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民进在推动会员参加各项政治运动的同时，还积极鼓励大家为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出力。民进会员以教育、文化、出版工作者为主，做好本职工作，使我国的文教出版事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就是为恢复国民经济出力。广大会员把本职工作同整个革命事业联系起来，为恢复和发展国家的文教出版事业，努力工作，积极履职，默默奉献。

　　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与钱俊瑞、韦悫、曾昭抡三位副部长一起主持了改造旧教育，开创人民教育的伟大事业。 1949年12月至1950年9月，马叙伦先后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第一次中等教育会议、第一次全国中等技术教育会议、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会议、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和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还召开了社会教育、职业教育以及业余教育会议，举办了全国初等教育展览会。

　　马叙伦根据《共同纲领》，具体阐述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总任务。他指出，为了实行新教育，“我们对于旧教育不能不作根本的改革”，提出了“全国教育的制度，各级学校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师资等等，都要求一个彻底的，同时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变革和解决”的任务。随着会议精神在全国各地的贯彻落实，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一批新型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民族学院和工农速成中学兴建起来，一批工农干部及优秀产业工人被选拔到学校深造，开办了大量工人补习学校，开展了全国规模的识字和扫盲运动，加强师资培训，解决师资缺乏的困难，发展中等技术教育，以适应经济建设的急需。

　　马叙伦特别关心学生的健康问题，他看到一份反映学生健康水准有所下降的报告，非常着急，及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旋即手书“健康第一”。1950年6月19日，毛泽东又专门为此致函马叙伦：“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 1951年1月15日，毛主席就学生健康问题再次写信给马叙伦，信中说：“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批示，马叙伦立即领导教育部着手组织开展调查研究，拟订了具体解决措施，并将其作为1951年教育工作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重点落实，切实解决问题。1951年1月18日，马叙伦致信毛主席，汇报了邀集财政部、卫生部、青年团、学联及有关部门洽商此事的进展情况，并请卫生部给学生作一次全面检查。 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学生健康问题的决定》。随后，马叙伦参加了1951年7月召开的专门讨论学生健康的政务院政务会议，这次会议发布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1951年4月5日,《人民日报》为此还专门发表了社论。在教育部和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一致努力下，学生的健康状况逐步得到改善。

　　此外，马叙伦代表教育部将外国教会学校和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收归国办，夺回了长期为帝国主义国家和宗教势力所霸占的文化教育阵地。

　　1952年11月，高等教育部成立，马叙伦出任第一任高等教育部部长，集中领导培养高级建设人才的工作。其中带有全局性的是1952年夏开始的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高校院系调整是国家为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合理高教体系格局、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需要的新高教体系的一项重大举措，马叙伦为推进和胜利完成这项工作呕心沥血，尽智竭力，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高等院校工作的民进会员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在民进总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常务理事周建人要求在大专院校工作的会员以实际行动来拥护支持这项工作，不但本人要积极参加，并且有责任去团结所联系的一切与这工作有关的群众，共同做好这项工作。民进先后有几十位在大学工作的会员克服种种困难，顾全大局，服从分配，离开自己工作生活多年的城市或学校，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到1952年年底，全国已有四分之三的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并开始有计划地开展专业科系设置工作。1953年高校院系调整工作基本完成，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学设置混乱、科系重叠、教育脱离实际等局面，建立起以理工科为重点等高等教育制度，为今后国家等基本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各分会在推动教师会员为国家文教事业多作贡献中也做了很多工作。上海分会主办的“双周座谈”，以中小学教员为主要听众，先后邀请了华东教育部的领导、复旦大学的教授就教育方针、学校的领导与管理等问题，举办报告会、讲座会，受到普遍欢迎。北京分会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办了大型报告会，邀请出席全国初等及师范教育会议的模范教育工作者介绍经验，有500多人出席，他们还邀请苏联教育专家介绍苏联教育、教学情况。广州分会多次召开教育界、科技界、工商界会员座谈会，讨论如何协助政府争取科技人员参加祖国大建设等问题并提出积极建议。

　　1953年6月，在民进三届四中全会上，马叙伦对民进各级组织在文教事业方面所做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指出各地所做的大量工作，为维护国家文教政策扫除了思想障碍，为发展国家文教事业发挥了作用。

　　民进还为推动我国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了力量。民进常务理事、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周建人协助胡愈之署长开创了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建树很多。他在给表弟郦辛农的信中说：“我的职务是管出版，计划出版一些于思想有益、于生产有用的书，多至十万百万余言，少到不满一万字，只要于中国的进步有益的，都想要……”1950年9月15日，全国出版会议在北京召开，周建人参加会议并为大会题词：“人民不但要吃、饮、住、衣，来维持身体的健康，还需要优良的‘精神食粮’来增进精神的健康，所以出版者应尽力出版真正滋养精神的好出版物，并把它们运到读者面前供他们阅读。”这一题词，对新中国的出版事业起到了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