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夏秋，国内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军队则由进攻转为防御，蒋介石开始走上全盘覆灭的道路。但是，国民党不甘失败，还在垂死挣扎。7月4日，国民党政府悍然颁布《国家总动员案》，下达《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把国民党统治区内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统统作为是共产党的“叛乱”，直接出动宪兵、警察并配备机动军队，进行镇压。7月19日，又明令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随后又颁布《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戒严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仅1947年10月，上海、杭州、北平等8个城市就有2100余人惨遭杀害，全国被列入黑名单的竟达6万人。①

　　国民党当局还把矛头直接对准各民主党派，欲置之于死地。《动员令》颁布后不久，国民党即训令其组织对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实行对上层分子“暂时容忍敷衍”，对其余中下层人士则“不必客气”，只要发现，不问其情由如何，“一律格杀不论”的政策。一时间乌云密布，白色恐怖甚嚣尘上。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以保存力量继续与蒋介石政权进行斗争，民进决定暂时隐蔽，转入地下活动，同时逐步实行力量转移，易地继续战斗。

　　转入地下 化整为零 教育群众

　　对蒋介石的法西斯高压政策，民进早已察觉并有所准备。1946年8月15日，民进理事会议就提出分小组活动，以缩小目标、隐蔽力量的主张。

　　1947年2月9日第五次会员大会上，马叙伦又重申了这个主张，并提出在以后的分组活动中，要加强理事与会员的联系，以便更好的集中意见，作制定本会计划行动之根据。 1947年7月下旬以后，民进减少了在公开场合组织群众斗争的活动，而是分组活动，化整为零，继续宣传群众、教育群众、鼓动群众。他们或者到工厂学校向工人学生秘密报告形势，或者编印各种宣传提纲通过会员个人向各阶层群众散发。在形势报告或宣传提纲中，他们详细地报告国内外的真实情况，指明当前的斗争目标，提出实现目标的手段，鼓励大家斗争。

　　8月15日，马叙伦在他发表的一篇关于中国工商业形势的讲话中，详尽地分析了当前全国工商业的严重危机，指出这种危机无法解脱，其症结就在于内战。他说，因为内战需要“征兵”“征粮”“征实”“征用”，破坏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也就破坏了中国的工商业。他指出：目前要挽救中国工商业的困难，只有停止内战，使一切经济趋向正常。他号召工商业者行动起来，为阻止内战而斗争。在另一次关于农民疾苦的讲演中，马叙伦说，由于内战，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农民的榨取，征粮征兵不断加码，再加征实征借，使农村广大农民到了活不下去的境地。农民不堪忍受，爆发了大规模民变。马叙伦说，这种结果是必然的，“惟有停止征兵征实，实行减租减息，压平物价，使能予中国人民以生活之机会，换言之，亦惟有全国彻底停战，中国人民始能获救。”

　　在一份题为《民主和平运动提纲》的小册子中，民进全面地分析了当时民主和平运动的形势，系统地提出对实现民主和平的政治主张和具体要求。《提纲》分五部分：l.民主和平运动和和平攻势；2.民主和平运动的困难与有利条件；3.内战的责任问题；4.争取和平的基本原则与首要任务；5.具体的要求。《提纲》指出：反内战与反独裁、反饥饿的运动是分不开的。因为内战加强了好战集团的专利，摧毁了全国人民的生计，而独裁则为扩大内战荼毒民生的必要手段；一切摧残民生的搜刮政策与官僚资本又为延长内战、巩固独裁所必需。因此今日最重要的任务，是团结全国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的人民，共同为争取民主的永久的与独立的和平而奋斗。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提纲》提出了十二条具体的要求，其中包括废除《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之类的独裁法令，严惩一切侵犯人权自由的党政军警人员，解散特务组织；援助并扩大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反对镇压残害学生的暴行；恢复一切被迫停刊的报纸刊物，释放一切被捕的学生、平民与全国政治犯；要求美国撤退全部在华军队，停止对好战集团的片面支持；罢免一切主战的军政大员，惩罚破坏政协决议、发动内战的负责者等。

　　马叙伦预立遗嘱

　　自1947年8月之后，国民党想各个击破民主党派的企图越来越明显。上海的各民主党派和团体从以往的斗争经验中，尤其是伪国大前后国民党企图分化民盟的伎俩中，深切体会到，各民主党派团体必须团结起来，结成一个整体，才能有效地对抗国民党政府的阴谋。于是民进和民建、民盟在沪机构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党派团体，在1947年9至10月间，曾着手推行过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组织“民主运动联席会议”。这几个党派团体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该联席会议的性质、任务、机构等，并草拟了简章。但是，10月29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严加取缔”后，国统区白色恐怖愈趋严重，“民主运动联席会议”也因此被迫流产。

　　随后，国民党当局又把矛头指向民进和其他民主团体，公开诬陷马叙伦等在沪组织民主运动是“适应”共产党的需要，有意扩大事态反对政府。

　　马叙伦洞悉国民党的阴谋，大义凛然，于10月30日给家人预立遗嘱说：

　　此件待余遇害后由诸儿共发之

　　余如遭逮捕，必无幸生。求仁得仁，无所归怨。余虽不见夫己②之亡，汝曹必能见之，则犹吾见也。余之遗体，若为毁弃，不必寻求。皮囊盛血，本无足珍。苟得见归，即付诸火，期于悉成灰烬，播散海陆。汝曹欲寓纪念，可于吾母墓前立石，仅足书姓名，勿事增华也。

　　......

　　余死必致公愤，但汝曹不必修仇夫己。事畜之计，能不与同朝，上也。否则姑忍须臾，以待清明，余之不责也。

　　11月1日，马叙伦又致函国民党行政院长张群，怒斥国民党对他的诬陷和镇压人民的暴行，指出“方今事变日亟，政府宜以百姓心为心，察人民之好恶，戒前代之覆辙”，并郑重声明：“至伦立身，本末不移，贫富威武，无动于衷，达观早成，生死一致。自今以拥疾之躬，待命陋巷之内，捕杀不辞，驱胁无畏，穷以私剑，投诸浊流，皆系于政府，于伦无与焉。”马叙伦置生死于度外，作好了为革命献身的准备。他的铮铮之言不仅是他个人意志的表白，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全体会员的共同誓言。

　　当时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的严景耀、雷洁琼夫妇，也对国民党镇压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罪行作出强烈反应。他们和许德珩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47名知名教授，在北平《新民报》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指出政府“对于一个持异见的在野政团如民盟者横施压迫、强加摧残，这是不民主、不合理而且不智的举动”，“稍有批评，遽谓之‘乱’，又且从而‘戡’之，试问人民的权利何在？人民的自由何在？”

　　中国共产党对在国统区白色恐怖下进行无畏斗争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安全十分关注重视，1947年5月5日就在国民党对民盟、民进等发出高压信号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及时指示蒋管区的党组织“要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一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在国民党勒令解散民盟并准备打击迫害其他民主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这一紧要关头，1947年底，中国共产党又及时帮助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等人秘密撤出上海转抵香港，保护了民进重要的领导力量。在此之前林汉达已于1946年8月由上海经大连转抵东北解放区，并在1947年6月担任了东北解放区辽北省教育厅厅长。雷洁琼、严景耀夫妇也分别于1946年9月和1947年2月离开上海抵达北平。

　　许广平等留在上海坚持斗争

　　部分领导人撤离上海后，留在上海的常务理事许广平、理事周建人、柯灵及候补理事郑振铎等，继续领导民进成员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1948年春夏，国统区内物价飞涨，经济危机加剧，人民生活极端困难。为争取生存，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学生教师率先行动起来，开展了反饥饿、反迫害的各种斗争。1948年3月，与民进有密切联系的小教联，在理事长葛志成的带领下，联合了上海市中等教育研究会，掀起了一场全市规模的“上海市各界抢救教育危机”的斗争。周建人以学生家长身份参加了这场斗争。6月28日，小教联等团体又引导这场斗争朝反饥饿、反迫害的方向发展，组织了1000多名教师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对教育界的饥饿压迫政策，参加游行示威的教师们冒雨静坐街头27小时，迫使当局答应了全部条件。这一斗争得到了北京、天津、南京、成都等地师生的积极响应。

　　葛志成在《小教联与党的统战工作》一文中记叙了这一场请愿斗争：

　　6月28日下午，千余名教师手擎“我们不是杨妹”③等标语漫画，代表了全市几万教师同行的利益，聚集市教育局门口等候当局对教师要求生活贷款的答复。当局大耍无赖，不仅不答复群众要求，反而诬蔑这是“聚众闹事”，威胁要“后果自负”。这顿时激怒了广大在场教师。根据情况，我们当即决定全体代表静坐示威，不获胜利决不罢休！是夜，千余名教师代表在蒙蒙细雨中忍着饥寒坚持斗争。第二天一早，全市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昨夜千名教师冒雨静坐街头请愿的消息和大幅照片。很快，全市几十个组织团体，上万的工人、学生、学生家长、商店职员乃至小商小贩、家庭妇女，纷纷携带食品饮水雨具等前来声援支持。斗争迅速扩大。当局恼羞成怒，增派大批武装军警包围现场，并出动了数十辆“飞行堡垒”④，准备下毒手镇压群众。为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牺牲，同时考虑到斗争的声势已经造成，于是党组织及时指示我们：一方面继续坚持正面斗争，不松口不退却，一方面立即开展上层工作，争取有识之士的同情支持，孤立一小撮顽固分子。（经过广大教师坚持不懈的斗争）教育当局被迫答应全部同意“教师争取合理生活请愿团”提出的三项主要要求。当下午六时左右（与当局进行谈判的代表）来到教育局门口“反饥饿场”现场，向几千群众宣布这一消息时，全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我们胜利啦”的欢呼声。至此，长达27小时的反饥饿、求生存的静坐斗争取得了圆满的胜利。

　　这场斗争后，小教联、中教会的一些主要骨干被列入国民党宪警的黑名单。11月，葛志成等接到组织通知，撤离上海经镇江进入苏北解放区，后辗转抵华北解放区。

　　在沪的民进成员还积极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帝扶助日本的运动。5月，上海学生掀起大规模的反对美国扶助日本恢复经济和侵略势力，抗议美政府侵华政策的斗争。许广平应邀到大学为学生作演讲，鼓舞学生斗志。6月4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否认美国扶助日本，并对我国人民的抗议进行恫吓，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发表声明制止群众的反美扶日运动并派大批军警镇压学生，因而引起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慨。周建人、郑振铎联合上海文化界人士114人发表了《正告美大使书》，指出我国的反美扶日运动“是民气昂扬、舆情激愤的具体表现，完全合情合理”，他们正告司徒雷登：我国的“独立主权不容任何人侵犯，爱国自由不容任何人干涉！”许广平与史良、胡子婴等联合上海妇女界知名人士300余人发表声明，对司徒雷登训斥中国人民爱国行动的霸道嘴脸和无耻行径提出最严重的抗议。

　　1948年秋，形势益发严峻，国民党的假民主面目已彻底暴露，许广平的“鲁迅夫人”身份已难以保障她的安全。地下党的领导方方、潘汉年、连贯等和已达香港的马叙伦慎重地安排了许广平由陆路离沪的方案。组织委派吴企尧以随从的身份一路护送许广平母子，从上海出发辗转到达香港。

　　①参考《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8月。

　　②夫己，语出《左传》：“齐公子元不顺懿公之为政也，终不曰公，曰夫己氏”。意为不欲指其人也。此处是指蒋介石。

　　③“杨妹”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当局编造的能多天不吃饭的“奇人”。

　　④国民党军警当局专门用来镇压群众运动的武装装甲警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