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简史(1945—2007)

后记
第三节 参加筹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活动

  为了实现中共“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民进以极大的热情,进行了积极的工作。

  协商讨论政治协商会议的施政纲要

  要实现“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首先要统一对本次政治协商会议性质的认识。1948年5月中旬,马叙伦在《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中,将新政协与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作了比较,指出两者有质的不同。他说,重庆政协会议“是民主和反民主、伪民主的妥协的。这次的政协,是民主方面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自己互相商量‘国是’,取得一个协议,只是‘和衷共济’的而不是妥协的”,“上次政协是反民主的反动集团的主体,而伪民主派也参加了的,这次是民主阵线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当然的领导者。”对参加新政协民主党派的标准,马叙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无疑地是一贯主张民主,而且有工作表现,有群众的拥护,可以代表全国性的政治团体。”这些意见,得到了在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一致认同。6月26日,民进在港理事根据各党派星期座谈会的要求,讨论了新政协召开时间、地点及召集人、代表资格等问题。马叙伦等提出新政协的地点应在解放区,以关内有安全保障处为适宜;关于召集人,大家一致认为“当然由中共担任”,同时提出“可由各党派授权中共召集之形式出之”;对于代表资格,主张不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或社会贤达,都必须以其对现阶段民主运动的实际态度和贡献为原则。这些主张,在各党派星期座谈会上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并成为各党派的共同意见。①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团体对拟议中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施政纲要进行了认真、充分的协商和讨论。

  7月17日,民进在港理事召开会议,讨论新政协施政纲要。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议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这一文件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民进对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政治主张。文件首先指出,民进认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是:1.加强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之团结与其力量;2.筹备各革命阶级民主联合政权之施政纲领;3.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并临时性的)。根据第一项要求,民进提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应该采取一致行动,订立反对中途妥协以及在各自的斗争中尽可能灵活运用民主政略,配合军事,以期迅速完成人民革命之任务的行动公约。根据第二项任务的要求,民进提出了对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这项纲领分总则、人民权力、政治、军事、财政及经济、外交、教育、交通、社会等九部分。在总则中,提出民主联合政府总的政治指标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政权,肃清封建残余,抵抗帝国主义奴役,铲除官僚资本,促进人民革命之彻底成功与各阶级联合政权之完满实现;联合政府的名称拟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其政权形式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阶级共同执政之民主联合政权。总则明确指出:“人民民主革命之彻底完成,必须无产阶级及其党之领导。”在其他各章中,民进提出,人民应该享有身体、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请愿、示威等自由,各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各级政治组织采用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的产生采用普遍平等的选举制;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又是国家的武装,民主联合政府应以人民解放军为基础组织军队;金融机构应实行国家管理,经济建设以增加生产、满足人民需要为原则;在农村,土地改革以铲除封建残余为目的外,还应积极发展合作经营以期实现农业机械化、集体化,准备社会主义农业之基础;工业政策以促进生产现代化、高度机械化为目的,主张国营、合作经营、民营并力迈进;各国家、民族之间关系应以平等、自由、和平相处为原则,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切军事扩张、经济侵略、政治干涉政策;对于美帝国主义自中国内战以来与反动政府所订之一切条约及借款概不承认;国家应本为人民服务之原则,实施各种适合社会需要之社会政策;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应得到国家平等待遇;彻底消灭封建传统,建立新的道德标准,等等。

  《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是民进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它与后来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前往解放区,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为了更好地开展新政协的各项筹建工作,争取及早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帮助安排下,在国统区和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于1948年8月起陆续进入解放区。周建人于8月由上海进入华北解放区。10月王绍鏊由香港抵达东北解放区。12月,马叙伦和同年秋由上海撤至香港的许广平等一起也转抵东北解放区。随着领导人进入解放区,民进开始了以解放区为根据地的活动阶段。

  10月初,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已在平山县李家庄的周建人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商讨,提出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报送中共中央。文件内容包括: 1.新政协召集问题;2.新政协人选问题;3.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4.新政协准备讨论的事项等。经毛主席修改后,中共中央将该文件草案电发中共东北局高岗、李富春,请他们约集已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等七人就其中诸项问题正式征求意见。10月21日,王绍鏊代表民进出席了由高岗、李富春召集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 (草案)》第一次座谈会。与会同志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的主张,并希望将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尽快组成。23日,王绍鏊出席第二次座谈会,就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组成进行协商讨论。讨论中王绍鏊提出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单位的意见。11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答复,同意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作为新政协的筹备单位。

  10月30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华南分局,将经过与在哈尔滨各民主党派领导讨论修改过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转发他们,并指示将该文件即抄送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进马叙伦等,“并由潘汉年、连贯分请他们或邀请他们一起聚谈,征询他们的意见。”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协商,11月25日,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李德全等,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共同协议。②至此,筹备新政协筹备会的工作大致完成。根据共同协议,民进作为新政协筹备会的组成单位之一,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各项工作,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立即邀请在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1月中旬,在燕大任教的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受在哈尔滨的马叙伦的委请,到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关民主党派的会议。他们同时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邀请,参观访问了华北解放区。在西柏坡,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并与严景耀、雷洁琼作了彻夜长谈,使他们受到巨大鼓舞和教育。

  对于这次会见,雷洁琼在2001年7月21日接受江汉大学特聘研究员马社香访问时回忆说:

  1948年12月,我在燕京大学教书,接到马叙伦从香港寄来的亲笔信,委托我代表民进到西柏坡参加毛主席的一次邀约。当时北平还没有宣布和平解放,我和丈夫严景耀穿着呢子大衣,装扮着探亲离开北平,再经解放军沿途保护到达西柏坡。那年冬天很冷,一到西柏坡到处感到热气腾腾。我们被引到一个大会议室,毛主席和一大排中共领导人站在门口迎接我们,和各方代表握手,周恩来站在旁边一一介绍。晚上中共中央请大家一起吃饭,像老朋友一样边吃边聊,主要谈当前局势以及建立新中国问题。吃饭时,我主要是听大家谈。毛主席几次用目光鼓励我。饭后,大家言犹未尽,仍聚在一起继续谈话,气氛非常热烈。没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分,只有答疑和讨论之别。我向毛主席提出一个问题,美国和苏联都赞同中国“划江而治”,在国际和国内有不少拥护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怎样看“划江而治”的社会基础?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毛主席的话令在场每个人都受到很深刻的教育。

  2月中旬,中共中央特派林伯渠同志到沈阳迎接民主人士入关。行前,周恩来特亲笔给马叙伦、许广平写了信,委请林带交马、许。信的全文如下:

  彝老、景宋两先生:

  得电逾月,尚未作复,不能以忙碌求恕,唯向往之心,则无时或已。兹乘林伯渠同志出关迎迓之便,特致歉忱,并祝康健!

  周恩来 2月14日

  这份信函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进两位领导人的深切关怀和重视。2月下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和民主人士代表聚会北平。26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举行欢迎民主人士大会。马叙伦以民进常务理事身份在欢迎会上讲话。他代表全体民进会员向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国革命的伟大领导者毛泽东主席致敬,同时表示,一、中共领导了各个民主阶层广大的人民群众,并经过他们自身的觉悟,已经团结起来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去进行共同的斗争,所以必然会得到完全的胜利;二、我们到了解放区以后,更相信革命必然成功和革命进展这样迅速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时时只有人民的利益,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要好好学习他们的精神;三、革命要彻底,解放全中国人民,而且还要解放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

  3月14日,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周建人、雷洁琼等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座谈会,座谈北平解放后大学的教育管理问题。

  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进住北平。马叙伦、周建人等与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知名人士一起,到西苑机场热烈欢迎。

  4月3日,毛泽东主席会见各民主党派领袖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谭平山、彭泽民、蔡廷锴、陈其尤等,对国共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情况及今后的方针进行交谈。


  民进举行进入解放区后的第一次正式理事会议

  2月28日,民进在北平举行进入解放区后的第一次正式理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严景耀、雷洁琼等六人。会议举行了三天。马叙伦、许广平两位常务理事首先汇报和总结了自1947年春第五次会员大会以来进行的各项活动和会务情况,接着与会者各自报告到解放区后的见闻与感受,最后研讨了今后工作。会议在讨论今后工作时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全国人民在现阶段一致要求实行的主义,本会同仁当尽力与中共及其他党派在这主义之下,一致努力,促其迅速实现。”会议决定:为加紧会务工作,在平理事每星期开会一次,同时电邀徐伯昕、柯灵、李平心等理事速从香港北上,共商会务。会议还推举马叙伦为民进总发言人,王绍鏊负责总务,许广平负责联络,严景耀负责宣传。以后理事会就如期每周召开会议,讨论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事项及会务工作,直至新中国正式成立。这次会议标志了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民进因环境关系而被迫处于隐蔽、分散状态的阶段业已结束,恢复了正常活动。

  4月20日,蒋介石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渡江战役开始后,革命形势发展异常迅速。为迎接全国解放,及早成立人民民主联合政权,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建工作也加紧进行。4月22日,马叙伦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当局拒绝和平协定的又一罪行,对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表示万分赞同。23日,民进与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声明,竭诚拥护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向全国进军令》,坚决支持人民解放军迅速彻底消灭一切负隅顽抗之反动力量,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

  4月24日,马叙伦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及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祝贺南京解放。5月中旬,毛主席邀请马叙伦等,商谈有关政协筹备、经济建设以及外交、贸易等问题。28日晚,周恩来、林伯渠邀请民进理事座谈,讨论有关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前途问题。6月5日,理事会讨论了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准备提交给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通过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的草案提纲,如政协《共同纲领》《婚姻法》《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等,提出修改意见;同时对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草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式样、图案,也提出了建设性建议。另外,理事会根据民主协商的原则,还多次讨论酝酿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人选。为了推荐确有专长的同志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工作,理事会还对全体会员的专长和志趣进行调查,同时强调,确有成就地位的专家,不属于其他党派而为我们会员所熟知者,也可以负责推荐,这一做法对团结会外群众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举行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林汉达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郑振铎、周建人代表文化界人士,雷洁琼、葛志成代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出席了会议(原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以汤桂芬、陈震中为代表)。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产生民主联合政府,以使我们完成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的伟大历史任务。会议选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马叙伦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之后分各个筹备小组进行工作。马叙伦参加第一小组,拟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王绍鏊、郑振铎、葛志成参加第二小组,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周建人、许广平参加第三小组,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林汉达、雷洁琼参加第四小组,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马叙伦、郑振铎并参加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马叙伦为该组组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的召开,预示光明的新中国即将诞生了。

  ①参见《中国民主促进会在港理事会会议记录》,1948年6月26日及1948年7月10日。

  ②参见《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9月,第20—22页。