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共同纲领》，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各族人民的基本任务是彻底完成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历史任务，恢复和发展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为建设社会主义准备必要的条件。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条战线上开展了多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工作。1950年至1952年在全国范围进行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运动，都是为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的伟大革命斗争。民进积极投身其中，为推进运动的顺利开展做出了贡献，并在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封建革命群众运动，也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1950年6月，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土地改革法（草案）》。马叙伦在政协会上发言，郑重表示民进热烈拥护土地改革法草案，全体民进会员“誓为保证这些报告所提出的历史任务的全部彻底实现而奋斗”。10月11日，民进总部向各分会发出《发动会员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土改工作的通告》，要求各分会尽量发动会员中的积极分子参加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1951年5月，马叙伦在《民进》创刊号上发表《当前的情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文章，指出“我们民主党派不但该参加土改工作，并该向进行土改和将进行土改地区的人民宣传土改政策，教育人民、帮助人民进行土改，这也是我们为了贯彻《共同纲领》的土改政策的当前的必要任务。”

    各分会积极参加当地政府组织的土改运动，配合有关部门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土改政策，介绍农村进行土改的真实情况，帮助不了解真相的部分群众澄清模糊认识。各地分会还发动干部和会员直接参加或实地参观土地改革运动。北京分会组织三批同志分赴河南、皖北、西北、西南等地参观。上海分会有八人参加了土改工作，另组织了几十人次参观了土改运动。广州分会也有八人参加了宝安、英德、新会等县的土改工作。这些同志通过实践，在思想上都有很大提高，不少参加土改的同志还在工作中立了功，受到政府的表扬。各分会还纷纷召开座谈会、报告会，请参加土改的同志作报告、谈体会，介绍土改运动对整个国家社会进步的巨大意义以及广大农民兄弟在翻身以后热爱毛主席、热爱祖国和积极生产的热情，使广大会员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悍然武装入侵朝鲜北方，并直逼我东北地区，严重威胁我国的和平与安全。9月30日，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庄严表示：“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民进和全国人民一道，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表示极大愤慨，坚决拥护周恩来总理的严正声明。10月，毛泽东主席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周恩来总理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代表党中央邀请民主党派进行座谈，征求意见。民进领导人应邀出席，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策。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民革、民盟、民建、民进等十个党派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严正宣布：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11月19日，民进三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贯彻（1950年11月4日）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的决议》，要求各级组织“动员一切力量，以志愿行动积极援助朝鲜人民兄弟，为抗击美帝国主义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为保卫我们祖国的神圣疆土、解放台湾，为保卫世界持久和平而坚决奋斗到底！”

    1951年3月，民进总部订立了《本会会员爱国公约》，以此作为全体会员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具体行动纲领，其要点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国人民志愿军；努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争取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深入展开爱国主义教育，肃清美帝经济文化侵略影响；提高警惕，保守国家机密，协助政府肃清匪徒，消灭反革命势力；坚决拥护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势力；随时随地进行宣传教育，巩固与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彻底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

    4月3日，民进总部发出《为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工作给各分会的指示》，提出各地要引导会员和所联系的各界人士正确认识形势，控诉美国侵略及国民党特务迫害人民的罪行，要求会员发扬爱国热情，在自己的岗位上起带头作用，在各种场合起积极推进作用，并向群众进行爱国的宣传教育。6月，民进总部在北京成立“民进爱国武器捐献委员会”，并发出指示，要求每个会员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在全国开展订立爱国公约、开展捐献飞机大炮和做好优待革命军人、死难烈士家属及残废军人工作的三大爱国号召。

    各级组织遵照总部指示，以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的各种活动。各地纷纷举办控诉会，激发广大会员群众的爱国热情，发动会员给志愿军写慰问信，给志愿军以精神上的支持，发动捐款捐物，给抗美援朝以物质上的援助，发动会员参加示威游行，给抗美援朝以道义上的声援。上海分会专门成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工作委员会，负责会内抗美援朝的各项工作。一些会员毅然参加志愿军奔赴前线，在当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北京分会发起了“一碗肉劳军运动”，发动会员节约春节买肉的钱，献给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战士。广州分会发起募捐手榴弹代金运动，全体会员在很短时间里就完成了150颗的定额任务，并通过游行等其他活动募得手榴弹代金1500余万元（旧币）转交给志愿军。广州分会的全体干部还从每月薪金中捐献5％支援抗美援朝，直至战争结束为止。他们还自筹资金印制年画等宣传品，向社会广泛宣传抗美援朝。

    总部和各分部领导人雷洁琼、陈巳生、严景耀、葛志成、梁纯夫、张纪元、金芝轩、柴德赓、李霁野、郁文、戚逸影、江芷千、周之芹、杨明书等还分批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参加慰问的同志在朝鲜前线切身体会到志愿军战士艰苦的作战环境和乐观主义精神，对美帝国主义者的残暴感到触目惊心。雷洁琼亲眼看到慰问团的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堃被美国飞机丢下的炸弹当场炸死的惨状，面对一系列铁的事实，她真正看清了美帝国主义的野蛮、残暴的本质，感到自己实实在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中央常务理事周建人于1951年3月作为“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成员，赴朝鲜和我东北地区进行美帝细菌战罪行的调查和取证工作。

    民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责任心。

　　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中国人民保卫革命成果、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场伟大斗争。

    国民党败逃台湾时在大陆遗留下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以及土匪、黑社会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对新政权进行各种破坏和捣乱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社会的团结与稳定。根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的规定，中国共产党于1950年10月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的运动。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为镇反斗争提供了法律依据和量刑标准，使镇反运动形成了高潮。

    这场运动得到了包括民进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一致拥护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颁布后不久，民进发言人连续两次发表谈话，表示坚决拥护，并号召全体会员提高警惕，为坚决镇压反革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斗争。 5月，马叙伦在《当前的情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我们应该毫不容情地严厉地镇压一切反革命，否则就是对人民的不仁，对人民事业的不仁。他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我们民主党派责无旁贷的任务。我们应该结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土改运动一起来做，通过教育广大群众、依靠广大群众来一起进行。

    各地分会响应总部号召，积极动员会员投身镇反运动。北京分会组织了有千余人参加的新闻出版界的控诉大会，控诉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人民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罪行。上海、广州也召开了控诉会。各地干部和部分会员还参加了政府和司法部门对反革命案件的审查工作。各级组织还根据中央常务理事会《关于动员会员交代历史性政治问题的处理暂行办法》，在组织内部对有历史问题的会员作了处理。广大会员通过镇反运动，提高了政治觉悟，民进也纯洁了组织，这为以后组织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基础。

　　参加“三反”和“五反”运动

　　“三反”和“五反”运动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情况下保持其成员和国家干部廉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侵袭的斗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人阶级向不法资本家一次大规模的斗争，也是对资产阶级一次集中的改造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遵照《共同纲领》，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但是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用向国家干部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等违法手段牟取暴利，严重破坏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面对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党和政府毅然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间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民进的主要成员虽然是教育文化出版工作者，但对这场经济领域里的重大斗争依然十分重视。1951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三反”运动的决定后，民进立即予以积极响应。12月8日，民进总部发出《为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成立本会节约委员会的通知（第一号）》，指出“三反”斗争不仅有其经济上的意义，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总部要求全体同志通过学习，进行一次彻底的思想检查和工作检查。1952年1月，“五反”运动正式开始，民进又立即响应，接连两次向全会发出通知，要求领导亲自动手，发动群众进行自查和检举揭发，踊跃参加运动。民进总部还专为“三反”“五反”向各地发出情况通报，沟通各地开展运动的情况。4月10日，中央常务理事会向各分会下发了《本会“三反”“五反”运动会内处理办法》，对犯有“三毒”“五毒”的成员作出了组织处理。

    广大会员通过斗争实践，看到了不法资本家危害国家人民的罪恶事实，认识了他们的丑恶面目，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从而提高了觉悟，同时通过学习和自我检查，进一步坚定了革命立场；工商界的会员也打消了顾虑和悲观消极情绪，积极投身运动，不少人主动检举揭发不法分子的违法罪行，为“三反”“五反”运动的深入开展做出了贡献。

　　参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党派的性质和地位有了根本变化，这就要求党派成员在思想上也有个根本转变，需要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以改变旧观念，跟上新形势。中共对此项工作十分关注。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将推动和帮助各党派进行学习改造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①从1951年秋天开始，中国共产党决定在知识分子中进行一次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为了帮助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清除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转变思想、态度和立场，逐步跟上革命和建设的步伐，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民进对这场学习改造运动十分重视。在京中央理事和总部机关的负责干部定期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学习座谈会。1951年11月，民进总部发出指示，指出广泛开展思想改造和学习活动是本会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之一。12月，民进总部成立了以马叙伦为主任的民进毛泽东思想学习委员会（后改为民进全国学习委员会），负责全会的学习活动。该委员会结合当时的土改、抗美援朝、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多次召开会议，座谈学习《共同纲领》、毛泽东思想以及时事政治的认识和体会。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等还经常在会刊上发表文章，强调学习的重要性，鼓励会员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为指导会员学习，会刊还经常转载有关辅导文章。

    为沟通各地的学习情况，1952年8月，总部在京召开了首次全国宣教工作汇报会议。会议在交流总结了前阶段各地开展学习、进行思想改造的情况和经验后，提出今后民进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指出这场以《共同纲领》为标准，以学习时事政策、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以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世界观、向工人阶级靠拢为目的的学习和思想改造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有深远意义的运动，全会各级组织必须切实抓好。

    会后，全会掀起了学习和思想改造运动的高潮。各地先后成立了学习委员会，认真贯彻总部关于以基层支部为主开展活动、联系本职工作重点解决会员业务和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的精神，采取多种形式，帮助会员通过学习进行思想改造，提高觉悟。有的地方举办专题讲座，对会员中普遍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进行认真分析说理；有的组织会员到工矿农村参观，感受工农群众的思想感情，丰富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各地还定期召开基层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沟通情况，交流经验。广大会员通过学习改造，政治思想觉悟普遍有了提高，不少同志还纠正了重业务轻政治甚至把政治与业务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克服了雇佣思想，树立起了主人翁责任感，提高了做好本职工作、积极参加国家建设的积极性，这次学习改造运动持续到1953年底，随后转入了对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6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