗稷南、董秋斯、冯宾符、张纪元以及文化界其他爱国知名人士共61人联名发表了《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呼吁美国人民反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希望他们“给我们以高尚的同情和援助，让我们制止内战，实现民主政治，克服目前的危急的难关。”这封信公开表明了这两部分民主力量的合作。

　　联合作战显示了集体的力量，对当时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因此，一些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分别提议或写信给马叙伦和王绍鏊，希望成立比较永久性的组织，以便长期共同战斗。王绍鏊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在青年会开会时……就有人提议组织比较永久性的团体。”后来，经过协商研究，双方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这个组织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为宗旨，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在当时谈及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因时说：

　　自胜利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不期而然的常常凑在一起，言谈中不免涉及当前的政治问题，想找一个国家、民族的出路。不过这只是书生本色而已，谈过就算。……但是一天又一天的，空气愈来愈沉闷，心灵的压力愈来愈重。单是空谈仍决不能有补于实际，于是刚在几天前，我们谈起了组织一个“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促进民主政治为目标。①

　　经过充分的酝酿和筹备，中国民主促进会诞生了。

　　民进成立大会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今陕西南路235号的黄浦区明复图书馆，2011年以前称卢湾区图书馆）正式宣告成立。②出席成立大会签到的有26人，他们是：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谢仁冰、冯少山、万景光、曹梁厦、张纪元、柯灵、李平心、陈慧、宓逸群、刘大杰、李玄伯、马木轩、徐彻、徐相任（徐相任系由其子徐彻代签）、章蟾华、胡国城，徐相任并未到会，故实到25人。马叙伦担任会议主席，他首先向大会报告了发起该组织的原因和经过。他说，纵览目前国是，非促进民主不足以建永固之国基，经各方交换意见后，认为有组织团体以谋群策群力之必要。取名为民主促进会是要发扬民主精神以促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大会一致通过了马叙伦的报告。

　　这次大会作出了四项重要决议：一、一致决议本次集会为本会的成立大会；二、一致通过本会简章；三、原则通过本会对时局的宣言，同时继续广泛征求意见，由理事会修改后立即公开发表；四、决议本会暂设理事十一人，常务理事三人，并决定在理事会未选举产生前，会务由马叙伦负责，王绍鏊、严景耀、陈巳生三人协助。

　　大会通过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章明确规定了民进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简章指出：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凡各界无党无派人士赞同本会宗旨，经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理事会通过，得为本会会员”。简章规定民进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会员大会，同时设置理事会和常务理事，分别负责执行会员大会决议交办事项和本会经常事务；“理事会理事由会员大会选任罢免，常务理事由理事互推产生”；“一切本会之意志表示，概由会员大会决议”。简章规定了纪律：“会员如有破坏本会名誉或违反本会宗旨之言论与行动者，经会员二人以上之提议，由会员大会通过，得取消其会员资格。”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认识上的局限，简章还规定：“本会至国民代表最高权力机构成立后，由大会决议宣告结束。”这部简章表明，中国民主促进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组织。

　　民进第二次会员大会

　　1946年1月2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召开了第二次会员大会，出席会议的有33人。许广平、傅雷、曹鸿翥、董秋斯、蒋天佐、朱绍文、张凤举等参加了第二次会员大会。大会进行了两项议程：一、选举马叙伦、严景耀、陈巳生、林汉达、郑振铎（未参加大会）、曹梁厦、王绍鏊、周建人、曹鸿翥、冯少山、柯灵等11人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傅雷、许广平、张凤举三人为候补理事；二、一致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当时会议所发的选票上有44个会员的名字，他们是：张纪元、徐相任、张凤举、徐伯昕、郑振铎、马叙伦、周煦良、唐弢、宓逸群、林汉达、周建人、严景耀、王绍鏊、谢仁冰、柯灵、冯少山、徐彻、李玄伯、陈慧、李平心、刘大杰、许广平、曹吉荪、赵朴初、雷洁琼、章蟾华、胡国城、曹梁厦、周予同、吴文祺、梅达君、陈巳生、朱绍文、姚文达、曹鸿翥、马木轩、杨心德、蒋天佐、金仲华、董秋斯、吴大琨、俞寰澄、万景光、傅雷。

　　《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是在王绍鏊所写《意见书》的基础上，经理事会深入讨论修改后完成的。它是民进成立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宣言。《宣言》全面阐述了民进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立场观点，公开宣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宣言》指出，“日本宣布投降之后，整个世界已经走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重建中国、使中国成为真正有力的和平堡垒的“千载一时的机运”。但是，目前国家面临着内战独裁分裂与和平民主统一两种命运的抉择。如果“内部分裂，造成不断的战乱”，中国必然仍“停顿在殖民地或次殖民地”境地，这是全中国人民所不愿意的；如果我们人民一致反对“战争的遗烬死灰复燃”，“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走上我们应该走的政治道路”，中国就可以争取到光明的前途。《宣言》郑重提出：“人民一致的心理倾向，是不可抵御的巨浪，谁挡住它的路，谁便被它的浪花所卷没。对于中国民心的向背，全世界的政治家都应该研究而尊重。”

　　《宣言》申明，争取中国光明前途的唯一途径，“是消灭国外国内一切束缚他们自由自主的势力”，因为20世纪的政治真理是“只有自由自主的人民，才能创造自由自主的国家；只有人民有力量，国家才有力量”。从国外来说，任何国家尤其是美国，要“对中国的进步给予善意的援助”，并应以此为“对华政策的指导原则”；从国内讲，“我们坚决地反对用内战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针对蒋介石“先统一后民主”的谬论，《宣言》驳斥说，民元（1911年）以来的经验，早就告诉我们“统一而不以民主为前提，决无法实现”，现时的中国，必须首先实现民主政治，然后才能真正统一，“民主实在是统一的基础，同时又是统一的内容，统一的目的”，“只有把政治放在真正的坚固的民主磐石上，才是唯一安全永逸的计划”；就当前而言，我们应首先争取“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人身的自由，反对一切摧残人民自由的举动”。为此《宣言》呼吁广大市民群众加紧步伐，集中力量，争取民主，实现民主。

　　《宣言》根据以上国是意见，提出了具体的八点政治主张：

　　一、我们自主自动地改革政权，实现民主；

　　二、国民党立即无条件地还政于民；

　　三、立即无条件地停止内战，全国军队，各驻现地，听候调整；

　　四、要求友邦从速撤退驻华各军，完成日本投降事件由中国政府自行担任；

　　五、重新制定宪法草案，交付正式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布；

　　六、宣布前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无效，制定普选方法，限期完成正式最高权力机构的选举；

　　七、战时机构即行核实裁并；

　　八、制定适应时代的建国大纲，交付政府制定政策方案。

　　这一《宣言》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性文件。

　　1月4日，第一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推举马叙伦、陈巳生、王绍鏊为本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并选任周建人为起草委员，严景耀为财务委员，徐伯昕为出版委员，宓逸群为秘书，张纪元任事务。自此，民进有了健全的组织机构，全体成员在组织的带领下，为着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扎实不懈的斗争。

　　①马叙伦：《胜利中国的瞻顾》，《文汇报》1946年1月7日。

　　②宓逸群是民进成立大会签到者之一，后旅居加拿大。宓老回国探亲时来到卢湾区图书馆（现称黄浦区明复图书馆），确认民进召开成立大会的会场是在图书馆院内右侧的小洋楼内（现称会心楼）。现在，当地政府已出资将该旧址修缮一新，内部陈列了民进史料图片，外墙张挂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旧址”的铭牌，修整后的旧址被正式认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