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成立后，在参加政治斗争的同时，注重对形势的研究，针对新情况、新事态确定正确的方针策略以指导斗争。为了斗争的需要，也切实把自身组织的发展和提高提上议事日程。

　　民进第三次会员大会

　　1946年2月3日，民进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会员大会。会议主要讨论民进的组织工作和加强宣传的问题。民进在成立后的一个多月里，又新增了24名会员。常务理事陈巳生主持大会，马叙伦向大会报告了理事会所决定和进行的各项工作。

　　大会决定在理事会下设一处三部及若干委员会，秘书处（下分文书、庶务、会计三课）由宓逸群、朱镜清、张纪元、严景耀、万景光负责；研究部由周建人负责；联络部由林汉达负责，梅达君、赵朴初、张纪元为联络员；出版部由徐伯昕负责；经济委员会由严景耀、冯少山、赵朴初、梅达君、徐伯昕、曹鸿翥等人组成。会议通过了加强下层组织的提案，要求民进努力联合各学会、同业会及地方社团，共同投身爱国民主运动。

　　早在1946年1月中旬，林汉达就与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上海市中等教育研究会进行联络，他还与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复旦大学、启秀中学、格知中学、爱国中学、同德中学、新本中学、上海中学等学校的学生团体取得联系，帮助他们筹组旨在促进民主的政治团体。陈巳生也联络上海保险业从业人员，成立了保险业从业人员民主促进会。

　　在宣传方面，大会通过了两项决议：一、加强国际宣传；二、组织补习班，训练民主运动的干部人才。

　　2月8日，理事会专门研究了这两项工作，决定：一、在理事会中增设国际宣传部，由严景耀负责；二、以本会“促进民主政治之实践”的宗旨为方针，开办人文科学补习学校，由陈巳生、赵朴初、严景耀三人负责，并拟聘请严景耀、郑振铎、雷洁琼、王绍鏊、林汉达、陈巳生、周建人、冯仲足、吴大琨、蔡尚思、金仲华、沙千里、黄任之、马叙伦等为教授。这次大会特别重申了民进以促进民主为宗旨的基本方针，强调一切工作“概以促进民主为原则，不论何方有不民主或反民主之现象时，当设法促使达到民主之目的”。

　　第三次会员大会的几项决定，对于指导民进进一步开展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后来形势的迅速变化，这些决定没有全部实现。

　　民进第四次会员大会

　　民进第三次会员大会后不久，发生了重庆“较场口惨案”，接着国民党二中全会又公开发出了破坏和撕毁政协决议的叫嚣。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爱国民主运动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分析研究这一新的形势，制定适合这一形势的斗争策略，就成了各民主党派团体的迫切任务。在这种背景下，民进于3月17日及时召开了第四次会员大会。

　　参加这次大会的共有47人。会议着重讨论了在新形势下民进的斗争方向和斗争策略，马叙伦作了题为《民进工作纲要》的重要报告。报告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本会认为现阶段是结束一党专政、准备实行民主宪政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是历史的转折点，最为重要。”报告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各案，是这一时期中必须实行的具体方策，所以“本会得以促成政协决议案之完全彻底实现为首要任务”；为此全体同志应当密切注视政协决议案在实现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随时提出建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叙伦在报告中提出了两项具体工作：l.唤起和动员广大民众参加爱国民主运动；2.联合各民主党派和旨趣相同的人民团体共同战斗。马叙伦说，唤起和动员民众就是“对一般群众施以民主教育，增进其政治知识，养成其民主宪政的坚强意识”，这是“促进民主的唯一重要工作”，也是民进唯一重要的工作；关于联合战斗问题，马叙伦说：“本会为一独立的民间团体，但为实现第二项任务（即促成政协决议案之全部彻底实现）起见，愿与国内各民主党派友好联合，且得协助各宗旨相同的各人民团体共谋实现上项任务。”①马叙伦的报告，正确分析了形势，指明了民进在今后一个阶段中的斗争目标，提出了具体手段，是民进工作的指导文件。特别是联合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共同战斗的策略，对上海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根据这一策略，民进第四次会员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会议还通过了参加自由保障会、修正会章等提案，批准了理事会简章草案，大会并一致同意理事会由原来11人增加为15人，增选许广平、梅达君、徐伯昕、谢仁冰为理事，杨志义、宓逸群、雷洁琼、朱绍文为候补理事。

　　3月22日，改选后的理事会举行会议，推举马叙伦、王绍鏊、陈巳生、林汉达、许广平为常务理事，同时决定理事会的下设机构为三处三委员会，推选谢仁冰为秘书处长，梅达君为联络处长，严景耀为宣传处长兼经济委员会主任，徐伯昕为出版委员会主任，周建人为研究委员会主任。

　　第四次会员大会是民进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今后的斗争纲领，加强了领导力量，对民进以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①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次会员大会会议记录，1946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