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的展开，蒋介石集团在军事上已全面崩溃，在这颓势下，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出“求和”声明，提出在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条件下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1月14日，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蒋介石求和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同时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了八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1月22日，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和到达解放区的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共五十五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最坚决地响应和支持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以实际行动迎接全国的解放。

　　2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电复马叙伦等55人，对他们联名发表的《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欢迎。并指出：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

　　揭露蒋介石的“和谈”阴谋

　　1月22日，民进也发表了《为争取永久和平宣言》，揭露蒋介石的“求和”是“企图阻止革命力量的向前发展，挽救他将被灭亡的命运”指出毛主席代表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是和全国人民的要求相符合，也是真正人民民主的和平的基本要求，是被牺牲的广大人民最低限度的要求”，“除表示我们极端同意，还相信全国人民也一致地支持这些条件，并要请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一致联合起来，坚决迅速实现全部条件。”民进在《宣言》中并深刻总结了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检讨过去“温和地呼吁民主和平”的做法无疑是“向虎狼口里要求还给我们的生命”，承认“事实自然给了我们一个否定的答复”，《宣言》指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在帝国主义的支配、封建残余的剥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底下，不是走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的路子，要想达到人民自己完全把握着生活权，享受标准的生活的目的，是绝对不可能的”，表示今后一定要走彻底革命的道路。《宣言》热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和正确：“我们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总部也暂时移到解放区了。我们只见中国共产党在替人民苦干，只见他们被人们拥护。解放区满眼是新气象，使我们充满了新中国的新希望。”《宣言》最后诚恳表示：“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坚强地领导全国人民造成一个新的、美的、快乐的、和平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我们决定一致的合作完成这次革命的任务。”

　　1月25日，东北各界举行欢迎民主党派人士大会，马叙伦在会上发表演说，完全拥护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和平民主的八项条件。

　　教育会员，发表告各地会员书

　　为了向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民进成员和广大人民群众揭露蒋介石的“和谈”阴谋，宣传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以进一步动员大家起来与蒋介石展开最后的斗争，2月1日，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发表告各地会员书。他们说：“叙伦等已先后进至解放区，一遂平生向慕之愿；据所闻见，中共领导人民解放革命，确已成功，由其全心全力为人民利益服务，故所到立被欢迎拥护。……与伪统治区相比，实已不啻天壤之分。”他们揭露蒋介石的求和是“以虚伪的和平，蒙蔽伪统治区人民，造成政治进攻之势，冀得片时喘息之机”，他们号召大家为全部实现毛主席的八项和平条件而奋斗，指出：“今日情势，显然只有南京反动集团无条件接受毛先生八项主张，树立真正和平之基础，然后可以会谈。”他们还说：“此次为人民翻身之革命，进行必须到底；为国家独立之大业，任务必须完成。本会宗旨必须贯彻，同志努力必须加紧。”他们特别提醒各地会员要警惕反动派拉拢民主人士的伎俩，指出“在今日革命目标之下，言‘进行调解’者，即为反民主之行动；走‘中间路线’者，便是真和平之罪人”，“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反民主之间，鸿沟画界，绝无调和之可能”，要求全体会员走彻底革命的道路，并希望他们联合各阶层民主人士，“共同击灭为美帝奴才卖国殃民之反动集团与其首领蒋介石”。

　　2月3日，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和沙千里、沈志远、罗叔章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的名义，发表告上海同胞书，呼吁上海人民团结起来，坚定意志，伸出铁拳，无情粉碎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和谈阴谋，为全部实现毛主席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而努力奋斗。

　　在此期间，民进成员出席了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3月29日，许广平、葛志成作为中国代表团团员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前，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摒除国民党政府而联合组建的第一个代表中国出席世界会议的代表团。大会在巴黎、布拉格同时举行。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干扰，和平代表团在进入法国时受阻，后改往布拉格。4月20日，民进致电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向和平代表团表示最高的敬意，并祝大会成功；同时发表声明、谈话，对法国政府无理拒绝我和平代表入境表示强烈抗议。

　　4月10日，民进理事会讨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有关内容，提出在战犯问题上对“四大家族”决不能姑息，对自现在起能够认清形势、放下武器、弃暗投明者，可以区别对待之。

　　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认真加强自身建设

　　在这一时期，为了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民进认真加强了自身建设的工作。加强总部的建设工作。

　　1949年2月民进主要领导进入北平后，即正式组建总部机构并恢复理事会正常活动。4月2日，设立组织委员会。5月14日，总部成立学习小组。6月25日，总部制订民进理事会组织纲要并增设交际组。这样，总部的组织机构健全了，工作也走上了正轨。

　　建立和健全地方组织。1947年7月前民进不设地方组织。马叙伦、王绍鏊等到达香港后，在港积极开展活动，吸引了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在民进周围。不久，民进吸收他们参加组织，于是在香港也形成了一股基干力量。这些活动适应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形势的需要，为民进在华南地区建立组织作了必要的准备。

　　1948年6月26日，民进在港理事举行谈话会，一方面讨论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地点、召集人、代表资格等问题，同时决定筹建民进港九分会，以扩大民进在港九和华南地区影响，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并推举孟秋江、司马文森、陈秋安、林伯子、王幸生、梁园、孙用均等七人为筹备委员，陈秋安为召集人。

　　在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的直接领导下，1948年8月25日，港九分会在香港柯布连道8号3楼（华南救济会）举行成立大会。这是民进在全国首先建立的地方组织。出席大会签名的有：马叙伦、王却尘（王绍鏊）、徐伯昕、司马文森、陈秋安、孟秋江、柯灵、梁纯夫、陈芦荻、谢加因、梁园、胡明树(徐力衡)、沈稼耘、范兴登、孙颂平、王诚、卢宝贤、温崇实等18人。大会由陈秋安主持，司马文森报告民进港九分会筹备经过，民进总部代表马叙伦致辞。大会选举陈秋安、梁园、梁纯夫、徐力衡、谢加因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旋即举行第一次理事会议，推选陈秋安、梁园、谢加因为常务理事。聘请司马文森为顾问。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柯灵等总部理事均参加分会活动。1948年底，马叙伦、王绍鏊离港后，港九分会由徐伯昕具体负责，徐伯昕翌年3月应邀到北平，分会工作由陈秋安负责。①

　　港九分会成立后，积极在港进行反抗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分会成员大多数是文化出版界人士，他们充分利用各自优势通过各种渠道展开斗争。当时香港的儿童文学发展比较快，负责《华侨日报》副刊《新儿童》编辑的胡明树，主编《儿童文学连丛》的谢加因，主编《学生文丛》的陈芦荻、胡明树等都利用各自阵地，以刊登进步文章、书信交流等形式宣传革命道理，争取未来一代。在南国书店工作的范有祯(兴登)等同志与香港前进书店、新民主书店、智源书店、学生书店等比较进步的书店一起向海外、国内做了不少宣传工作。分会经常向总部汇报工作，争取指示。马叙伦等于2月1日发表告各地会员书后，25日陈秋安代表分会向总部复函，汇报了分会情况，并表示分会会员“均能了解(真相)，不受蒙蔽”。港九分会虽然历史很短，但是一开始就注意发展会员。在第二次理事会上就发动征求会员运动。为了确保分会的发展，决定分会的每个会员都有发展一名会员的义务。在《民进港九分会会员登记册》中，登记的会员（不含总会在港人员）为20人。②根据形势斗争的需要，1949年2月中旬，分会理事会郑重向总部提议，将港九分会改为华南分会。

　　4月2日，总部理事会议同意分会提议，决定改港九分会为华南分会。4月2日，民进理事会决定筹建上海分会，推定徐伯昕为总部驻沪代表负责联络。由赵朴初、谢仁冰、李平心、冯宾符、宓逸群负责筹备。6月1日，留沪会员在上海召开解放后第一次会员联欢大会，徐伯昕代表总部对上海工作作了五点指示。留沪会员根据总部的指示，积极推进各项工作。6月19日，经总部批准，民进上海分会正式成立，谢仁冰出任主任理事，赵朴初为副主任理事。

　　民进总部决定建立(包括筹建)分会组织后，及时制定了和分会间加强联系与指导的制度，并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随时指示分会开展工作。华南分会成立后，总部立即向该分会发出六点指示：

　　一、该会在各地工作时应与当地中共取得密切联系；

　　二、该会在蒋管区之地下工作可单独积极进行，但在香港工作除与中共取得密切联系外，对于各民主党派，当配合进行，不采取突出行动；

　　三、该会之工作对象是争取文化界、工商界及自由职业者各阶层之群众；

　　四、该会之工作目的是组织知识分子配合华南解放运动，加速完成新民主主义之使命；

　　五、该会当藉参加领导建中商业专科学校③之机会，努力在进步青年学生中发展群众工作；

　　六、该会根据以上指示可按照当地具体情况相机开展各种工作。

　　分会接到指示后，立即与中共取得密切联系，配合在港的各民主进步力量，积极开展反蒋爱国斗争。会员们根据各自的职业和熟悉的领域，参加文化、教育、经济等各界民主运动。1949年7、8月间，陈芦荻、梁纯夫、谢加因、胡明树等响应中共香港地下组织号召，参加了东江大鹏湾教导营(昆仑山)学习，准备广州解放时协助接管工作。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他们由惠阳兼程于21日到广州参加军管会的新闻处、文艺处等工作。不久，陈秋安、范兴登等陆续回广州。1950年，华南分会迁到广州。

　　1949年4月16日总部对上海分会筹备会发出三点指示：

　　一、上海分会应在中共指导之下联合各界知识分子，配合华南解放运动加速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二、推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1)以上海团联名义欢迎解放军，(2)在团联指导下发动各团体协助军管会接收工作，(3)由团联发动恢复及发展生产运动；

　　三、分会及团联在解放后所开展之工作经常报告总会俾得紧密联系。

　　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接着挥戈东进，直逼上海，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4月29日，马叙伦以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的身份，通过新华社向上海人民发表广播讲话，号召上海各阶层人民迅速团结起来，协助解放军，迎接上海解放。他在讲话中列数了蒋介石反动统治给上海人民带来的种种迫害，热情介绍解放区人民的新生活和共产党的各项政策，要求上海的民进会员团结广大群众迎接解放军，指出“这是你们当前努力消灭你们的仇恨的必然任务”。5月27日，上海解放。民进留沪同人根据总部指示精神，于当天发表告全市人民书，庆祝上海解放，并号召全市同胞做好慰劳人民解放军、救护伤员、协助人民解放军搞好接收、协助新政府机关救护难胞、检举潜伏战犯和国民党特务、防止反动分子破坏捣乱等八项工作。6月1日，留沪会员在上海红棉酒家召开解放后第一次会员联欢大会，徐伯昕代表总部对上海工作做五点指示：1.赶快成立分会；2.与其他民主团体及军管会取得联系；3.加强组织宣传；4.协助并配合军管会迅速完成各项接管工作；5.扩大督促，立即恢复各种生产事业。留沪会员根据总部的指示，积极推进各项工作，为上海解放后迅速恢复秩序与繁荣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至此，民进除北平的总部外，有了华南和上海两个分会组织，这为以后民进在全国范围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切实加强思想建设。渡江战役开始后，革命形势飞速发展，为使干部和会员了解熟悉各种新情况，适应新形势，5月14日，总部作出加强学习的决定，提出要认真学习中共的各项文件，对急转直下的各种现实问题应深入讨论研究，必要时并在中共领导之下参加各种工作。

　　总部和各分会的同志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共的各项文件，并结合实际工作，加深对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和理解。在此基础上，总部于5月21日，提出了关于促进实现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工作纲要，作出六点决议：

　　一、本会应努力促进共产党与一般广大小资产阶级之联系，以便加强团结，共同努力于新民主主义国家之建设；

　　二、本会应联合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作更密切之合作；

　　三、本会应尽量介绍本会会员及会外人士参加工作，切实协助政府为人民服务；

　　四、组织委员会研究具体工作方案；

　　五、本会同人应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共政策，以求增加工作效率；

　　六、本会工作重点应在上海发展。

　　6月19日，总部作出四点决议：1.目前的工作重心在整理会务；2.会员进行重新登记，暂不公开吸收新会员，惟有个别相当有声望及成就之各阶层民主人士，愿加入本会而经同人介绍者，可酌量考虑；3.对于有人提议在宁杭建立分会一事，从缓计议；宁杭地区有第二条中情形者，由上海分会负责调查审定，必要时得申请总部通过，北平地区则由总部审查决定；4.为集中与密切联系起见，各分会如有与总部或整个会有关的重大决定，应在事先与总部方面共同商决，经常工作则多与马叙伦加强联系。

　　通过这一系列工作，民进不仅在组织上得到恢复和发展，思想认识上也达到了统一，政策水平、领导艺术也有了提高，全会上下热情高昂，步调一致，这为民进胜利完成迎接全国解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民进港九分会成立有关资料参见中国民主促进会广东省委会编印的《广东民进60年》，2010年，第7页。

　　②参见中国民主促进会广东省委会编印的《广东民进60年》，2010年，第11页。

　　③建中商业专科学校是华南分会负责人陈秋安与其他进步人士合办的具有进步倾向的学校，陈秋安担任学校的常务理事并参加教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