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简史(1945—2007)

后记
第二节 贯彻民进五大精神 全面开拓创新

  民进五大后,各级组织团结和带领全体成员紧密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认真履行政党职能,并结合组织优势和会员专长,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全面开创民进工作新局面,使全会呈现了新面貌,取得了新成绩,总结了新经验。

  提高参政议政水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积极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

  参与民主协商。民进各级组织切实增强政党意识,不断提高参政议政水平。民进中央和地方组织领导人,经常参加中共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参与对国家和地方大政方针以及重大人事安排的协商讨论。

  1984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就发展经济、加快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如《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等。在这些重大决策正式出台前,中共中央都邀请民主党派领导人进行民主协商,诚恳地征求意见。民进领导人本着与共产党肝胆相照、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的精神,坦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1985年,中共中央征求各民主党派对《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草案)》的意见,民进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党中央十分重视,予以吸收采纳。《决定》公布后,民进中央又及时向全会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组织和全体会员认真学习并贯彻落实《决定》中的各项任务,为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建立新功。

  1985年11月,民进为贯彻落实《决定》中有关加强师资力量队伍建设的问题,会同全国政协教育组、全国教育工会等一起邀集有关人士,连续召开多次座谈会,就发展师范教育、加紧培训在职教师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向有关方面提出了四条十三款建议。

  1986年4月,受国家教委委托,民进中央会同全国政协教育组、全国教育工会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职业技术教育做了专题调查。调查报告呈送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有关刊物上予以全文登载。

  1986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连续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将要审议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稿征求意见。民进中央领导赵朴初、雷洁琼、陈舜礼、葛志成等应邀出席,并发表了恳切的意见。

  1987年7月下旬,民进中央又连续两次邀集会内有关专家和资深教育工作者,就国家教委为进一步贯彻《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而提出的有关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设想等问题进行座谈研讨。与会者对解决教育面临的困境、教育的行政管理、教育规划的制定、教育结构的调整以及中小学师资质量的提高等深层次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这些都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也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1988年初,在七届人大和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全国政协及党中央有关部门多次邀请民主党派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人选、国家和政府的重要人事安排等问题进行民主协商,征求意见。民进领导出席了这些会议并积极认真做好人选的推荐工作。

  参与健全法制。中共十二大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目标后,民进各级组织为建立和健全各项法律、法规,为加强法制建设做了大量工作,特别在比较熟悉的教育、文化、出版等领域,更是做了具体而切实的工作。

  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正式批准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从此,庆祝教师节成为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成为国家表彰教师功绩,鼓励教师献身教育工作,提倡社会尊师重教的节日。这一法定节日的诞生,凝聚了民进多年呼吁和争取的辛劳。

  1986年1月,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委托,民进中央有关部门连续邀集部分中小学教师会员和教育行政人员举行座谈,广泛征求对《九年制义务教育法(草案)》的修订意见。《义务教育法》通过后,各级组织又对贯彻实施该法进行了有效的督促和检查,民进中央会同民进江西省委会对南昌及周围部分县(区)的义务教育情况进行调查,并将结果报送国家教委参考。许多地方组织也进行了同样的工作,推动了该法在各地的贯彻实施。

  民进为《教师法》的制定献计出力。1986年,民进就起草了《教师法(草案)》,送交有关部门,之后又广泛征求会内外教师的意见,不断修改充实。这一做法得到了广大教师的热情支持,也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对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通过《教师法》起了促进作用。


  各级组织还从调查研究着手,对改革出版事业体制、建设文艺团体等问题献计献策,有组织有计划地向有关部门提出有价值的建议。1988年5月,受人大常委会委托,民进中央召集部分在京中央委员,就《香港基本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雷洁琼在会上详细介绍了该稿起草的经过,与会者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所有这些,都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实现国家重大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作出了贡献。

  认真履行职责。担任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民进会员,参政意识进一步增强。他们通过参观视察,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同时密切联系群众,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在人大和政协的有关会议上提出兴利除弊的批评和建议。1985年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民进组的委员向大会提交了15件提案,涉及教育体制改革、纠正行业不正之风、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高中小学教师待遇和改善其工作条件等许多方面。1988年3月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换届时,民进有39人当选为七届全国人大代表,71人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均比上届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担任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会员超过3000人,还有不少同志担任了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职务,直接参与对地方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以上这些同志是民进参政议政的一支重要力量。

  加强民主监督。在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发挥政治协商作用的同时,各级组织在实行民主监督方面也加强了工作。

  1983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整党的重要决定,中共中央及时向民主党派传达了二中全会精神,并就整党、清除精神污染等问题听取意见。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彭真等在情况通报会上还分别作了重要讲话,希望民主党派帮助党整好风。叶圣陶、雷洁琼、赵朴初、葛志成等应邀参加,叶圣陶并在会上发了言。

  1983年12月,民进五大后不久,民进第七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就作出了《关于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在帮助整党中积极作出贡献的通知》,要求各级组织在同级中共党委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以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态度,诚心诚意地帮助党胜利完成整党任务。1984年初,民进中央在本年度工作要点中,将积极帮助中国共产党整党列为当年的重要工作。

  1984年2月下旬,应中共中央统战部要求,民进举行在京常委座谈会,征求对统战部工作的意见。常委们就纠正不正之风、加强统战政策的再教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问题,提出了积极的中肯意见和建议。随后,中共中央统战部连续十次召开座谈会,征求和听取党派负责人对中央统战部工作和党风问题的意见,雷洁琼、葛志成、张志公、巫宝三、吴荣等同志参加。党风建设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民进领导人和各级组织从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诚心诚意帮助党整风的做法,不仅表现了民进与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而且也体现了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互相监督”,体现了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实行“民主监督”的地位和作用。

  1986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民主党派工作方针的文件(即19号文件),比较系统地明确了民主党派在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强调了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的重要意义。这对民进进一步增强自己的政党意识,更好地履行政党职能,起了指导和推动的作用。之后,民进的参政议政工作进一步有所发展,体现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特点,推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制度向经常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1987年,谢冰心在了解到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工作不细致,不认真解决教师待遇低、生活有困难的问题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直率的批评。


  广泛深入开展尊师重教活动

  尊师重教、传播文明,历来是民进的一个优良传统。民进大多数成员是从事教育和文化出版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肩负着培养下一代和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任。多年来,广大民进会员为发展国家的教育事业,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9月10日为教师节,这对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是个巨大的鼓舞,其中也倾注了民进成员持续数年努力建言的心血。民进以此为契机,扎扎实实地开展了一系列尊师重教的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批准设立教师节决定的当天,民进中央立即召开座谈会,表示热烈拥护。叶圣陶、赵朴初、雷洁琼、谢冰心、吴若安、葛志成等还相继发表谈话或撰写文章,拥护国家确定教师节。北京、西安、上海、桂林、南京、汕头、湖州、赣州等地方组织也及时召开座谈会,表示热烈拥护。

  为迎接第一个教师节的到来,民进各级组织普遍精心举办一系列以倡导尊师重教和为教师办实事为主要内容的活动。1985年6月,民进中央向各地方组织发出《关于组织好第一个教师节庆祝活动的通知》,要求将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与庆祝教师节相结合,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

  民进中央宣传部精心组织、策划拍摄了一部歌颂人民教师的电视片《托着太阳升起的人》(上下两集),在第一个教师节的晚上,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这是民主党派主持拍摄的第一部尊师重教题材的电视片,也是民进在教师节为全国教育工作者献上的一份厚礼。

  民进中央文化出版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在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庆祝教师节书画义捐展”,胡耀邦总书记特地写信表示支持:“你们在教师节举办书画义捐展很好,祝成功。”展览募征所得的3万余元全部赠送有关部门用于尊师活动和兴办文教事业。

  民进中央隆重举行了庆祝教师节茶话会,一百多位业绩卓著的教师会员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国家教委的领导同志也到会,向教师们表示节日祝贺。

  民进上海市委会在市政府礼堂召开庆祝教师节大会,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协、市委统战部的领导出席。在教师节前后,上海市委会还开展了一系列以给教师办实事为中心的尊师活动:组织医卫界会员为教师进行义诊和咨询服务,举办老年保健、妇女保健、妇女更年期保健等讲座,出版界会员为教师们提供购买图书的各项服务,为教师举办法律咨询服务,组织老教师参观游览,领导走访探望老教师,赠送礼品,为老教师祝寿以及组织大型文艺专场演出慰问广大教师会员等等。这些活动将上海市庆祝第一个教师节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为全社会尊师重教作出了榜样。北京、辽宁、江苏、云南、陕西、福建、广西等地方组织也都开展了各有特色的庆祝活动,通过表彰先进、向老教师颁发荣誉证书、慰问教师、为教师办实事等,倡导全社会都来尊师重教。

  此后,每年一度的教师节就成为民进为教师办实事、提倡尊师重教的好机会,各级组织都以极其认真的态度,精心组织活动,表达对教师的慰问和敬意,提倡全社会都来尊师重教。在以后的几届教师节活动中,除了举行庆祝会、联欢会外,民进中央还与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组织精彩的文艺晚会慰问全国的教师,到郊县、山区以及贫困地区慰问教师,向老少边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赠送图书以及编辑出版反映教师会员先进事迹和呼声的《应当尊敬的人》《献给老师》《为孩子们呼喊》等书籍。

  1989年4月,雷洁琼主席提议,在全会开展“尊师重教一元钱奉献”、建立“尊师重教基金”的活动。这一倡议得到了广大会员和所联系群众的积极支持,在不长的时间里即募集到10万余元。民进中央成立了以雷洁琼为理事长的尊师重教基金理事会,用这笔资金开展尊师重教活动,这是民进的一个创举。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发挥界别优势,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这是民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五大之后,各级组织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在要求会员作出表率、为人师表的同时,还注意发挥会员在建设精神文明中的作用。广大教育界会员在教学中加强对学生的德育教育,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四有”新人。

  1987年6月,民进中央邀请部分中小学校长和教师,就国家教委制订的《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征求意见稿)》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讨论稿)》进行座谈讨论,征求意见。与会同志根据工作实践提出了五条很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受到国家教委有关方面的重视。

  广大文艺工作者热心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举办格调清新、内容健康向上的各种书画展,组织文艺演出,到边防前线慰问解放军,到劳教场所教育失足青少年,到高等院校传播传统戏曲艺术,为社会福利募集基金等。一批作家、剧作家会员,创作了许多弘扬传统美德、反映时代面貌、歌颂当代英雄的好作品。出版战线是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阵地。1986年、1987年、1988年,出版界的民进会员以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分别在长沙、长春和哈尔滨召开出版工作座谈会,深入讨论新形势下出版工作如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问题,并将意见及时呈送给了国家有关部门。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发出后,民进各级组织立即认真学习并加以贯彻落实。为帮助会员和干部提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认识和自觉性,1987年4月,民进中央会同全国政协教育组、全国教育工会等12个单位联合举办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书育人”系列讲座,使全体听讲者受到很大教育。


  拓展工作领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民进五大之后,各级组织在推动会员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更加注意面向社会、为社会服务的工作。1984年3月会中央成立联络委员会,加强了对社会服务工作的领导。民进除办学活动外,又拓展了新的工作领域。

  办学活动。各地的办学活动有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多学科、多形式、多层次的格局,办学方向从短期补习培训逐步转向以培训中小学和幼教师资为重点,并朝着提高在职员工文化素质的成人教育方向发展。自1984年至1987年的四年内,民进中央单独或会同有关单位一起举办了各种专业系列讲座10余类120多场次,如教育要“三个面向”系列讲座(14讲)、文化双周讲座(10讲)、幼儿园教学专题讲座(15讲)、教育心理学讲座(4讲)、编辑业务知识讲座(连办三年,共45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书育人”系列讲座(10讲),以及科技编辑进修班、中国书法视觉心理教学研究讲座等。这些讲座具有连续性、系统性的特点和培训班的性质,有助于提高广大会员和会外中青年相关人群的思想和业务素质,收效十分显著。

  至1987年底,民进各级组织共开办各级各类学校和培训班268个,其中大专院校6所,中专学校8所,在校学员11万人,累计为社会培养人才30余万人次。这些学校教学认真,注重质量,深受社会各方面欢迎,其中有32所学校被评为省、市先进集体。有些地方组织还以智力拥军,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受到部队的好评。

  智力支边扶贫。1988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和各民主党派中央联合成立中央智力支边扶贫协调小组,确定贵州毕节地区成为我会智力支边的重点。民进和国家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以甘肃会宁和贵州毕节地区作为支边的重点联系区。

  1988年4月,民进中央派出考察小组赴贵州,深入黔西南、黔南、黔东南三个民族自治州,实地考察当地的经济、教育情况,为对贵州的智力扶贫作调查研究。考察小组带去了许多适合于当地开发的项目,与当地签订了12项协作意向书,受到了贵州方面的热烈欢迎。

  各地方组织纷纷组织专家学者组成智力支边咨询服务小组,分赴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辐射面到达内蒙古、宁夏、甘肃、云南、贵州、新疆等六省(区)的呼和浩特、包头、集宁、银川、石嘴山、吴忠、固原、临夏、楚雄、大理、德宏、丽江、红河、毕节等18个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北京、上海、浙江等十多个地方组织也同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县建立了定点协作关系。支边内容从教育扩展到医卫、文艺、财经、农林等领域。从1984年到1987年,中央和地方先后组织了包括专家学者和特级教师在内的各级专业技术人员2500余人赴内地和边疆,共开办培训班400余个,接受培训人员达42000余人次;办讲座2700余场,听众达25万。这些活动沟通了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与边疆、内地的文化科技联系,为贫困地区输送了知识,培训了人才,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开发,对加快那里的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咨询服务。围绕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个中心,民进咨询服务的内容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宽。为了解决全国各地文教信息闭塞的问题,1985年6月,民进中央成立了文教信息服务中心,利用音像手段,及时向各地成员传递和介绍教育理论、教育改革、教育教学方法、学校行政管理、培训师资等方面的信息和先进经验,受到了会内外教师学生的欢迎。1987年7月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文教信息服务中心更名为开明文教音像出版社,此后,信息传播工作得到进一步开展,信息网络遍及全国各地,并同新加坡等国家建立了联系。

  成立于1985年5月的天津民进咨询服务部,一开始就以乡镇企业为工作重点,为其提供技术咨询和服务,受到乡镇企业的欢迎。之后,太原、临汾、衡阳、沈阳、石家庄和广东等地也纷纷开展了这类咨询服务工作。山西民进创办的临汾地区霍县蔬菜科技咨询服务部,自1985年10月成立至1987年底的两年多时间里,先后为该县引进最新蔬菜优良品种7个,为农民提供良种500多斤,推广应用面积达2000多亩,使该县的蔬菜产量提高20%一50%。他们还无偿为当地农民提供塑料拱棚、地膜覆盖等新技术,指导农民正确使用农药技术,有力促进了当地城乡蔬菜业的发展。一些地方组织还运用会内外专家力量,帮助乡镇企业进行技术攻关,开发新产品,并为他们提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信息。到1987年10月底,民进全会共有30个经常性的咨询服务专业机构。

  为了检阅成果,表彰先进,交流经验,1985年5月,民进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来自教育、文化、出版、科技等各条战线的148位同志出席,27人作了大会发言。另有各地送来的142份先进材料参加了书面交流。同年l0月,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为四化服务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表彰大会。叶圣陶、赵朴初、雷洁琼、陈舜礼、葛志成等民进领导出席了大会,雷洁琼兼任民进代表团团长。民进有36名先进个人,9个先进集体出席了大会。余国琮(天津)、刘运来(江西)、张秀媛(山西)、林承璋(福建)、邢籁(黑龙江)等5位同志在大会作了发言。

  1988年8月,民进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咨询服务工作会议,对民进五大以来在办学、智力支边、咨询服务等方面的工作进行总结,并对今后工作提出设想。会议认为,开展办学、智力支边、咨询服务等工作,对民进有重要意义:l.各种面向社会的服务工作,是民进参政议政、深入了解国情、参加社会实践的重要途径,不仅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而且参加国家或地区发展规划和经济政策的咨询论证,本身就是参政议政的组成部分;2.有利于发挥民进的人才优势,团结和联系更多的会外知识分子,扩大民进社会影响;3.通过文化、教育、经济等各种形式开展海外联谊工作,有利于推进“一国两制”,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服务;4.开展各项服务活动,有利于在实践中发现人才,培养和锻炼干部,促进民进的自身建设。

  会议对今后民进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的内容、形式、方法等进行了认真讨论,统一了认识,一致认为应掌握以下几点原则:

  1.继续开展办学活动。在办学内容上,要根据各自优势,结合社会实际需要,做好拾遗补缺;在办学方法上要灵活多样,特别要提倡与厂矿、企业、机关、团体联合办学;办学要讲求质量,要以保证质量求得发展。

  2.进一步做好智力支边工作。智力支边是民进面向社会服务的重点工作,各级组织要从帮助“老少边穷”地区尽快脱贫致富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的高度来认识智力支边工作的重要性,力求做到定点联系,讲求实效。

  3.积极开展各种经济、科技、医卫、教育咨询服务。咨询活动要以服务为宗旨,首先要注意社会效益,在此基础上也可考虑经济效益。

  4.坚持“牵线搭桥,挖潜引资,组织协调,提供服务”的咨询服务和智力支边的工作方法。中心是团结调动会内外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会议并要求各地要建立工作机构,加强对办学、智力支边、咨询服务工作的领导,中央和地方,地方之间都要加强联系,互通信息,互相支持,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这次会议对进一步搞好全会面向社会服务的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认真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海外联谊工作取得新进展

  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恢宏气度,创造性地提出了实行“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即“一国两制”的构想。同年5月,全国人大会议正式通过将“一国两制”构想作为一项长期的国策。这一国策的确定,得到了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热情拥护。“一国两制”成为各民主党派开展三胞工作,为祖国和平统一服务的行动纲领,同时也进一步拓宽了海外统战的新领域。民进各级组织遵照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以及党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积极开展对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谊工作。

  1985年5月,民进在北京召开了三胞工作座谈会,总结经验,研讨三胞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任务,并对今后工作提出设想。会议认为三胞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任务应当是:在中共统战政策、侨务政策、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导下,发挥民进的特点和优势,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既要有政治观点,要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和加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服务;也要有经济观点,要面向经济建设,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服务,为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出力。座谈会还提出,三胞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所以要以诚待人,要广交朋友,积极宣传政策,做细致的工作,帮助不了解大陆真实情况的三胞释疑除虑,增强三胞对祖国大陆的向心力,把政治影响扩大到海外。

  会议之后,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遵照座谈会精神,运用多种渠道加强三胞联谊工作。会中央接待了多批从港澳、台湾等地区及美国、泰国等国家来京访问的朋友,与他们建立了联系,各地在积极推动会员主动积极与三胞亲友进行联系、联谊,在同他们交往过程中呼唤乡情,穿针引线,促成亲友来大陆投资,引进提供先进技术,在开发家乡建设,兴办公益事业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民进广州市委会的工作尤为细致踏实,成绩显著。《民进》会刊及时作了介绍,在会内引起积极反响。

  1986年5月下旬,民进中央在北京召开对海外统战工作座谈会。与会同志听取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当前统战工作重要指示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充分发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人民政协、党派和工商联作用的意见》文件精神的传达。会上,葛志成副主席对今后民进的海外统战工作提出了意见:l.要认清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新情况,新就新在“一国两制”,这是我国的长期国策。要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立足国内,面向海外,大胆开展海外统战工作。2.开展海外统战工作是全会的大事,重要的工作;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任务更重,要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3.海外统战工作就是对海外的友好联络工作,其根本目的是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服务,在当前,海外统战工作也要与改革开放结合,通过海外力量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加快祖国的四化建设。4.海外统战是个长期的战略任务,可作长期打算,不仅要做老一辈三胞的工作,还要把工作做到第二代、第三代身上,通过工作争取人心,争取三胞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拥护和支持,促使祖国和平统一早日实现。5.要充分认识民进是开展海外统战工作的一支大军,各级组织要解放思想,特别是要消除“左”的思想影响,广交朋友,做好各方面人士的工作,充分发挥有三胞关系会员的作用,在海外统战工作中作出应有的贡献。6.各级组织要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健全必要的工作机构。7.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树立新观念,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努力做好工作。8.要依靠中共党委的领导,搞好同有关部门的协作,加强横向联系,互通信息,交流经验。

  这次座谈会是民进三胞联谊工作的一次重要会议,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通过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海外统战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认识到了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和工作方向,从而为进一步开创这个领域工作的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1988年4月,民进组织了以楚庄副主席为首的民进京沪出版界人士访港团到香港进行友好访问,并同台湾的出版界同行会面,为沟通海峡两岸的文化学术交流进行了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